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喋血1955:一支装在牙膏里的炸弹,险些在香港“送走”周恩来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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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4月11日傍晚,注册号为VT-DEP,印度航空的“克什米尔公主号”洛克希德L-749星座式客机在南海失事。
当天中午,它从北京飞抵香港启德机场,停留加油后转飞雅加达,任务是将中国代表团送到印尼万隆,参加即将开幕的亚非会议。
按照最初的安排,周恩来也在乘客之列。
飞机在下午6点30分左右发出求救信号,随后坠海。机上19人,只有3名机组人员生还。
九个月后,英国政府的调查声明确认,失事原因是右翼轮舱后外翼角处安装了一枚定时炸弹爆炸。炸弹是一个20岁上下的香港机场清洁工带上飞机的,被做成了一支牙膏的模样。
1)杀局:一场会议敲定的一次谋杀1955年4月18日,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开幕。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对于成立了五年多的新中国来说,这是打破外交孤立的重要机会,周恩来亲自率团前往。
但是,困难出在了交通问题上。当时的中国民航没有能够飞国际航线的客机,代表团只能向印度航空公司包租一架,也就是“克什米尔公主号”。斐济从北京起飞,中途在香港启德机场停留加油后,再飞往雅加达,
值得一提的是,参会的29个国家中,大多数是战后新独立的国家,会议要谈的是殖民主义、种族歧视和经济援助。
对于新中国来说,这既是打破孤立的机会,也是争取亚非国家理解的机会。因此,代表团内包括了外交、外贸、新闻等多个领域的相关人员,先行人员要先一步赶到雅加达打前站。
按照航班计划,在香港停留是最普通的一环。
此时,台湾情报人员注意到了这里的一个窗口,飞机必须落地,人员必须下机休息,地勤必须上机作业,而机场的安保力量主要放在乘客和行李上。只要有人能带着东西走到飞机跟前,事情就成了一半。
说到这儿,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偏偏是在香港动手?
要理解这次行动为什么能得手,得先看50年代的香港是什么样子。
那时的香港是英国殖民地,也是冷战在远东的情报集散地。两岸的新闻与情报机构都在这里设点,新华社香港分社、国民党保密局的站组、各国武官和记者在同一个城市里活动。
与此同时,它还是新中国对外联系最重要的通道之一,许多不能直飞的地方,都要从香港转。
1949年以后,香港成了两岸情报机构短兵相接的地方。
国民党方面在这里维持着多个站组,大陆方面则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等机构活动,港英当局夹在中间,既要靠香港的自由港地位维持贸易,又要在两岸之间保持平衡,所以对双方的情报活动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出了大事才动手清理。
启德机场紧挨着九龙城,跑道伸进海里,停机坪上的飞机、地勤和行李车都在市区的视线之内。
这个机场的安保逻辑是“防乘客”,行李和闸口查得严,对每天上机作业的本地员工却很难逐个搜身。飞机要停、人要上机、地勤不受盘查,三个条件叠加在一起,就留下了一道缝。
当时的机场也没有今天这样的围界、安检门和身份核验系统,管制主要靠人员身份和现场值守。
这种办法在正常年份不会出问题,遇到有心人便形同虚设。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港英当局对台湾情报人员并不客气,一旦抓到就判重刑,因此在台北方面看来,这次行动除了除掉目标,还多了一层用处,一旦得手,就等同于向对方示威。
资料显示,这场行动的策划者是台湾“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具体经办的是赵斌丞和陈鸿举,赵斌丞出自戴笠门下,两人都是被派到香港从事情报活动的人员。
保密局的前身是军统。
1946年戴笠坠机身亡后,毛人凤接手了这套系统;1949年随国民党迁台后,保密局的主要任务是对大陆的渗透和破坏。
