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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5岁走丢,20年后饭桌上一句方言,我筷子掉在地上

那杯酒我本来不想喝。
客户姓周,五十出头,肚子把衬衫扣子撑得发亮,从坐下就一直在说他的厂子、他的渠道、他当年怎么从一间门面做到现在。我陪着笑,陪着点头,偶尔递根烟,偶尔把茶往他面前推一推。桌上五个人,只有我一个是从公司过来的,另外三个都是他那边的人,不是副总就是主任,话头全往他一个人身上凑。
我累。
不是身体累,是那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累。这二十年,我好像一直在陪人吃饭,陪人喝酒,陪人把一句简单的话绕成十句说。年轻的时候觉得这是本事,现在只觉得嘴里发苦,脸上还得挂着。
周总又举起杯子,说这次合作要是成了,以后就是一家人。我赶紧站起来,把杯子压得比他低半寸,一口干了。喉咙里辣得发紧,胃里跟着抽了一下。我笑着坐下,夹了一筷子凉菜,没怎么嚼就往下咽。
服务员进来添茶。
是个年轻女人,穿着酒店统一的深色工作服,头发盘在脑后,脸上没什么表情。她先给周总倒,再给旁边的人倒,轮到我这儿,茶壶嘴轻轻一斜。
“先生,您慢用。”
就这一句。
我筷子掉在地上了。
不是手滑。是那个声音,那五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带着一股我二十年没在城里听过的尾音。很轻,很窄,像从很远的地方被风卷过来,一下子撞在我耳朵里。
我老家的话。
不是整个省都有的那种口音,是我们那个县,再往底下走,一个乡里才那么说。“慢用”的“用”字,不往上扬,反而往下一沉,像在喉咙里转了个弯。
我盯着她看。
她没看我,倒完茶就往后退了两步,站在墙边。脸上的表情还是那样,不笑,也不多话。灯光打在她右边额角,头发往后梳得紧,露出一小块皮肤。
周总还在说。旁边的人还在应。我什么都听不见了。
我脑子里嗡嗡响,像有人在我耳朵边上放了一台老式电视机,全是雪花声。我弯下腰去捡筷子,手按在地上,凉得我一激灵。捡起来,拿纸巾擦了两下,又放下。
“怎么了,李经理?”周总看了我一眼。
“没事,胃有点不舒服。”
“那少喝点,别硬撑。”
我点点头,把杯子里的酒喝完,又给自己倒了半杯。不是想喝,是得让手有点事做。我端着杯子,眼睛往墙边扫。
她还站在那儿。
我这才看清她的脸。不施粉,皮肤不白,眉眼很淡,鼻子跟我母亲年轻时候一样,有点塌。嘴唇薄,嘴角往下压着,像总在忍什么。
我心跳得厉害。
不是激动,是慌。
二十年前,我妹妹五岁。那天是镇上的集,人挤人,母亲牵着妹妹去买布,我跟着父亲在街口看人修自行车。后来母亲一个人跑回来,脸白得像纸,嘴唇哆嗦着说,娃不见了。
我那时候十一岁。
我记得父亲当时把手里的烟往地上一摔,一句话没说就往集上跑。我跟着跑,鞋带散了,踩在泥里,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血顺着小腿往下流。我没敢哭,爬起来接着跑。
集上全是人。卖菜的,卖布的,卖糖葫芦的。喇叭里在放歌,有人吵架,有人笑。我站在人群中间,转着圈看,一张脸一张脸地看,就是没有我妹妹。
天黑了,集散了,地上全是烂菜叶和塑料袋。父亲蹲在街边,抱着头,一句话不说。母亲坐在派出所门口的台阶上,眼睛直直地盯着路,谁拉都不起来。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在镇上过了一夜。我睡在派出所的长椅上,迷迷糊糊听见母亲哭,父亲叹气。第二天一早,亲戚都来了,分了几个方向去找。
没找到。
从那以后,我家就散了。
母亲先垮的。她整天坐在门口,看见有小孩从门前过,就站起来看,看半天又坐下。有时候半夜起来,说听见妹妹在哭,要出去找。父亲拦她,她就打他,又哭又闹,说都是她没看好,都是她的错。
父亲一开始还到处跑,去县城,去市里,去更远的地方。每回出去都带着妹妹的照片,回来的时候眼睛是空的。后来不跑了,开始天天去工地上干活。我那时候不懂,以为他不想找了,心里恨他。后来才知道,家里没钱了,再不干活,连我读书都供不起。
我十二岁那年,被送到舅舅家住了一年。那一年我很少说话,也不跟人玩。舅舅家的表哥比我大两岁,有回骂我是没家的人,我跟他打了一架,把人家玻璃砸了。舅舅没骂我,只是叹了口气,说,你爸不容易。
