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二年（1057 年）的汴京贡院，春风拂过窗棂，吹动着案上堆积如山的试卷。欧阳修手持朱笔，目光落在一篇文风质朴、说理透彻的文章上，不禁击节赞叹：“此子他日必名动天下！” 这位五十四岁的主考官，鬓角已染霜华，却难掩眼中的兴奋。他或许未曾想到，这场以 “革除浮艳文风” 为宗旨的科举考试，不仅选拔出苏轼、苏辙、曾巩等文坛巨匠，更彻底扭转了北宋文风的走向。从夷陵谪居的青年才俊到执掌文坛的一代宗师，从《醉翁亭记》的闲情雅致到《新五代史》的笔削春秋，欧阳修以 “文以载道” 的信念，在北宋中期的文坛与政坛掀起了一场深刻的革新，他的文字如星辰般照亮了宋代文学的天空，更以 “宽简为政” 的理念，在为官一任的土地上留下了民生温度。
寒门苦读：从庐陵少年到汴京进士
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 年），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的一个小吏家庭，欧阳修降生时，父亲欧阳观正在泰州军事推官任上。作为家中独子，欧阳修自幼便展现出对文字的敏感，四岁时母亲郑氏便以荻杆画地教他写字，他总能过目不忘。然而好景不长，欧阳修四岁丧父，母亲带着他投奔随州的叔父欧阳晔。
叔父家境并不富裕，却为欧阳修提供了读书的机会。少年欧阳修常常借书苦读，遇到精彩段落便手抄背诵，有时甚至彻夜不眠。有次他从邻家借来《昌黎先生文集》，被韩愈文风的雄健质朴深深吸引，反复研读后对母亲说：“文章当如此作，方能传之久远。” 这段寒门苦读的经历，不仅磨练了他的意志，更奠定了他日后推崇古文的文学主张。
天圣七年（1029 年），二十二岁的欧阳修来到汴京参加科举，因文章不合时文规范而落第。但他并未气馁，师从翰林学士胥偃，潜心钻研古文写作，次年再次应试，终于考中进士，授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充任西京（洛阳）留守推官。赴任途中，他路过洛阳龙门，望着伊水汤汤，写下 “龙门一何高，烟雨朝夕昏” 的诗句，抒发对未来的憧憬。
在洛阳的三年，是欧阳修文学创作的萌芽期。他与梅尧臣、尹洙等文人结为好友，时常聚在一起探讨诗文，抨击当时盛行的 “西昆体” 浮艳文风。他主张 “文章应明道致用，平易畅达”，并开始尝试用古文写作。这段时期的《洛阳牡丹记》，以平实的语言记录牡丹品种与栽培技术，开创了宋代笔记文的新范式，展现出迥异于时文的清新风格。
初入仕途：谏官任上的 “直言之风”
景祐元年（1034 年），欧阳修被召回汴京，任馆阁校勘，负责整理皇家典籍。他利用工作之便，广泛阅读历代文献，尤其注重对韩愈、柳宗元文集的整理研究，为后来的古文运动积累了理论基础。
当时宋仁宗初亲政，朝政被吕夷简等老臣把持，吏治腐败。欧阳修目睹此景，与范仲淹、余靖等官员联名上书，请求改革弊政。景祐三年（1036 年），范仲淹因弹劾吕夷简被贬，欧阳修挺身而出，写下《与高司谏书》，斥责高若讷身为谏官却不敢为范仲淹辩护，文中 “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 的怒斥，掷地有声，震动朝野。然而此举触怒了吕夷简，欧阳修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夷陵地处偏远，生活艰苦，但欧阳修并未消沉。他在县衙整理旧案时，发现许多冤案错案，便逐一重审，为百姓平反。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小邑荒僻，然民淳事简，吾得以潜心治政，亦一幸也。” 在夷陵的四年，他写下《夷陵县至喜堂记》等文章，记录治政心得，文风也愈发质朴沉郁。
康定元年（1040 年），欧阳修被召回汴京，任知谏院。重回朝堂的他，不改直言本色，针对 “三冗” 问题多次上书，提出 “减冗官、强边防、重农桑” 等改革建议。庆历三年（1043 年），范仲淹推行 “庆历新政”，欧阳修积极支持，写下《朋党论》驳斥保守派的攻击，文中 “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 的论述，成为后世评价朋党的经典之语。
新政失败后，欧阳修再次被贬，外放滁州（今安徽滁州）知州。在滁州的两年，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滁州虽偏远，但民风淳朴，欧阳修在这里兴修水利、减免赋税，与百姓同乐。庆历六年（1046 年），他在滁州西南的琅琊山修建醉翁亭，写下千古名篇《醉翁亭记》。文中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的名句，看似抒发闲情逸致，实则蕴含着 “与民同乐” 的为政理念。文章写成后，滁州百姓争相传诵，连契丹使者也求抄本带回，可见其影响力。