计划定下来后,赵、陈二人专程回台湾向毛人凤做口头报告,毛人凤同意。但是,两人没有把酬劳的数目讲出来,他们打算给执行者50万港币,怕金额太高被上面否决。为了把这件事推动下去,两人请出了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此人当时有“地下局长”之称。
谷正文听完计划表示赞成,在他看来,暗杀中共领导人物,本来就是特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个方案“天衣无缝、可行性极高”。
他还提出一条补充意见,把参与具体行动的周驹的父亲扣作人质,防止这个年轻人临阵退缩。
2)棋子:一个身藏“牙膏炸弹”的青年清洁工在经过一番调查后,他们看中了机场清洁工周驹。
这个人20岁左右,个子瘦小,长相普通,每天在停机坪上打扫卫生,这样的人在机场走来走去,谁也不会多看一眼。
清洁工进客舱是正常的工作内容,收垃圾、擦座椅、整理盥洗室,不需要专人陪同,这个岗位给了他别处没有的通行权。
而且,他的家庭情况也“合适”,除了一个嗜赌如命的父亲,没有别的家累。缺钱,也就容易被控制。双方见面时,赵斌丞、陈鸿举二人威逼与利诱并用,许诺只要把炸弹放上飞机,就给他50万港币。
这个数目在不同史料里有出入。谷正文的回忆是50万,港英档案与大陆方面的记载则写作60万。但无论哪一个数字,对一个月薪微薄的清洁工都是天文数字。
于是,周驹答应了。
1955年4月10日,赵、陈二人带着钱从台湾偷渡到香港,与周驹同住旅馆,把现金交给周驹的父亲保管,把炸药交给周驹本人。
关于炸药,能查到的只有谷正文一个来源。据他回忆,那是一种TNT炸药,属于当时的“高科技产品”,一直由美国中情局提供给台湾情报网。
这个说法未必句句可靠,但炸药体积小、威力大、便于伪装,是可以确定的。
当时的机场安检远没有今天严密,没有成排的X光机,也不会开箱查验每一瓶液体,限制主要针对大件行李和明显可疑的物品。
实际上,这是那个年代民航安保的整体状态,直到60年代才开始系统处理针对民航客机的破坏行为,机场的设备和程序在当时还没有成型;对于大多数机场来说,安保意味着查乘客,而不是查员工。
周驹把炸药做成牙膏的形状,因为按照机场规定,简易盥洗用品允许随身携带。
4月11日,他照常上班,通过安检,没有遇到任何盘问。中午11点20分,“克什米尔公主号”从北京飞抵启德机场。按计划,它要在这里停留约70分钟,要加油、检修、上下客,12点15分左右再起飞。
港英方面事先得到过风声,机场也增派了警力,但重点放在行李和乘客闸口,停机坪上只安排了一辆警车。
对于能上飞机作业的地勤人员,几乎没有额外的核查。
印度航空公司当时判断,在香港只停留一个多小时,风险不大,航班按计划执行。启德机场每天有大量航班起降,清洁、加水、检修按部就班,地勤上机作业是常态,没有人会特别留意其中一个穿制服的清洁工。
周驹穿着工作服、拿着清洁工具走上舷梯,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他在机舱内把定时炸弹安放在右翼轮舱附近一个不容易被发现的角落,随后离开。
3)爆炸:16条鲜活的生命,就此陨落12点15分,飞机离开香港。
此后的几个小时里,两件事同时进行,飞机在南海的夜色中飞向雅加达,地面上的行程表则把另一个人带向了别的航线。
下午6点30分左右,飞机在飞越南海、接近印尼大纳土纳岛的海域上空爆炸。机长报告听到爆炸声,客舱冒烟,3号发动机起火。飞机试图在水面迫降,但液压和电力系统失灵,浓烟进入驾驶舱,最终机翼先着水,机身断裂。
机上有11名乘客、8名机组人员。3名机组人员生还,其余16人遇难。飞机沉入了约11米深的海底,英国海军应印度方面要求派船打捞。
11名遇难乘客中,8位是中国人。
他们分别是对外贸易部三局副局长石志昂、外交部情报司科员李肇基、总理司机钟步云、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主任沈建图、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新华社记者李平、广播事业管理局对外广播部副主任杜宏、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员郝凤格。
另外3位,分别是是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奥地利记者严斐德、波兰记者斯塔来茨。
这11名乘客大多是先遣人员,任务是比代表团早一步抵达雅加达,为随后的会议做准备工作。
这些人不是“要员”,是去为万隆会议做准备工作的工作人员和记者。据研究者记述,遇难者中的黄作梅当时已经知道可能存在破坏行动,但还是登上了这架飞机。
说到这儿,或许有人会问,周恩来为什么没上这架飞机?