我不懂。我只知道,我妹妹没了,我妈疯了,我爸不要我了。
后来我慢慢长大,读书,考学,出来工作。我很少回家。不是不想,是不敢。一回去,母亲就拉着我问,有没有你妹妹的消息。我说没有。她就哦一声,转身去厨房,半天不出来。
父亲老了。背驼了,头发白了一大半。他从来不问我这些,只是在我走的时候,往我包里塞钱。我说不要,他就说,拿着,外面用钱的地方多。
我拿着。每次都拿着。
这些年,我拼命工作,拼命挣钱,好像只要我把日子过好了,家里那些烂掉的事就能盖住。我结了婚,有了孩子,在城里买了房,每个月给父母打钱。亲戚都说我有出息,说老李家总算熬出来了。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从来没熬出来过。
我每天晚上闭上眼睛,有时候还能看见那个集。人挤人,喇叭响,我妹妹穿着一件红底白点的衣服,扎着两个小辫,跟在我母亲后面。她回头看了我一眼,笑了一下。
然后就不见了。
我找了她二十年。不是用脚找,是用心里那点不肯松手的劲找。我总想,要是哪天我碰见她了,我一眼就能认出来。
可现在她就站在我面前三米远的地方,我连头都不敢抬。
我怕。
怕她不是。更怕她是。
如果是她,我该怎么开口?说我是你哥?说你走丢以后咱家全完了?说妈到现在都没好,爸的腰已经直不起来了?还是问她,这二十年,你在哪儿,过得好不好,有没有人欺负你?
我一句都说不出来。
周总还在说话,声音很大,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我听见他说,李经理,这事你回去再跟你们老板商量商量,我这边没问题。我点头,说好,好。
女服务员又过来了,这次是上菜。她端着一盘鱼,从我身边过去。我闻到她身上有一点很淡的油烟味,混着酒店里那种廉价的空气清新剂。
她放下菜,转身要走。
我张了张嘴,嗓子像被什么堵住了。
“你是哪里人?”
我没问出来。
我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酒很辣,呛得我眼泪差点出来。我咳嗽了两声,用手背擦了一下嘴。
周总看了我一眼,说,李经理今天状态不对啊。
我笑了笑,说,昨晚没睡好。
“那今晚早点回去休息。”
“没事,陪您喝好。”
我又倒了一杯。
我不能走。这单子要是黄了,我回去没法交代。可我也不能再看她。每看一眼,我心里那根绷了二十年的弦就紧一分,再紧下去,我怕它会断。
我假装喝多了,身子往椅背上一靠,手按着额头,眼睛从指缝里往外看。
她还站在墙边,低着头,不知道在看什么。
她的右耳后面,有一小块头发没别住,垂下来一缕。我盯着那缕头发看,心里突然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
我妹妹右耳后面,有一颗小痣。
很小,像针尖扎的。小时候我母亲给她梳头,总要把那缕头发别上去,说,这痣长得好,以后不会丢。
后来她丢了。
我闭上眼睛,不敢再看。
我怕那颗痣真的在。我怕我妹妹真的回来了,就站在我面前,端茶倒水,伺候一桌子不认识的人。
我更怕她看见我。
怕她认出我,又怕她认不出我。
那一刻,我做了个决定。
我不能在这儿认她。不能当着周总的面,不能当着这些外人的面,不能让她在端盘子的地方,突然被一个二十年没见的哥哥拦住。
我得先走。
我撑着桌子站起来,说,周总,实在不好意思,胃疼得厉害,我先去趟洗手间。
周总摆摆手,说,去吧去吧。
我往门口走。经过她身边的时候,我脚步顿了一下。
她往旁边让了让。
我没看她。
我拉开门,走到走廊上。身后传来周总的声音,说,李经理今天真不行了。
门在身后关上。
我靠在墙上,大口喘气。
走廊里很静,只有远处传菜间里碗碟碰撞的声音。我抬起手,看着自己的手指在抖。
二十年了。
我妹妹可能就在这扇门后面。
而我,连回头再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我在走廊上站了不知道多久。
包间里的笑声一阵一阵传出来,隔着一扇门,像两个世界。我摸出烟,点了好几次才点着。火机的火苗晃得厉害,我手也抖得厉害。
烟抽到一半,我突然反应过来——我不能就这么走了。我要是走了,万一她真的是我妹妹,我上哪儿再找她去?二十年了,我找了二十年,好不容易碰见一个像的,我怎么能因为害怕,就再让她从眼皮子底下溜走?
