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夏天，天热得反常。

我蹲在县城一中的墙角，手里攥着一张成绩单，像攥着一块烧红的铁。336分，离中专线，差11分。

班主任王老师从教室里出来，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也没说。他先前逢人就讲，龙空良是班里最稳的一个。这一回，他难得不开口。

我没敢在镇上多停。扛起铺盖卷，顺着二十里山路往回走。走到日头偏西，两条腿灌了铅。

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蹲着一群纳凉的老人。见了我，都住了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应了一声，低着头过去了。

我听见背后有人叹气。

那张成绩单，我叠了三折，揣在贴身的口袋里。一路上的土，把我的裤腿都染成了黄色。

路上我歇了三回。不是走不动，是心里没底，怕一进家门，就再也抬不起头。

推开家门，娘正在灶台前烧火。她抬起头，看见我手里那张纸，脸上的笑一寸一寸塌下去。

“考了多少？”她问。

我说：“没考上。”

娘没再说话，把火续了续，又去和面。

晚上爹从地里回来，在堂屋里坐了很久，一支烟接着一支烟。他也不看我，也不说话，就是望着院门外那堵土墙。

那一夜，我躺在床上，听见东屋传来爹的咳嗽声，一声连着一声，咳进我心里。

第二天一早，爹把我叫到跟前。

“空良，”他说，“书念到头了。咱们家祖坟上，没长这根苗。”

我说我想复读。

爹把烟掐了，说：“复读要钱。家里的钱，就够你吃一年的粮。”

他说，他已经跟村里的王泥水匠说好了，过两天就送我去拜师。王师傅手艺好，一年能挣不少钱，包吃包住，还能学门真本事。

“庄稼人的娃，”爹说，“学门手艺，饿不死。”

我没吭声。我知道爹是疼我的。他这一辈子，就这么一条理：手上有活，心里不慌。

可我放不下那11分。夜里我翻来覆去，想着那张成绩单，想着王老师那句“最稳的一个”，心里像有把钝刀在割。

第二天晌午，爹就把我领到了王师傅的工地上。他说，先上手学几天，等秋忙过了再正式拜师。

那是我一辈子头一回抡瓦刀。和泥，搬砖，抱着一摞红砖来回走，一天下来，十根手指头磨得起了血泡，胳膊酸得抬不起来。晚上躺在工棚里，我盯着屋顶，怎么也睡不着。

我心想，难道我这辈子，就要这样过下去了吗？

那几天，王师傅待我还算和气，可我心里明白，这条路要是真走下去，我这辈子就撂在这儿了。夜里我听见工友们打鼾，翻来覆去，越想越慌。

第三天清早，爹说那批活紧，让我先去学着上手。我蹲在院里磨蹭，忽然听见村口有人喊：“国兵回来了！”

我手一抖，手里的斧头差点砸在脚上。

小叔龙国兵，是我爹的亲弟弟，比我爹小六岁，比我只大九岁。他常年在外头帮人盖楼，是个泥水匠。

可我们全村人都知道，小叔当年是念过书的。我爷爷那辈，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只能供得起一个娃读书。爷爷做主，把这唯一的机会给了老二。小叔聪明，念完了初中，眼看还能往上走，正赶上爷爷去世、奶奶病倒，家里塌了半边天。小叔把书本一撂，回来跟人学了泥水匠，挣钱给家里还债，也帮着爹娶了娘。

这一撂，就是十几年。他手上的茧子，比瓦刀还硬。

所以村里人都说，小叔这辈子，最恨两个字：可惜。

小叔是骑着那辆二八大杠进村的。风尘仆仆，车后座绑着个帆布包。他一进院门，看见我在院里，先是一愣，然后咧开嘴笑：“空良，高考咋样？”

我低下头，没敢接话。

娘从屋里出来，喊了声“他叔”，眼圈就红了。

小叔脸上的笑，慢慢收了。

他走进堂屋，看见我爹，开口就问：“哥，空良考得咋样？”

爹闷着头抽烟，半晌才说：“没考上。差11分。”

“那咋整？”小叔问。

“送去跟王泥水匠学手艺。”爹说，“庄稼人的娃，学门手艺，饿不死。”

小叔没接话。他站在堂屋当中，忽然把手里那顶草帽狠狠摔在地上。

“龙守成！”他吼，“你说啥？”

这一声吼，把我娘吓得一哆嗦。

爹也站了起来：“我说，送他去学手艺！”

“学手艺？”小叔一步跨到爹跟前，指着自己的手，“我手上这层皮，你瞧见没有？我从十六岁抡瓦刀，抡了十几年，盖了一村的房子，可我自己住的那间土坯房，到现在还漏雨！你倒好，想让空良再走我这条路！”

爹被噎住了，嘴张了张，又闭上。

“他是读书的料！”小叔指着我，“王老师都说了，他是班里最稳的！就差11分！你再让他读一年，明年肯定能上！”

爹的火气也上来了：“说得轻巧！复读不要钱啊？你一个光棍，哪来的钱？家里连口粮都紧！”

“钱我出！”小叔一拍桌子，“我出了十几年力气，攒了点钱，正好派上用场！”

