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武龄和四个女儿

张家的先祖在明代从江西迁至安徽庐州合肥县，"数代后又从周公定居合肥西县的周公山"。

据张氏家谱记载："从周子世科、孙杰、曾孙荫谷，荫谷娶孙氏、鲁氏、李氏三位夫人，生了九个儿子、两个女儿。这九个儿子就是后代通称的老九房。"

张荫谷治家严谨，性格豪迈刚毅，因教导有方，使张家在当地颇有声望。

但直到19世纪中叶，张家仍只是家产不丰的低层士绅，族人中偶尔有几个通过县试的读书人，算是一般的书香门第。

张家的崛起始于"老九房"这一代，也就是张氏第十一世"树"字辈，即现今张家十姊弟的曾祖父一辈。

咸丰元年（1851年），捻军起义席卷淮北大地。清政府命令在籍官绅组织团练武装。

张家高祖张荫谷带着曾祖张树声（字振轩，1824-1884）及其兄弟树珊、树槐、树屏等人，在周公山下的殷家畈建立团练。

张家的团练很快就发展成一支颇具规模的武装力量。

同治元年（1862年），李鸿章命张树声以"三山团练"为骨干组建淮军。

张树声带领几个兄弟加入淮军，随李鸿章赴上海，与刘铭传等将领共同作战。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张树声成为淮军第二号人物。

后来在镇压捻军时，已升任提督衔总兵的大弟张树珊战死湖北。四弟张树屏也升至记名提督衔总兵，官至武职一品。

张树声因战功显赫，被清廷赐予"卓勇巴图鲁"称号，历任直隶按察使、漕运总督、两江总督兼事务大臣、两广总督和代理直隶总督等要职。

张树声有八个弟弟，各自成家，形成九房。他有三个儿子，其中十姊弟的祖父张云端（又名华奎，字霭青，1848-1897）是长子，官至户部外郎。

因张云端无子，十姊弟的父亲张武龄出生后即从五房过继给他，成为张家长子长孙。从高祖张荫谷到十姊弟中的长男张宗和，张家连续五代都是长房继承。

张武龄四个月大时，正值张云端要赴任四川川东道台，便带着他和奶妈等人乘船前往。航行中，日夜不停的惊涛骇浪和机械轰鸣损伤了婴儿的耳膜，导致张武龄终身听力受损。

或许正是这个缘故，他摆脱了张家祖辈的尚武传统，以独特的家庭背景、个人性格和时代环境，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人生道路，培养出十个非凡的子女。

张树声作为淮军名将被载入清史，给张家后人留下的不仅是"青史留名"的荣耀，还有巨额财富。在他的引导下，张家后人弃武从文，通过科举步入仕途，军人作风逐渐被诗书礼仪的家风所取代。

合肥四姐妹

合肥当地流传着一首民谣"十杯酒"，其中有这样两句："一杯酒，酒又香，合肥出了李鸿章……三杯酒……合肥又出张树声……"

张家确实家财万贯，拥有万顷良田，每年收租达十万担，是典型的大地主家庭。

张云端去世时，独子张武龄年仅八岁。这个从小锦衣玉食的富家公子，或许因为听力障碍和近视的缘故，性格温和内向，酷爱读书。他一生厌恶赌博，从不碰任何牌类游戏，不沾烟酒，生活极为自律。

张武龄十七岁成婚，妻子比他年长四岁。这位知书达理、温良贤淑的妻子不仅承担起管理大家庭的重任，还始终像姐姐一样关爱、照顾着张武龄，使他的婚后生活幸福美满。

辛亥革命后，张武龄开始担忧：在这个衣食无忧的大家族里，年轻一辈很可能会养成游手好闲、骄奢淫逸的恶习。他担心自己的子女将来也会受到影响。

同时，受祖辈"洋务"思想熏陶，张武龄一直怀有"教育救国"的理想。于是，1913年，他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举家迁往上海。