我把烟掐了,往洗手间走。冷水泼在脸上,凉得我一哆嗦。我抬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眼睛红的,脸也红的,头发乱蓬蓬的,像个刚从梦里吓醒的人。
我对镜子里的人说,你冷静点。
先确认。先弄清楚她是谁,多大年纪,哪里人,耳朵后面有没有那颗痣。确认了再说别的。
可我怎么确认?
我总不能冲进去,当着一桌子人的面,扒开她的头发看耳朵吧?我也不能拉着人家姑娘说,你跟我走,我有话问你。人家万一不是呢?我不成耍流氓了?
我在洗手间里磨了十分钟,磨到自己都觉得窝囊。
最后我还是回了包间。
推开门的时候,她正好在给周总倒酒。背对着我,腰微微弯着,头发垂下来一点,挡住了右耳。我站在门口,脚步像钉在地上。
周总看见我,笑了,说,李经理回来了?还以为你掉厕所里了。
一桌人都笑。
我也笑,笑得脸都僵了。我说,让周总见笑了,老毛病了。
我走回座位,坐下。她倒完酒,直起身,端着茶壶往我这边走。我盯着她的脚,盯着她的鞋,盯着她走过我身边时带起的那点风。
她给我添茶。
我闻到她身上那点油烟味,还有一点很淡的肥皂味。不是什么高级香水,就是普通洗衣服的肥皂,清苦的,像我小时候家里用的那种。
我喉咙又发紧了。
“谢谢。”我说。
她没抬头,“不客气。”
声音很轻,像羽毛落在地上。
她转身要走。我突然鬼使神差地,用老家的方言说了一句:“姑娘,你这茶泡得有点浓啊。”
这句话一说出口,我自己先僵住了。
我死死盯着她的背影。
她的脚步顿了一下。
只有一下,很短,短到我以为是我看错了。然后她继续往前走,走到墙边,站定,背对着我,还是低着头,像什么都没听见。
我心里那根弦,“嘣”的一声,差点断了。
她听见了。她一定听见了。
如果她不是本地人,如果她没听过那句方言,她不会顿那一下。正常人听见一句听不懂的话,要么回头问,要么没反应,不会像那样,脚步突然停半拍,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又像怕被人看出什么,赶紧往前走。
她在装。
她为什么要装?
我脑子里乱成一团。酒劲上来了,头也疼,胃也疼,心里更疼。我一会儿觉得她就是我妹妹,一会儿觉得是我想疯了,看谁都像我妹妹。
那顿饭后来怎么结束的,我都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我喝了很多酒,周总很高兴,说这个单子就这么定了。我跟他握手,说谢谢周总。
出门的时候,我特意走在最后。
我想再看她一眼。
可她不在包间里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
我站在走廊上,往两边看。左边是安全通道,右边是传菜间。来来往往的服务员很多,穿一样的制服,梳一样的头发,我看哪个都像她,又哪个都不是。
我想去找领班,问她叫什么名字,家是哪儿的。可我站在原地,挪不动脚。
我怕。
我怕我一问,人家说她是本地的,父母都在,今年二十二,家里还有个弟弟。那我这二十年的念想,就又碎一次。
我也怕我一问,人家说她是捡来的,或者说她是从外地来的,不知道自己家在哪儿。那我该怎么办?我当场就认她吗?我拿什么认?我凭什么认?
我就那么站着,站到周总在电梯口喊我,说小李,走啊。
我应了一声,往电梯走。
进电梯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走廊尽头,有个穿制服的身影闪了一下,又不见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她。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已经快十二点了。我媳妇孩子都睡了。我轻手轻脚地进门,在玄关站了半天,才换了鞋。
我没去卧室。我去了书房。
书房的柜子最上面,有一个旧木箱子。那是我从老家带过来的。我搬了三次家,每次都带着它,从来没打开过。
我搬了个凳子,站上去,把箱子抱下来。
箱子上落了一层灰。我用手擦了擦,灰落在我手心里,呛得我鼻子发酸。
箱子没锁。我掀开盖子。
里面都是旧东西。我小时候的课本,我妹妹的一个布娃娃,还有一摞照片。
照片都发黄了。最上面那张,是我们全家的全家福。我那时候七岁,妹妹三岁,坐在我妈怀里,扎着两个小辫,手里攥着一块糖,笑得眼睛都眯成了缝。我爸站在后面,手搭在我肩膀上,那时候他还年轻,背也直,头发也黑。
我妈那时候多好看啊。梳着两条大辫子,笑起来有两个酒窝。
我手指摸着照片上妹妹的脸,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
二十年前的事,像开了闸的水,一下子全涌出来了。
那天是镇上的大集。人特别多,挤得走不动道。我妈带着我和我妹妹去赶集,要给我买新书包,给我妹妹买花头绳。
我那时候五岁?不对,我七岁。妹妹五岁。
我记得我看见卖糖葫芦的,非要吃。我妈说,等买完书包再买。我不干,站在地上耍赖。我妈没办法,给了我五毛钱,让我自己去买,说她带着妹妹在前面卖布的地方等我。
我拿着钱,挤过去买糖葫芦。等我拿着糖葫芦回来,卖布的地方没人了。
我以为她们先走了,就往家走。走到家,也没人。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怕。我坐在门口等,等了半天,看见我爸从地里回来,问我,你妈呢?