按照最初的安排,周恩来要乘坐这架包机。但出发前后情况有变,他刚做过阑尾切除手术,需要恢复,而缅甸总理吴努又邀请他先到仰光会商。
于是,他的行程就改为了昆明—仰光—雅加达,从仰光另乘一架印度航空的包机前往。
中方在此之前并非毫无察觉。
4月9日夜里,一份匿名情报送到,称有人可能对包机动手。第二天,中国外交部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官员,要求港英当局保证飞机和人员安全,新华社香港分社也向印航驻港机构和港府交涉,要求加强保安。
但交涉的措辞是“国民党特务可能进行阻挠和捣乱”,没有提到炸弹。也就是说,三方都听到了风声,却没人知道风声的具体内容,也就没人能针对具体环节设防。
事发后,中方照会港英当局,认为其在事先得到警报的情况下仍未保障飞机安全,负有责任,要求严办凶手。
需要说明的是,周恩来的改道与这份情报无关。此后几十年里,“是情报救了他”的说法流传很广,实际情况简单得多,是手术和缅甸方面的邀请改变了行程,而他原本也不在这架从香港起飞的班机上。
4)余波:凶手逃之夭夭,没有手动任何惩罚爆炸之后,香港和台北两地都在处理同一件事,一边要查,一边要把人送走。
据谷正文回忆,周驹的退路是他自己设计的,就是钻进了陈纳德(美国民航空运公司)飞机的机轮间。那个位置狭小,一般人不会想到里面能藏人,而这架飞机常年往返台湾与香港。
陈纳德是抗战时期“飞虎队”的指挥官,战后在香港与台湾之间经营民航空运公司,这条航线当时往来频繁,藏在机轮间里蒙混过去并非不可能。
回忆里还有一段插曲,飞机在台湾落地后,机场检查处一位姓赵的上校把周驹当成了偷渡客,打电话上报;谷正文赶到机场要人,赵上校坚持“只要违法,一定严办”,不肯放行。
谷正文怕事情闹大引来记者,压低声音说了句“老先生亲自交办的”,才把人带走。
香港警方的档案给出的是另一个时间。
周驹1955年5月18日才离开香港飞往台湾,通缉令上的名字写作“周子明”。此前的五周,他照常上班,港英警方两次传讯,两次都以证据不足释放。
回忆录写于四十年后,时间对不上并不奇怪,档案日期更可靠。无论按哪一种说法,可以确认的是,在那个年代的香港,一个人要离开并不困难。
据谷正文回忆,毛人凤事后才向蒋介石汇报,蒋没有生气,反而重赏了他。当然,这个说法只有他一个来源,姑且存疑。
中方要求英方尽快将周驹交回香港受审。港英当局的答复是,香港与台湾之间没有引渡条约,无法引渡。
1955年9月,港方正式要求台湾交人,被对方拒绝。赵斌丞因证据不足未被起诉,只被驱逐回台湾;港府在压力下捣毁了国民党保密局在香港的十多个情报据点,并宣布这是一起恐怖袭击事件,表示不放弃追诉。
1956年1月11日,英国政府发表调查结果声明,由驻华代办欧念儒送交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
声明确认,失事系右翼轮舱后外翼角处一枚定时炸弹爆炸所致,并有证据显示周驹可能与国民党情报组织有关系、被其收买;港方要求台湾将周驹送回受审,这一要求同样被拒绝。
一份设计得如此周密的暗杀,最终没有一个主谋站上法庭。
表面原因是证据不足,深层原因在香港的处境,英国既要维持殖民统治,又要与新中国保持关系,也不愿在两岸之间彻底站队。“没有引渡条约”这个技术性说法,正好成了最省事的挡箭牌。
此案之后,港英当局对台湾情报机构在港的活动收紧了管理,两岸在香港的暗战也转入另一个阶段。
1956年4月,即“克什米尔公主号”遇难一周年之际,中国政府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立碑,周恩来题写碑名“参加亚非会议死难烈士公墓”。
碑阴刻着11位遇难者的姓名和简历,碑文最后一句是,“为和平、独立和自由的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5)尾声:七十年后再看,到底留下了什么?1955年4月18日,万隆会议如期开幕。
周恩来在会上的补充发言,留下了一句被反复引用的话,“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这次会议的精神,后来被概括为“求同存异”。
会议开了七天,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原则,而中国代表团在会上的表现,后来被反复写进外交史。
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这是第一次在多边场合系统阐述自己的主张。
新中国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而为了这次亮相,有16个人留在了南中国海。
现如今,这起案件能确认的事实并不多,但每一条都足够清楚。
一支牙膏、一个清洁工、一笔钱,就让一架飞机和16条性命消失,这不是因为凶手多么高明,而是因为链子上的每一环都没人真正负责,机场对地勤不设防,情报只说“有人捣乱”不说“炸弹”,港英既想保住面子,又不愿得罪任何一方。
另一层代价在于当时中国的处境。
没有一架能飞国际航线的客机,出一次国门要租别国的飞机,而租来的飞机停靠在别人的机场上,安全检查也由别人负责。
至于“安全”这件事,它是被事故一寸寸垒起来的。
今天机场里那些让人不耐烦的规定——倒掉液体、单独过检充电宝、把电脑从包里拿出来等等——背后大多对应着真实发生过的事故。而1955年的这一次,就属于最早的教训之一。
这起案件的真相,也是几十年后才慢慢拼出来的。
谷正文晚年的回忆、港英当局留下的档案、外交部的解密文件,几块碎片合在一起,人们才看清那支牙膏是怎么上的飞机。
当时的人只知道一架飞机掉了下去,后来的人才知道那不是意外。
周驹后来一直在台湾生活,此后便再无消息;他大概没有想过,自己带上飞机的那支牙膏,会让16个家庭在1955年的春天失去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