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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老龄化说事儿的经济学家们应该感到惭愧，因为老龄化从来都不是问题，而且还是优点。比如大罗天的居民就严重老龄化，平均年龄得几万岁。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老龄化，而是老衰化。

发张我父母的照片，他们同龄，都是76岁。父亲早已退休，但仍有企业找他咨询，而老人家也就继续为家庭创造GDP。我们劝他别那么忙了，可他宁愿忙也不肯闲。

我绝对是他们亲生的，但跟父母都不像，比如头发

至于母亲，在阳台上经营几盆菜园子，每每丰收之际，就成了家里人团聚的好理由。满桌子菜只有一两盘是种出来的，但味道无价，只请不卖。

双亲健在，是我们仍在忙碌的一代人最大的幸福。我每天礼佛时的第一道回向就是祈愿“父母人寿过百、于正法得解脱。”

母亲的小菜园，种了东北的黑天天。他们的儿媳妇是南京人

再过几十年，如果我国人口仍是10亿以上，且平均寿命超过100岁，那就太好了。我希望不到120岁都不算老年人，80岁可以再创业。我想，致力于造福人类的科学家们都会努力延长人类寿命。解放前，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到40岁，现在是79岁，能说是问题变多了吗？

我不说人工智能如何弥补劳动力短缺这回事，不说因为这个原因会让我们的GDP继续保持增长。增长应该从货币换个方向……我将来会谈到。但放在国外，人工智能的确是造成失业的原因，马斯克的无人出租车已经引起抗议了……好吧，同样的问题在我国也存在。但，性质不同。

那么，来谈两件事：1、老年人能否保持强劲的生产力；2、养老问题怎么解决。

第一个问题，老年人当然可以是强劲的生产力——跟自愿与否而不是跟能力绝对相关。如果他愿意像巴菲特、李超人或者伊丽莎白那样就是不退休的话，就可以终生工作。如果我举例不当，只怪多数人把富豪当榜样，且显然忽视了什么。

没错，如何让老年人也能得到工作机会的确是个问题，让老年人保持工作状态是另一个问题。

至于衰老到不能工作的末段人生，那个阶段往往并不长。以我观察，老年人从失去劳动能力到生活不能自理再到死亡，这个过程往往并不长，许多都是几个月甚至几周，而且比例还在提高。反倒是突然死亡的年轻人多了起来，比例也在提高。他们在四十几岁离开，相当于在30几岁步入老年。这才是可怕的老龄化。

第二个问题，养老问题怎么解决。关于这个问题，有一冷一热两种说法。1、冷酷地讲，如何养活自己其实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而是成年人普遍面对的问题。年轻人似乎更难。2、温暖地讲，国家进步，老有所养。如果后者不是奋斗目标，则国家失去正当性。要理解目前国家条件有限，办不到不等于不把老有所养当目标。而老有所养的最好方式，其实仍是个体公民的老有所为。老有所为的前提是：为老年人创造可持续工作的条件，自愿而不是被迫、欢迎而不是排斥。

退休，应该是第二人生的开始。尤其在人工智能崛起的时代。

其实人工智能的最大贡献被许多人误解或忽视了，人工智能恰好是未来的老年人继续工作的绝佳工具。用不了多久，你会发现人工智能的创作者纷纷为老年人设计软件和工具——实际上为自己的未来设计工具。这是防老的必然举措。

更何况，现在的年轻人懒惰起来跟瘫痪在床的老年人没啥区别。大家都是一躺一天，手里都握着一块屏幕。但老年人的经验更多，发给人工智能的指令也更狡猾，年轻人非常吃亏。

没错，我们谈远了。现在的老年人不会同意我说的。活久点就同意了。

可是，那些用人口老龄化来揶揄我国的西方经济学家们，不一样是谈论未来的事吗？他们不看好我们的未来，而他们同样面临老龄化问题。至关重要的是，西方的社会制度完全以市场盈利为基础，其公民的养老问题——包括一切生活福利——越来越没有保障。他们假装看不见，并非常害怕我们做得比他们好。因为我们继续好下去，西方就只有革命一条路了。他们现在仍以攻击共产主义为荣，将来会在惨烈的革命中付出代价。

我们的先辈们以大无畏的巨大牺牲，把我们领上共产主义这条路，要铭记在心、要永不忘记，要对得起他们的牺牲，要发展他们的理论，要实现他们的梦想，要让子子孙孙在幸福跟奋斗的路上生生不息——这不是口号，绝对不是！制度跟文化优势是我们的根本优势，我们已经在这样的优势下创造了奇迹，还将创造更多，包括让老年社会成为骄傲的奇迹。

西方，所谓的西方，在现行制度下——只会创造更多的特朗普、更多的泽连斯基、更多的高市早苗、更多的米莱、更多的卡娅卡拉斯、更多的内塔尼亚胡和更多的爱泼斯坦。也只有那样的社会，才会把老年人当做问题。爱泼斯坦的饭局上，女孩的年龄太小了，那是怎样的邪恶？

离开那个饭局，对老年人感到恐惧的社会同样是邪恶的。

在积极生育的情况下，也能建设富有活力的老龄化社会，是伟大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