我说,赶集去了。
我爸说,怎么就你自己?
我说,我不知道。
我爸脸一下子就白了。他转身就往集上跑,跑了两步又回来,拽着我一起去。
我们在集上找了一下午。人都散了,天也黑了,也没找着。
我妈是在派出所门口找到的。她坐在台阶上,头发散着,鞋也丢了一只,嘴里反反复复地说,我就转身拿了块布,一回头,人就没了。
就转身拿了块布。
一回头,人就没了。
那天晚上,我妈哭了一夜。我爸蹲在院子里,抽了一夜的烟。
第二天,亲戚们都来了,帮着找。附近的村子,镇上,县里,都找遍了。没有。
我妈从那以后,就不太正常了。
她不怎么吃饭,也不怎么睡觉,整天坐在门口,盯着路上的小孩看。看见扎小辫的,穿红衣服的,就站起来追,追上去拉住人家,说,妞妞,你回来了?
人家家长吓一跳,把她推开,说你神经病啊。
她也不生气,就站在那儿笑,说,不是啊,不是我妞妞。
然后慢慢走回来,坐下,接着等。
有时候半夜,我睡得迷迷糊糊的,听见院子里有动静。起来一看,是我妈,拿着个手电筒,在院子里转,嘴里小声喊,妞妞,回家吃饭了。妞妞,别躲了,妈看见你了。
我爸出去拉她,她就打我爸,又抓又挠,说都是你,你不去找她,你把她丢了。
我爸也不躲,就让她打。
打累了,我妈就蹲在地上哭,说,是我不好,是我没看好她,我该死。
我那时候小,不知道什么叫崩溃。我只知道,我妈变了,我家也变了。
以前我妈做饭最好吃,会给我缝书包,会给妹妹扎小辫。以前我爸会把我架在脖子上去赶集,会给我们做木头手枪。以前我们家院子里种着指甲花,夏天的时候,我妈给我和妹妹染指甲,妹妹十个手指头都染得红红的,举着给我看,说哥你看我好看不。
都没了。
从妹妹丢了那天起,那个家就没了。
我爸还是每天出去找。有时候走三天,有时候走一个星期。回来的时候,一身的土,满脸的胡子,眼睛里都是红血丝。他带回来的消息,一次比一次让人失望。
有人说在邻县见过一个像的,去了,不是。有人说在火车站看见个要饭的小女孩,去了,也不是。
有一次,他去了半个月,回来的时候,鞋都磨破了,脚底下全是泡。我妈问他,找着了吗?
他摇摇头。
我妈“嗷”的一声就晕过去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我爸哭。他坐在我妈床边,背对着我,肩膀一抽一抽的。他不敢出声,怕我妈听见。
那时候我就想,我要是能把妹妹找回来就好了。
都是我的错。
要不是我非要吃那根糖葫芦,我妈就不会让我自己去买,她就会一直拉着妹妹的手,妹妹就不会丢。
都是我。
我那时候天天躲在被子里哭。我不敢让我妈看见,也不敢让我爸看见。我觉得我是这个家的罪人。
妹妹丢了以后,我就再也没吃过糖葫芦。
后来我上小学了。我每天放学就往家跑,生怕我妈又出事。有一回我放学回来,家里没人,邻居说我妈又跑出去找妹妹了,走到河边掉下去了,幸好被人救上来了。
我跑到医院,看见我妈躺在病床上,浑身湿的,嘴唇紫的,眼睛闭着。我爸坐在床边,手握着我妈的手,一句话也不说。
那天我在医院走廊里,站了一下午。
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个家要散了。
第二年,我爸把我送到舅舅家。
他说,你妈现在这个样子,顾不上你。你先去舅舅家住一阵,等家里好点了,我再接你回来。
我问他,什么时候好点?