文坛革新：古文运动的 “擎旗者”
皇祐元年（1049 年），欧阳修被召回汴京，历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此时的他，已成为文坛公认的领袖人物，开始有计划地推动古文运动，扭转浮艳文风。
他首先从科举入手，担任贡举主考官时，坚决排斥 “险怪奇涩” 的 “太学体” 文章，提拔文风质朴、说理明晰的考生。嘉祐二年（1057 年）的科举考试中，他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一批青年才俊，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力量。苏轼在试卷中写下《刑赏忠厚之至论》，欧阳修误以为是弟子曾巩所作，为避嫌将其列为第二，事后得知真相，不禁感叹：“老夫当避此人出一头地。” 这种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胸襟，为古文运动注入了新鲜血液。
在文学理论上，欧阳修提出 “文以载道” 的主张，强调文章应承载道德教化功能，反对为文而文。他在《答吴充秀才书》中写道：“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 认为道德修养是文章的根本，只有心怀正道，才能写出传世之作。同时他也重视文章的艺术性，主张 “简而有法”，既要求语言简洁，又要有章法结构，反对晦涩难懂。
欧阳修的文学创作实践了他的理论主张。他的散文题材广泛，既有《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序》等议论精辟的政论文章，也有《醉翁亭记》《秋声赋》等情景交融的抒情之作。《秋声赋》以 “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 的细腻描写，将秋声与人生感悟相结合，开创了宋代文赋的新境界。他的诗歌也独具特色，《戏答元珍》中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 的诗句，以平实语言抒发谪居情怀，体现了 “以文为诗” 的宋诗特色。
除了创作，欧阳修还致力于文献整理与史学研究。他主持编纂《新唐书》，独立撰写《新五代史》，在史书中寄托褒贬善恶的史学思想。《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中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的论断，既是对历史的总结，也是对时人的警示。他还整理了《昌黎先生文集》，为韩愈文集的流传做出重要贡献，为古文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宽简为政：地方治理中的民生温度
欧阳修不仅是文坛领袖，更是一位体恤民情的良吏。他一生多次外放地方，每到一处都以 “宽简” 为治政理念，注重民生疾苦，深得百姓爱戴。
在滁州任上，他发现当地百姓因赋税繁重而流离失所，便上书朝廷请求减免赋税，并组织百姓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他还重修滁州城，疏浚护城河，改善城市防御和卫生条件。闲暇时，他常到乡间走访，与农夫交谈，了解他们的需求。《醉翁亭记》中 “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 的描写，正是滁州百姓安居乐业的真实写照。
至和元年（1054 年），欧阳修任扬州知州。扬州是江南重镇，此前历任知州多铺张浪费，加重百姓负担。欧阳修到任后，下令废除不必要的迎送仪式，削减官府开支，将节省的钱财用于赈济贫困百姓。他还修复了扬州的平山堂，作为文人雅集之地，写下 “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 的诗句，既展现了扬州的美景，也寄托了与民同乐的情怀。
熙宁元年（1068 年），欧阳修以兵部尚书知青州（今山东青州）。当时青州遭遇旱灾，百姓生活困苦，一些官吏却趁机盘剥。欧阳修一方面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另一方面严厉打击贪官污吏，整顿吏治。他还组织百姓兴修水利，修建水库，解决灌溉问题。在青州的两年，他写下《青州书事》等诗，记录赈灾过程和百姓疾苦，字里行间充满对民生的关怀。
欧阳修的治政理念是 “宽简”，但并非放任不管。他认为 “宽者，不为苛急；简者，不为繁碎”，主张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让百姓能够安心生产生活。在他的治理下，所到之处社会秩序井然，百姓安居乐业，留下了 “欧阳太守，民之父母” 的美誉。
