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年间，时任兵部尚书的孝义籍人霍冀，为处理老家院墙与邻居盖房地基争执一事，给家里寄了一首诗：“千里捎书为堵墙，再让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何以不见秦始皇。”接到这首从千里寄来的诗，两家各让地基三尺，形成六尺街巷，取名“仁义巷”，至今仍存。

石像山人冯济川是孝义市兑镇镇石像村人，一生以兴学为己任，认为“欲振兴庶务，非人才众多不可；欲培养人才，非教育得法不可”。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东渡日本，就读日本明治大学经纬学堂，研究东西各国学说。他发现日本的近代工业很发达，与煤炭开采有密切的关系。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山西当局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却把全省的采矿业卖给了英国的福公司。冯济川和祁县的渠本翘等人得知情况后，迅速从日本回国，联合山西票号业，经农工商部批准，由山西绅商组建山西保晋矿务公司。但英国福公司认为他们百万巨款难以在短期支付，仍想霸占矿权。在紧急情况下，冯济川火速进京，谒见山西巡抚，获授全权，携山西教育总会集团同人7人，前往平、太、祁票号借款百余万，按期向英国福公司交了百万赎款。福公司在平定等地的厂房、机器等一切财产均归保晋矿务公司。这就是山西近代史上著名的废约赎矿保矿运动。从此，山西出现了第一个初具规模的煤矿开采公司。这个公司就是现在阳泉、大同、潞安、西山几个大矿务局的前身。

孝义市下栅乡人杨德龄，也是一个“忠义”之人。他童年失母，少年丧父，14岁到汾州义泉涌酒坊学徒，工作努力，颇得师傅密传。三年期满当领班。21岁提升为三掌柜。因连年灾荒，加之有人栽赃陷害，义泉涌彻底倒闭。清光绪八年（1881年），杨德龄创办宝泉溢酒坊，做大做强后更名为义泉泳酒坊。民国四年（1915年），他所生产的“老白汾”在北京农商部展览会上以色、香、味三绝获全国二等奖。同年，选送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荣获甲等大奖。自此，老白汾酒誉驰中外，名震四海。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入山西，杨德龄毅然辞去总经理职并归故里，临别前主持召开了公司董事会，决议：“国之名酒，不能为外敌饮用”、“只可南销，不可北运”、“万不得已时停工关厂”。1938年夏天，日军专去下栅请先生“出山”，老人鹤发白须，硬是卧炕闭目不语。日本鬼子气急败坏，竟去抓先生的垂胸美髯，被杨老夫人一掌推倒在地。日本鬼子挥手打了杨老先生一个耳光，恼羞成怒，扬长而去。从此，先生大义凛然，动员五个儿孙投身抗战，并且带头募捐财物支援抗战。1945年暮春，安详闭目，溘然辞世，享年86岁。

1938年，日寇入侵孝义，鸡犬不宁，儿童失学流浪。大孝堡乡长兴村人侯佑诚捐资义学，抵制奴化教育，反抗“日化”，大兴“国学”，办起私立尊德中学，多次被关押囚禁，仍不改耿耿忠义。学校经费短缺，先生们办纺织厂、榨油漏粉，耕田种地，到解放后移交政府时，尊德中学前后毕业学生逾五百余人，多为党政部门主要骨干。直到晚年，侯佑诚已95岁高龄，还带领15位离退休老人孜孜办起“五爱学校”，“百岁入党”、“百岁老人办学”的故事闻名海内外。

还是抗日战争时期，孝义县兑九峪镇有一个村叫石像村，全村仅有120户人家，但从1937年至1938年大约一年多的时间，在八路军、同盟会的宣传发动下，全村就有108人参加了抗战，或在民主政府工作，或在村搞支前工作，或参加了“牺盟会”、八路军，被世人称之为“一百零八义士”。在这“一百零八义士”中，最为突出的是皮影老艺人冯廷云，相继送四个儿子即冯进文、冯进武、冯进川和冯进山参了军。还有冯举人冯济川老先生的孙女冯全英，是孝义县的第一个抗日妇女，出生入死，深入敌后，出任孝义县第一任妇联主任，与抗战时期中共孝义县委书记梁占祥结为革命伴侣，但因长年艰苦工作，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以身殉职，荣获抗日战区“模范妇女干部”称号。还有曾在日本留学，回国后任山西省督学的冯芝惠，日军占领兑九峪后，多方威逼他担任翻译，他装病不干。但被释放回家的当夜，就参加了抗日政府工作。冯俨，字敬卿，把独生子冯松送去参加了八路军，自己仍以商人的身份在兑九峪从事抗日活动，利用亲友关系，把一批批货物运往晋西北，支援抗日革命根据地……在这108人中，既有少者，也有老者，既有著名的文人艺人，也有英勇的武者勇士，他们都携带着中华传统文化内核里的那个“义”字，再一次彰显了孝义人民“仗义行孝”的伟大精神，使这样一个古老的村庄永放光芒。

孝义以知行孝仗义而得名，所以，做孝义人、行孝义事、传孝义名，历朝历代都如甘霖春雨深植人心。（作者马明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