他说,很快。
我信了。
可我在舅舅家住了一年,他也没来接我。
我在舅舅家,像个外人。舅舅舅妈对我还行,可再好,也不是自己家。我每天放学就坐在门口,望着村口的路,盼着我爸来接我。
盼了一天又一天。
有一回,表哥跟我抢玩具,抢不过我,就骂我,说你是没人要的野孩子,你爸你妈都不要你了,你妹也死了。
我当时就疯了。我扑上去跟他打,把他鼻子打出血了。他哭着跑了,我还不解气,捡起一块石头,把他家窗户砸了。
舅舅回来,没骂我,也没打我。他看着我,叹了口气,说,你爸不容易。
我那时候不懂。我觉得我爸就是不要我了。他要找妹妹,要照顾我妈,所以就把我扔了。
我恨他。
真的恨。
我恨他为什么不找妹妹了。虽然他还在找,可我觉得他找得不够多,不够远,不够拼命。我恨他为什么把我送走,为什么不能带着我一起找。我恨他为什么不像别的爸爸一样,每天回家,给我做饭,送我上学。
那时候我心里憋着一股劲。我想,等我长大了,我自己去找妹妹。我一定能把她找回来。等我把她找回来,我就带着她走,再也不回这个家。
后来我上初中了,我爸把我接回来了。
那时候我妈稍微好点了,不怎么往外跑了,可还是整天坐着发呆。家里的活都是我爸干。他白天种地,晚上回来做饭,洗衣服,伺候我妈,还要管我学习。
他老得特别快。三十多岁的人,头发白了一半,背也驼了,脸上的皱纹一道一道的,像五十岁。
他从来不跟我说找妹妹的事。我也不问。
我们俩就像住在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吃饭的时候,他给我夹菜,说,多吃点,长身体。我嗯一声,低头吃饭。
吃完了,他收拾碗,我去写作业。
一天说不了十句话。
有一回,我半夜起来喝水,看见他坐在院子里,手里拿着妹妹的照片,就着月光看。看一会儿,用袖子擦一下眼睛。
我站在门后,看了半天。
我那时候已经不那么恨他了。可我还是没法跟他说话。我一看见他,就想起妹妹,想起我妈,想起那个碎得拼不起来的家。
我就拼命读书。
我想考出去,走得越远越好。我想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些让人喘不过气的事。
后来我真的考出去了。去了外地读大学。走的那天,我爸送我去车站。他给我拎着大包小包,里面都是吃的,用的。
到了车站,他把包递给我,说,到了给家里打电话。钱不够了就说。
我说,知道了。
他站在那儿,看着我,想说什么,又没说。过了半天,他说,你妈……她让你在外头照顾好自己。
我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
我点点头,转身就进了检票口。我没敢回头。我怕一回头,看见他站在那儿,我就走不了了。
大学四年,我很少回家。寒暑假都在外面打工。不是不想回,是不敢回。
每次回去,我妈都拉着我问,有没有你妹妹的消息?
我说没有。
她就哦一声,松开手,转身去厨房,半天不出来。我站在那儿,心里像被刀扎一样。
我爸还是老样子。话不多,我走的时候,往我包里塞钱。我不要,他就硬塞。他说,拿着,外面用钱的地方多。别委屈自己。
我拿着。每次都拿着。
我知道那钱是他怎么攒下来的。他种了一辈子地,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他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给我的钱,都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毕业以后,我留在了城里。找了工作,结了婚,买了房,有了孩子。
我把他们接过来住过一段时间。可我妈住不惯,天天说要回去,说要在家等着妹妹,万一妹妹回去了,找不到家怎么办。
我爸也说,回去吧,家里的地没人种。
我知道,他们是不想给我添麻烦。
他们回去那天,我去车站送他们。我妈拉着我女儿的手,看了半天,说,跟你小姨小时候真像。
我媳妇在旁边,没说话。
我站在那儿,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这些年,我不是没找过。
我在各个寻亲网站上登过信息,留过电话。我回老家的时候,也托人打听。可一点消息都没有。
我妹妹就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样。
有时候我半夜醒过来,看着身边的媳妇孩子,看着窗外的月亮,就会想,我妹妹现在在哪儿?她过得好不好?她有没有想过家?她还记得不记得,她有个哥哥,有个爸爸,有个妈妈?
她会不会也在找我们?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这二十年,我没有一天真正开心过。我挣再多的钱,住再大的房子,有再体面的工作,我心里都有一个洞。那个洞是我妹妹,是我妈,是我爸,是我们那个碎掉的家。
我以为那个洞这辈子都填不上了。
直到今天晚上。
直到我听见那个女服务员说那句话。
我坐在书房的地上,手里攥着那张旧照片,眼泪止不住地流。
是她吗?
真的是她吗?
如果是她,这二十年,她是怎么过的?她有没有吃过苦?有没有人疼她?她为什么会在那个酒店里当服务员?她为什么听见我说话,要装作没听见?
她是不是认出我了?
她是不是不想认我?
