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拔掉氧气管？"

医生这句轻声的问话，在2000年夏威夷那个清晨的加护病房里，仿佛有千斤重。张学良坐在轮椅上，沉默良久，最终轻轻点了点头。

你猜，那一刻他心里在想什么？是无奈接受，还是某种解脱？抑或，这是他和她之间，外人永远无法理解的默契？

病房里，呼吸机依旧发出规律的声响，只是那个躺在病床上的人，已经等不到天亮了。赵一荻的眼睛睁着，看着陪伴了她七十二年的男人，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她被岁月折磨得不成样子——红斑狼疮、切掉半边肺、骨折后遗症，晚年连呼吸都像拉风箱一样艰难。

实话说，我本来想写她是怎么一步步走到这步的，但后来发现，真正让人心碎的，可能是那碗没喝成的粥。

6月7日晚上，88岁的她不想吵醒看护人员，摸黑去厨房煮粥。结果脚下一滑，整个人就垮了。这让我想起她年轻时的那股倔强：宁可自己硬撑，也不愿麻烦别人。被幽禁在贵州阳明洞时，张学良的伙食被特务克扣，她养鸡种菜，攒鸡蛋给他补充营养，自己啃红薯。这么看来，那碗没喝成的粥，简直成了她一生的隐喻——总是把最好的留给别人，自己默默承受。

话说回来，张学良那个点头，真的只是无奈吗？我总觉得，这里头藏着只有他俩才懂的密码。1990年刚解除幽禁时，赵一荻写过一句话："为什么才愿意舍弃自己？就是因为爱，才愿意舍弃生命"。她年轻时舍弃了父女关系、舍弃了自由，到老了连一口气都舍得。

那张学良呢？1940年收到一封电报，他从香港赶往贵州陪伴被囚禁的她。之后他念叨了一辈子："我亏欠她太多"。所以当医生让他做决定时，他想的或许不是放弃，而是放开手。就像当年她为了他放弃幼子，如今他替她斩断痛苦的绳索。这对恋人，连告别都带着宿命的对称——1929年赵四小姐从天津私奔，她父亲在《大公报》连登五天声明："四女绮霞，近日被自由平等所迷惑，竟然做出私奔……从此以后一概不再负责"。这断绝关系的启事，不也是一种"拔管"？七十一年后，轮到他亲手切断最后一丝生机。

坦白讲，我一开始以为这是决裂，后来才明白，这更像是一种成就。拔管后，医生给注射了镇静剂，赵一荻入睡了，张学良一直握着她的右手，直到脉搏停止两小时后才被劝离。之后侄孙赵允辛回忆，少帅回到公寓还习惯性嘟囔："太太在睡觉，不要吵醒她"。这场景，像极了1936年西安事变后，她被送往香港前在上海空宅等待——那时她不知道他能否存活，如今他不知道她何时会苏醒。只是这一次，没有下一趟船了。

讽刺的是，他们一生被政治、战争、幽禁折腾，最后却要靠医疗程序来告别。

回头想想，这选择早有伏笔。1964年台北"兰花婚礼"上，牧师问"不管是生病还是健康，会不会不离弃"，张学良回答"我愿意"，手却在颤抖。那枚兰花戒指戴到赵一荻手指上时，她的眼泪落在他手背上。

三十六年都熬过来了，却要在能自由的时候，学习如何说再见。

葬礼上，赵一荻穿着红色绣花上衣，胸口别着珍珠针，身下垫着侄孙从北京机场匆匆买来的锦缎被面。棺木落入神殿谷墓穴时，张学良盯着墓碑空白处发呆。后来碑文刻的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是他们常读的《约翰福音》里的话。墓室旁的空位，五年后他也躺了进去。

你说，这是不是一种永恒的陪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