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的清华园法学院考场里，卷子发到最后，考生们全愣住了。作文题底下只有三个字：孙行者。要求对下联。

那一年是1932年，出这道题的人叫陈寅恪。他42岁，没几个人知道，为了这三个字，他后来挨了整整几个月的骂。

白话文推行十几年，这批考生连平仄虚实都摸不着门。交白卷的一大片，有人硬着头皮写“猪八戒”“沙和尚”，全错了。连当时的清华学子，大多也只学过新式作文，对这种旧学功底的要求早就生疏了。评卷的时候，杨树达在日记里记了一笔：最妙的对句是“祖冲之”。祖对孙，辈分；冲对行；之对者。工整，挑不出毛病。

但有个叫周祖谟的考生，写的是“胡适之”。

周祖谟当时在考场上，根本没想那么多。他只是觉得，对对子嘛，人名就得对人名，实词对实词，虚词对虚词。他觉得“适”在古文里是“往”的意思，跟“行”最贴切，顺手就写了上去。胡对孙，谐音“猢狲”，那是孙行者的本相；适对行，都是动词；之对者，虚词。平仄严丝合缝，简直是绝配。

考完他就把这事忘了。直到后来他考进北大，坐在教室里听胡适讲课，心里反倒泛起一阵说不清的别扭。他总觉得，自己拿老师的名字去对了一只猴子，有点儿不好意思。

可陈寅恪面对记者的时候，绝口不提这三个字。

面对记者的追问，他说，最好的答案是王引之。清代训诂学家，规矩、安全，不惹事。他绝口不提“胡适之”。

为什么？因为胡适当时是北大教授、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你陈寅恪出题，让考生拿胡适的名字去对孙悟空，这话传出去，所有人都会觉得他在拿北大开涮。没人再管对对子到底有多重要，大家只会等着看他跟胡适吵架。他选了王引之，把“胡适之”咽了回去。这一咽，就是三十多年。

直到1965年，陈寅恪给当年那封《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补写后记，才终于把话挑明：他当年预定的最佳对句，就是胡适之。

出这道题，真不是为了跟谁过不去。陈寅恪在信里写了四条理由：对对子能看一个人分不分得清虚实字、辨不辨得了平仄、读过多少书、思路有没有条理。他甚至断言，这种形式看着简单，却最能体现华夏民族的语言特征。

当时的《世界日报》连开专栏骂他开倒车，说他拿旧学刁难新青年。九一八事变才过去一年，他在清华园里，看着那一代年轻人跟自己的文字传统渐行渐远，那种焦虑，不是吵赢了能消解的。

他出的哪里是对联，是一声没人听懂的叹息。

参考史料：
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及1965年附记
周祖谟《陈寅恪先生论对对子》（载《问学集》）
杨树达日记1932年相关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