一想到这个,我心里就像被针扎一样疼。
我不敢想。
我坐在地上,坐了一夜。
天快亮的时候,我做了个决定。
我要再去一趟那个酒店。
我要弄清楚,她到底是谁。
不管结果是什么,我都得弄清楚。
不然我这辈子,都没法安生。
第二天一早,我跟我媳妇说,公司有点事,我得去趟单位。
她没怀疑,说,去吧,早饭在锅里,你吃了再走。
我说,不了,来不及了。
我出了门,开车直奔那个酒店。
早上的酒店没什么人。大堂里空荡荡的,只有前台两个小姑娘在说话。
我走过去,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一点。我说,你好,我问一下,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服务员,大概二十多岁,个子不高,瘦瘦的,说话……说话声音挺轻的。
前台小姑娘抬头看了我一眼,说,先生,您找她有什么事吗?
我愣了一下。我找她有什么事?我能说什么?说我怀疑她是我失散二十年的妹妹?
我说,哦,昨天晚上我在这儿吃饭,落了个东西,好像是那个服务员捡到了。我想问问她。
小姑娘哦了一声,说,那您等一下,我给餐饮部打个电话问问。
她拿起电话,拨了个号,说了几句。挂了电话,她说,先生,餐饮部说,昨天晚上值包间的服务员有好几个,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一个。您要是落了东西,可以跟我说一下是什么,我帮您登记,找到了通知您。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我总不能说,我没丢东西,我就是想找人。
我说,哦,那算了,可能我落别的地方了。麻烦你了。
我转身往外走。
走到门口,我又停下来。
不能就这么走了。
我想了想,转身往餐饮部的方向走。我记得昨天晚上,她们的更衣室好像在后面。
我走到后面,看见一个走廊,两边都是办公室。有个穿保洁服的阿姨推着车过来,我赶紧拦住她,说,阿姨,问一下,服务员的更衣室在哪儿?
阿姨看了我一眼,说,你找谁啊?
我说,我找我妹妹。她在这儿当服务员,我来给她送点东西。
阿姨说,哦,更衣室在尽头左手边。不过现在白班的还没上班,夜班的刚走,可能没人。
我说,谢谢阿姨。
我往走廊尽头走。走到更衣室门口,门是关着的。我站在门口,想敲门,又不敢。
我在那儿站了大概有十分钟。
突然,身后传来脚步声。
我回头一看。
是她。
她穿着便装,头发散着,背着一个帆布包,好像刚下班的样子。她看见我,愣了一下。
四目相对。
我心里“咯噔”一下。
她的眼神里,有惊讶,有慌乱,还有一点我看不懂的东西。
然后她很快低下头,往旁边让了让,想从我身边过去。
我下意识地,往旁边挪了一步,挡住了她的路。
她脚步停住了。
还是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鞋尖。
我看着她的头顶,看着她的发旋,看着她垂下来的头发,挡住了右耳。
我的心跳得快极了,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我张了张嘴,想问她,你叫什么名字?你多大了?你家是哪儿的?你右耳后面有没有一颗痣?
可我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我们俩就那么站着,像两个木头人。
过了好半天,她小声说,先生,麻烦让一下。
声音还是那么轻。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沙哑得厉害。我说,你……你还记得昨天晚上吗?
她没说话。
我说,昨天晚上,在包间里,我跟你说过一句话。用方言说的。
她的肩膀,微微抖了一下。
我盯着她的肩膀,继续说,你听懂了,对不对?
她还是没说话。也没抬头。
我说,你别害怕,我不是坏人。我就是……我就是想问问,你是哪里人?
她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
然后我听见她很小声地说,我是本地人。
本地人。
三个字,像一盆冷水,从我的头顶浇下来。
我站在那儿,浑身冰凉。
本地人。
那就是我认错了。
也是,天下长得像的人多了去了。听见一句方言愣一下,也说明不了什么。可能她就是听过,可能她就是觉得奇怪。
我真是想妹妹想疯了。
我尴尬地笑了一下,说,对不起啊,我认错人了。不好意思,耽误你时间了。
我往旁边让开。
她没动。
又过了几秒,她才慢慢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很复杂。
有犹豫,有疑惑,还有一点……一点说不清楚的东西。
然后她低下头,快步从我身边走过去,走到更衣室门口,推开门,进去了。
门“咔哒”一声,关上了。
我站在原地,半天没回过神来。
是我认错了吗?
可她刚才那个眼神,是什么意思?
如果她真的是本地人,真的跟我没关系,她为什么要用那种眼神看我?她为什么要躲躲闪闪的?
还有,她刚才说“我是本地人”的时候,声音在抖。
我听得出来。
她在怕。
她怕什么?