这个看似文弱书生的人，完成了人生中第一次壮举。

这次迁徙不仅让张家这一支脱离了合肥老家的陈规旧俗，更让他们融入了开风气之先、充满活力的上海。正是这个决定，为后来"苏州张家"的历史写下了开篇之笔。

在上海时，他们住在一栋宽敞的石库门宅院，七楼七底带亭子间，偌大的院子能摆下十几桌酒席，每月租金高达二百两银子。若不是一场意外，他们或许会在上海定居更久。

1916年，张家祖母去世，丧事办得极为隆重。家中每日要招待十几桌宾客，还请了和尚诵经放焰口。

就在忙乱之际，某日竟在大门口发现一枚炸弹，全家惊恐万分。为防不测，出殡日期被迫提前，孩子们也被禁止站在孝子孝孙队伍中，孝棚里许多摆设都用了替代品。所幸最终平安无事。

为避祸端，1917年全家迁往苏州。

在苏州，他们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张武龄对知识的渴求在这里得到充分满足。当时能订阅或购买的所有报纸——《申报》《新闻报》《苏州明报》《吴县日报》，以及《晶报》《金钢钻报》等知名小报，他都要一一过目。

张家的藏书在苏州堪称翘楚，据说不是第一也是第二。宅内专门辟出两间大屋，四壁都是顶天立地的书架，整整齐齐排满典籍。既有大量善本线装书，也不乏现当代著作。

特别是"五四"后的新文学作品，无论是鲁迅著作还是各流派代表作，他都及时收藏，一本不落。

张家大小姐张元和回忆："父亲最爱书。记得小时候在上海，他去四马路买书，第一家店买的书丢在第二家，第二家买的又丢在第三家……最后让仆人去一家家捡回来，住的旅馆房间堆满了书。"

在苏州观前街，两家大书店的老板伙计都与张武龄相熟，见他来便陪着选书。平时书店新书到货，都是整捆送往张家，购书一律记账，逢年节由管家统一结算。

当时苏州富户虽多，但像张武龄这般以藏书为富、以读书为乐的实属罕见。

张家四小姐张充和回忆，她儿时家道已开始中落："父辈没出什么大人物，甚至连当官的都没有。"

但她坦言"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家境虽不如从前，生活排场依旧维持着旧时体面，只是后来连这样的体面也难以维系了。"这笔账当然可以算到日本人和内战头上，但子孙不争气也是原因。"

张充和

二小姐张允和透露，其父张武龄不善理财，对钱财从不过问。

1933年她与周有光结婚时，张家已显颓势。受父亲淡泊名利的影响，她婚事从简，仅定制一件婚装，未置婚纱，只配了条水钻项链。

恰在此时，一位银行工作的表叔查账时意外发现张武龄在汇丰银行还有两万元存款——存单早已遗失被忘。这笔"意外之财"让父亲拿出两千元给她作嫁妆。

张允和与周有光结婚照

民国时期的合肥张家主要靠地租与房租维持中上等生活，但租金常难按时收取，家中不时捉襟见肘。

1933年张充和与弟弟张宗和北上时，正逢家中资金周转不灵。两人抵平时盘缠所剩无几，该到的汇款却迟迟不至。张宗和只得四处告贷：向同学借几块，找堂叔借十元，先后典当皮袍得十元、戒指得九元，仍入不敷出。

10月29日，困顿中的张充和向弟弟求助。当时张宗和仅剩十元——借给三姐四元、自花一元，便分出两元给四姐。这两元让张充和撑了许多天，每日仅食一餐粗饼。后她写信向清华园的弟弟告急，而弟弟也只剩一元，仍寄出四毛救急。

11月10日，张宗和探访四姐住所，发现"四姐欠了很多房钱，炉子也没生，一天只吃一顿烤馒头"。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说些这类的话，四姐伤心起来，把头钻进被窝里，说我们说点旁的吧。"

三日后，他将借来的十元给四姐购置炉具御寒。当来到三姐兆和家时，见"三姐眼睛红红的，她说我们刚才说起四姐恐怕会短命死的，我心里一寒"。

11月底，上海与合肥终于汇来五十元。偿还十六元欠债、十元赎回皮袍后，姐弟各分十二元，依然杯水车薪。

正当他们为后续生计发愁时，父亲汇来的一百二十元解了燃眉之急。12月15日，当张宗和将六十元交给四姐时，"她开心死了，我们抱着跳着，计算着去哪儿吃饭"——这场持续四个月的经济危机终于暂告缓解。

张家兄弟姐妹合影

这段经历印证了：时代剧变中，若有一代人坐吃山空，再厚的家底也难以为继。

正如古训所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参考书籍：何晓木《人间清音：张充和的百年人生》 张允和口述《张家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