晚年著述：历经风雨后的从容淡定
熙宁四年（1071 年），欧阳修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请求退休，得到宋神宗批准，退居颍州（今安徽阜阳）。颍州是他早年任职过的地方，风景优美，他在这里购置田宅，过上了隐居生活。
晚年的欧阳修，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文学创作和文献整理中。他整理自己的诗文，编成《欧阳文忠公集》，收录诗、文、词等作品数千篇。他还撰写了《归田录》，记录朝廷旧事和文人轶事，语言生动风趣，展现出平和从容的心态。其中记载的 “卖油翁” 的故事，通过卖油翁 “无他，惟手熟尔” 的朴素道理，阐明了 “熟能生巧” 的人生哲理，至今仍广为流传。
在颍州的日子里，欧阳修时常与友人泛舟颍河，饮酒赋诗，享受晚年的闲适生活。他写下《采桑子》十首，描绘颍州西湖的美景，其中 “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 的词句，清新明快，充满生活情趣，开创了宋代豪放词之外的婉约词风。
尽管退居林下，欧阳修仍关心国事和文坛后辈。苏轼、苏辙等弟子常来颍州探望，他与他们探讨诗文，指点创作，毫无保留地传授自己的经验。当他看到苏轼的《凌虚台记》时，赞叹道：“吾老矣，当避此人出一头地。” 这种对后辈的提携和赏识，让古文运动的火种得以延续。
熙宁五年（1072 年）闰七月，欧阳修在颍州病逝，享年六十六岁。宋神宗闻讯后，辍朝一日，追赠他为太子太师，谥号 “文忠”。他的灵柩从颍州运回庐陵安葬时，沿途百姓自发相送，许多文人墨客也纷纷写下挽诗，缅怀这位文坛巨匠。
千年文韵：欧阳修的历史影响与精神遗产
欧阳修的一生，在文坛和政坛都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在文学上，他领导的古文运动彻底扭转了北宋文风，确立了古文在宋代文学中的主导地位，为后世散文创作树立了典范。他提出的 “文以载道”“简而有法” 等文学主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苏轼、王安石、曾巩等都深受其影响，形成了宋代文学 “平易畅达” 的特色。
在史学上，欧阳修主持编纂的《新唐书》和独立撰写的《新五代史》，是研究唐五代历史的重要文献。他的史学思想注重褒贬善恶，强调历史的借鉴意义，对后世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政治上，欧阳修以直言敢谏著称，始终坚守 “以民为本” 的为政理念，他的 “宽简” 治政风格，为后世地方治理提供了借鉴。他在庆历新政中的表现，展现了士大夫的担当精神，成为宋代士大夫 “以天下为己任” 的典范。
欧阳修的文学成就和人格魅力，赢得了后世的高度评价。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叙》中评价他：“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高度概括了他在各方面的成就。南宋思想家朱熹说：“欧阳公作文章，初亦只学温庭筠、李商隐之徒，后读韩文，方悟其为文之法，遂脱然不惑。” 肯定了他在古文运动中的转变和贡献。
欧阳修的故事，在民间也广为流传。他 “画荻教子” 的典故，成为家庭教育的典范；他提携后辈的胸襟，被传为佳话；他的《醉翁亭记》《秋声赋》等作品，被选入历代教科书，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
如今，在江西吉安的欧阳修故里，仍保留着他的故居和祠堂，每年都有无数文人墨客前来缅怀这位文坛巨匠。在安徽滁州的醉翁亭，游客们仍能感受到 “与民同乐” 的情怀；在颍州西湖，人们仍能品味到 “轻舟短棹西湖好” 的诗意。
欧阳修的精神遗产，不仅是他的文学作品和史学著作，更在于他 “文以载道” 的文学追求，“宽简为政” 的治政理念，以及 “奖掖后进” 的胸襟气度。他用一生践行了宋代士大夫的理想人格，成为后世文人敬仰的榜样。正如他在《祭石曼卿文》中所写：“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其同乎万物生死，而复归于无物者，暂聚之形；不与万物共尽，而卓然其不朽者，后世之名。” 欧阳修的名字，将如他所期望的那样，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不朽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