“你出？”爹冷笑，“你出了，你就不娶媳妇了？”

这一句话，戳中了小叔的肺管子。

小叔三十五了，还没成家。这些年，他挣的钱，大多都贴补了这个家。

小叔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他瞪着爹，胸口一起一伏，忽然冲上去，一把攥住爹的领口。

“龙守成！”他嘶声喊，“当年要不是为了这个家，我早把书读出来了！我把我那本书，当是你替我读完的！如今空良能读了，你却要断他的路！你对得起谁？”

爹也红了眼，两个人就在堂屋里扭打起来。椅子倒了，搪瓷缸子从桌上滚下来，“咣当”摔在地上。

娘吓得直哭，扑上去拉架：“他叔！他叔！你别打你哥！”

奶奶也从里屋颤巍巍地出来，拄着拐杖，一边咳一边骂：“都给我住手！你们是亲兄弟，为一个娃，打什么？”

两个人谁也不肯先松手。爹的嘴角破了皮，小叔的胳膊上划了道血口子。

最后是小叔先退的。他松开爹，后退两步，喘着粗气，用袖子一抹脸上的汗。

“哥，”他说，声音忽然哑了，“我不是要跟你争。我是……我是不想让空良，再吃我这碗饭。”

他转过身，从帆布包里掏出个蓝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沓整整齐齐的票子。

“这是六百块，”他说，“够他复读一年，连吃带住。你收下，别拦他。”

爹盯着那沓钱，没说话。

小叔把钱往桌上一放，又看了我一眼，转身走了出去。到了院门口，他忽然又站住，没回头，说了一句：

“空良，给叔争口气。”

我望着他的背影，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那天夜里，奶奶坐在我床边，跟我讲起小叔辍学那天的光景。她说，小叔把书包往桌上一放，说“不念了”，转身就走。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那本书，眼泪就下来了。

“你叔那本书，”奶奶说，“念了半辈子，一直揣在心上。他这是把没念成的那份，都押在你身上了。”

那一架之后，爹好几天没跟小叔说话。可那六百块钱，他一直收着，没动。

娘背地里跟我说：“你叔这辈子苦，你可得好好读。”

过了几天，小叔骑着二八大杠来接我，把我送到县城一中的复读班。他跑前跑后，替我把铺盖铺好，又塞给我三十块钱，说是零花。

“半个月来看你一趟，”他说，“缺啥跟叔说。”

我点头。他拍拍我的肩，转身走了。走到门口，又回头看我一眼，那眼神里，有我说不清的东西。

复读的日子，苦得像嚼黄连。

每天天不亮起床，背单词，做题，晚上学到灯油尽了才睡。我底子还行，可复读班的进度快，老师讲的东西，我总有跟不上趟的地方。

有时候半夜躺在床上，我会想起小叔那句话：“给叔争口气。”想起他那双满是茧子的手，想起他摔在桌上的六百块钱。

我不敢松劲。我一松，就对不起那六百块，对不起那一架。

那一年，小叔隔半个月就来一趟。有时给我捎几个鸡蛋，有时带一包饼干。他不多说话，就问我吃得惯不惯，钱够不够。

有一次，我见他手上新添了一道口子，问他怎么了。他笑了笑，说：“盖楼，砸了下。”又把话题岔开。

我知道，他是拿命在供我读书。

那年冬天，我生了一场病。烧得昏昏沉沉，躺在床上，脑子里乱糟糟的。刘建国替我打了饭，我扒了两口就放下了。

我怕。我怕再考不上，怕那六百块打了水漂，怕小叔那句话说出口，再收不回去。

小叔那回来看我，见我不对劲，什么也没问。他坐了一会儿，忽然从怀里掏出个纸包，里面是几只煮鸡蛋，还带着体温。

“叔没念成书，”他说，“可叔知道你累。累了就歇歇，别把自己熬垮了。钱的事，你别操心，有叔呢。”

他把鸡蛋塞到我手里，就走了。我攥着那几只鸡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那一晚，我把鸡蛋吃了，又坐回灯下，把卷子一张张重新做。我知道，我不能倒。

有一回，刘建国跟我说，校门口有个庄稼汉模样的人，蹲了半天，往传达室放了个包袱就走了。我去看，里面是一双新布鞋，还有几张皱巴巴的票子，压着一张纸条，写着一行歪歪扭扭的字：空良，好好读。没落款。

我知道那是爹。他嘴上不说，心里一直记着。

我穿上那双布鞋，走路都轻快了些。

同桌叫刘建国，跟我一样是复读的。他比我乐观，总说：“空良，你信不信，明年咱俩都能上。”

我说：“上哪儿？”

他说：“大学。师范也行。反正得走出这穷山沟。”

那时候，师范学校不要学费，还管饭，毕业了包分配。对我们这样的庄稼娃来说，那已经是最好的出路了。

我跟刘建国约定，谁先考上，谁请客吃一碗肉丝面。

1986年7月，我第二次走进考场。

考试那两天，我睡得很少。我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次了。考场外，我看见好多家长蹲在树荫底下等，有的还提着饭菜。我谁也没让来。小叔在镇上有活，我不让他耽误工。