我脑子里又乱了。一会儿觉得是我想多了,一会儿又觉得她肯定有问题。
我在走廊里又站了一会儿,想等她出来,再问清楚。可等了半天,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想,总不能一直站在这儿吧。人家万一喊保安,我还说不清了。
我慢慢往外走。
走到酒店门口,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晃得我眼睛疼。
我站在台阶上,掏出烟,点了一根。
烟抽到一半,我突然反应过来。
她为什么要躲?
如果她真的不是,她大可以大大方方地问我是谁,为什么找她。可她没有。她一看见我就慌,就想走,就低着头不敢说话。
这不正常。
除非……除非她知道我是谁。
除非她也认出我了。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手里的烟差点掉在地上。
她认出我了?
她认出我是她哥哥,可她不想认?
为什么?
是因为她恨我们?恨我们把她丢了?还是因为她现在过得很好,不想被打扰?还是……还是她有什么难处?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心里那点希望,不但没灭,反而烧得更旺了。
她越躲,我越觉得,她就是我妹妹。
我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得再找她。
我得想办法,弄清楚她到底是谁。
哪怕最后真的是我认错了,我也认了。
可在那之前,我不能放弃。
二十年都等了,我不差这几天。
我把烟掐了,扔在垃圾桶里。
我抬头看了一眼酒店的大楼。阳光照在玻璃上,晃得人睁不开眼。
我在心里说,妹妹,如果真的是你,哥不会再把你弄丢了。
你等着。
哥一定把你找回来。
从酒店回来,我哪儿也没去,直接回了家。
家里没人。
我站在客厅里,愣了好一会儿。
脑子里还在想她说的那句“我是本地人”。
我一遍一遍地回想她说这三个字时的样子。低着头,声音很小,肩膀在抖。
本地人。
本地人为什么要怕我?
我越想越坐不住。
我进了自己的房间,把门关上,开始翻柜子。
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就是心里乱,想找点跟妹妹有关的东西,好像只要摸到那些旧物件,就能让心里踏实一点。
柜子最底下,压着一个旧饼干盒。
铁皮的,上面印着两只大白兔,边角已经生锈了。
我把它抱出来,放在床上。
盒子有点沉。
我打开盖子。
里面装的全是以前的东西。有我的小学毕业照,有父亲年轻时的身份证复印件,还有几张旧粮票,用橡皮筋捆着。
最下面,是一沓照片。
照片不多,有些已经发黄,有些边角翘起来,有些背面还粘着相册的纸。
我一张一张地翻。
翻到第三张的时候,我的手停住了。
那是一张彩色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小女孩,穿着红色的棉袄,扎着两个小辫子,站在一堵土墙前面,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是妹妹。
是我妹妹五岁那年照的。
我记得那天是腊月,父亲从镇上回来,说照相馆搞活动,五块钱照两张。母亲舍不得,说浪费钱。父亲说,给丫头照一张,以后大了留个念想。
母亲就没再说什么。
那天妹妹特别高兴,换了新棉袄,洗了脸,还让母亲给扎了两个小辫子。
照相的时候,她一直笑,露出两颗小门牙。
我站在旁边看,觉得她笑得真傻。
照片洗出来以后,母亲把它压在堂屋的玻璃下面。后来家里搬过一次家,玻璃碎了,照片就收进了这个盒子。
我盯着照片上的妹妹,看了很久。
她的脸圆圆的,眼睛很亮,右耳被头发挡住了一点。
我伸手摸了摸照片上她的右耳。
那颗痣。
我忽然想起来了。
妹妹右耳后面,有一颗小痣。
不大,像芝麻粒那么点,黑黑的,藏在耳垂后面。
小时候我经常逗她,说那是她偷吃芝麻没擦干净。她每次都要追着我打,一边追一边喊,你才偷吃芝麻呢。
母亲听见了,就笑着说,那是你妹妹的记号,以后不管走到哪儿,都能凭这颗痣认出来。
我当时还笑母亲迷信。
现在想起来,母亲说那句话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她是不是早就怕有一天会把妹妹弄丢?
我不敢再往下想。
我把照片翻到背面。
背面用圆珠笔写着几个字:小芳,五岁,腊月。
是母亲的字。
歪歪扭扭的,笔画很重,像是写的时候用了很大的力气。
小芳。
我妹妹叫小芳。
我盯着那两个字,鼻子突然就酸了。
这些年,家里没人敢提这个名字。父亲不提,母亲不提,我更不敢提。
好像只要不说出来,就可以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
可照片还在。
字还在。
那颗痣,也还在。
我闭上眼睛,又想起酒店里的那个女服务员。
她低着头,头发垂下来,正好挡住右耳。
我当时没看见她的右耳后面有没有痣。
可我想起另一件事。
昨天晚上,在包间里,我说了一句方言。
我说的是,小芳,回家吃饭。
她听见了。
她愣住了。
她手里的茶壶差点掉在地上。
当时我以为她是被我的声音吓到了。现在想想,不是。
她听懂了。
她一定听懂了。
因为那是我们老家的土话。那个“回家”的发音,只有我们那一带的人才这么说。外面的人听不懂,更不会因为一句话就愣成那样。
她听懂了。
可她今天早上告诉我,她是本地人。
她在撒谎。
她为什么要撒谎?