可我知道，他嘴上没来，心里一定在等我。

考完最后一科，我走出教室，太阳白花花地晃眼。我站在操场上，忽然觉得，这两年的苦，好像一下子都值了。

放榜那天，是刘建国先看见的成绩单。他举着纸冲过来，跑得鞋都掉了，一边跑一边喊：“空良！340！你上了！340！”

我一把抢过成绩单，看了三遍，才敢相信自己考了340分，过了中专线，也过了师范线。

我蹲在地上，把脸埋在纸里，哭了。

我不敢让眼泪弄脏那张纸，那是我从泥里挣出来的一张纸。

刘建国也考上了。我们俩站在操场上，谁也没说话，就那么笑了半天。后来他真请我吃了一碗肉丝面，我吃得连汤都没剩。

回村那天，村里炸了锅。我还没走到村口，就听见敲锣打鼓的声音。全村的父老乡亲都站在老槐树下，有人放起了鞭炮。

锣鼓声震得老槐树上的叶子直颤。我走在人群中间，被人推着、拉着，笑也不是，哭也不是。

娘站在人群前头，笑得合不拢嘴。爹站在她身边，嘴抿得紧紧的，可眼角是湿的。

我一眼就看见小叔。他站在人群后头，没上前，就那么看着我，眼睛亮得像要发光。

我挤过人群，走到他跟前，喊了一声：“叔。”

小叔应了一声，别过头去，用袖子狠狠擦了一把眼睛。

“好小子，”他说，“争气。”

我考上了县师范。学费全免，还发生活费。

开学那天，爹破天荒地说要送我。他背着手走在前面，忽然说：“空良，你叔那六百块，爹一直替你记着账。”

我说：“我知道。”

“他这辈子不容易，”爹顿了顿，“往后你有出息了，别忘了你叔。”

我说：“忘不了。”

师范三年，我读书格外用功。我知道，我肩上担着两个人的书：一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是我小叔没能读成的那本。

毕业那年，我分到了镇上的小学，当了老师。

第一个月的工资，我没敢乱花。我托人从县城扯了一块呢子布料，请村里的裁缝给小叔做了一件大衣。

我把大衣送到小叔家。小叔站在门口，摸着那件料子，手抖了抖。

“你这娃，”他说，“花这钱干啥？”

我笑：“叔，你供我读了两年书，我给你做件衣裳，算啥？”

小叔把大衣穿上，站在院里，转了个圈，像个孩子。忽然他又把大衣脱下来，叠得整整齐齐，说：“留着，等过年穿。”

我鼻子一酸。

往后的日子，我慢慢站稳了脚跟。娶了妻，成了家，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可我心里，一直记着一件事。

小叔当了一辈子泥水匠，给人盖了一辈子房。可他自己，到五十岁，还住在那间漏雨的土坯房里。

那年春天，我做了个决定。我拿出攒了几年的钱，又借了些，要给小叔翻盖一栋平房。

小叔听说后，说什么也不同意。他说：“你刚成家，哪来的闲钱？留着给孩子念书！”

我说：“叔，你盖了一辈子房，总得让自己住回新屋。”

他拗不过我，最后还是点了头。

盖房那阵子，小叔比谁都上心。他天天蹲在工地上，指指点点，说这砖怎么垒，那梁怎么上。我笑他：“叔，你都当师傅了，还亲自上手？”

他说：“这是我自己的房。”

那阵子，小叔整个人都年轻了不少。他给新房砌了个小院子，又在大门口种了两棵桂花树，说是等孙子大了，好乘凉。

我说：“叔，你连孙子都想好了？”

他咧嘴一笑：“咋不能想？你这娃都出息了，咱家往后，该越过越旺。”

房子落成那天，是个晴天。小叔站在新屋前，手背在身后，看了很久，没说话。

我走过去，跟他并排站着。

“叔，”我说，“你还记不记得，那年你跟我爹干的那一架？”

小叔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咋不记得。”他说，“你爹那倔驴，我打了他一顿，他也打了我一顿。”

“值不值？”我问。

小叔望着那栋新屋，又望着村口的老槐树，半晌，才轻轻地说：

“值。”

“那一架，把咱家一个念书人，从泥里拉出来了。你说值不值？”

我没接话。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风。

秋天的时候，老槐树开了花。小叔说，等槐花开透，摘下来，摊成煎饼，给我娘尝尝。

他站在树下，仰着头，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

多年以后，我也到了小叔当年那个年纪，站在讲台上，望着台下一个个低头读书的娃，总想起那年夏天的自己。

有时候，我也跟学生讲，人生里总会有一个人，愿意在你最难的时候，替你摔那一跤。你们要记得，也要学着去做那样的人。

我望着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那个骑二八大杠进村的小叔，那个把钱摔在桌上、红着眼睛跟我爹干架的小叔。

这一辈子，有个人愿意替你扛、替你争、替你赌上他攒了十几年的钱——这样的人，我碰上一个，就够了。

风吹过来，槐花落了我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