如果她不是小芳,她大可以直接说,先生你认错人了。可她没那么说。她说的是,我是本地人。
声音在抖。
她怕我。
她怕我认出她。
我猛地睁开眼睛。
照片上的妹妹还在冲我笑。
我忽然觉得,那个笑,和酒店里那个女服务员低头躲我的样子,慢慢重叠在一起了。
我不敢再想下去。
可我又忍不住要想。
如果她真的是小芳,那她这些年是怎么过的?
她过得好不好?
她有没有被人欺负?
她为什么会在酒店当服务员?
她为什么不回家?
她为什么不认我?
这些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像潮水一样,把我淹得喘不过气。
我坐在床边,手里捏着那张照片,坐了很久。
窗外的天,慢慢暗下来了。
我听见外面有开门的声音。
是父亲回来了。
我赶紧把照片塞回盒子里,把盒子放回柜子最底下。
然后我坐在床边,装作在看手机。
父亲推门进来,看了我一眼,说,今天没出去?
我说,嗯,在家歇着。
父亲没再说什么,转身出去了。
我听见他在客厅里走动,倒水,开电视。
电视里在放新闻。
我坐在房间里,心里翻江倒海。
要不要告诉父亲?
要不要告诉母亲?
如果告诉他们,我找到小芳了,他们会怎么样?
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好。这些年,她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能做饭,能下地,能跟邻居说几句话。坏的时候,整夜整夜不睡觉,坐在堂屋里,盯着门口,说听见小芳在哭。
父亲带她看过很多医生,吃了很多药,都不见好。
医生说,这是心病。
心病还得心药医。
可这味心药,二十年了,一直没找到。
现在,我好像找到了。
可我敢给吗?
万一我认错了呢?
万一那个女服务员真的只是碰巧听懂了一句方言呢?
万一我把这件事告诉父母,最后发现不是,母亲会怎么样?
她会彻底垮掉的。
她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了。
我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走了几圈,又坐回床边。
我拿起手机,想给那个酒店打电话,问问那个女服务员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什么时候来上班的。
可我刚拨了两个数字,又停住了。
我该怎么问?
问人家一个女服务员的名字和住址,人家会告诉我吗?
就算告诉我了,又能怎么样?
我总不能直接跑到她面前说,你是我妹妹,你右耳后面有颗痣,你跟我回家吧。
她会把我当成疯子。
可我要是什么都不做,就这么算了,我又不甘心。
二十年了。
整整二十年。
我好不容易才碰到一个可能是妹妹的人,我不能就这么放她走。
我站起来,走到柜子前面,又把那个饼干盒拿了出来。
我拿出那张照片,看了又看。
照片上的小芳,笑得那么开心。
她不知道,拍完这张照片没多久,她就会走丢。
她不知道,她这一走,就是二十年。
她不知道,她走以后,这个家就再也没有完整过。
我捏着照片,走到房门口。
客厅里,父亲还在看电视。
母亲的门关着,里面没有声音。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睡了。
我站在自己房间门口,往母亲那屋看了一眼。
房门紧闭。
我忽然想,如果我现在走过去,敲开母亲的门,把照片递给她,告诉她,妈,我找到小芳了。
她会是什么反应?
她会哭吗?
她会笑吗?
她会问我,在哪儿找到的?她过得好不好?她为什么不回家?
还是会像以前一样,愣愣地看着我,然后说,你又哄我。
我不敢想。
我站在那儿,脚像被钉住了一样,一步都迈不动。
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照片。
照片上的小芳,还在笑。
我慢慢走到母亲房门口。
站住了。
我抬起手,想敲门。
可我的手停在半空中,怎么也落不下去。
门里面,安安静静的。
我好像听见母亲翻了个身。
又好像什么都没听见。
我站在那儿,不知道站了多久。
客厅里,父亲关掉了电视。
他的脚步声往这边来了。
我赶紧把照片塞进口袋里,转身回了自己房间。
父亲走到我门口,说,还不睡?
我说,一会儿睡。
父亲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回自己屋了。
我关上门,靠在门板上,慢慢滑下去,坐在地上。
口袋里,那张照片硬邦邦地硌着我的腿。
我把它掏出来,捏在手里。
小芳。
哥找到你了。
可哥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