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在例行发布中把话说到了“战争机器”这个层级。他回应的是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将“防卫与经济的良性循环”列为核心支柱之一。陈曦的定性是“军产兴国”的障眼法,并直接联系到二战前日本军工复合体“深度融入日本经济、绑架国家决策、支撑军事扩张”的历史,要求国际社会“高度警惕并坚决遏制日本重启‘战争机器’、重走扩张邪路”。
同一周,日本媒体披露新版“安保三文件”拟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挑战”,未来五年防卫开支提升至现行计划的近两倍,总额70万亿至80万亿日元。外交部的回应紧随其后,郭嘉昆称所谓“最大战略挑战”不过是日方“以防卫为名、行军事扩张之实的借口”。两个部门的表述指向同一件事:日本正在用一份文件重新定义中国的位置,而这份定义的用途不在外交辞令里,在预算科目和装备清单里。
实际上,日本现行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已经把中国描述为“强化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时,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新版拟维持这一表述,但不使用通常用于敌对国家的“威胁”一词。不用“威胁”而用“挑战”,表面看是留了外交余地,实际上是把对抗的框架固定了下来。
定义落到预算上,数字的变化比表述更直观。2026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占GDP比重提前两年达到2%。高市早苗政府正在考虑的2027年4月起的五年防卫建设预算规模是70万亿至80万亿日元,接近现行计划的两倍。防卫省2025财年的防卫机械订单约2.69万亿日元,五年间增长近三倍。三菱重工、川崎重工、IHI三大军工企业的利润创历史新高,防卫订单积压达6.25万亿日元。
这些订单对应的是具体的生产线、交付节点和部队编成。川崎重工在造潜艇,三菱重工在造驱逐舰和战斗机,IHI在造航空发动机。预算一旦按五年周期锁定,军工企业的产能规划就有了确定性,而产能一旦铺开,逆转需要的时间以十年为单位。日本这套安排的用力点不在某一年买多少装备,在于把扩军从一项需要每年争取的政治议程,变成一条有产业惯性托底的自动轨道。
其中在这条轨道上,水下力量的动作比水面舰艇更值得注意。海上自卫队目前拥有约22至25艘现役潜艇,包括“亲潮”级、“苍龙”级和“大鲸”级。“苍龙”级满载排水量约4200吨,采用不依赖空气推进装置。“大鲸”级水下排水量超过4000吨,用锂离子电池替代铅酸电池,配备6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计划到2031年完成全部10艘的建造部署。有人潜艇的更新节奏是每年一艘,规模在缓慢爬升。
但改变水下力量性质的是另一条线,防卫省已启动大型无人潜航器研发项目,计划2027财年立项,2035财年前完成原型制造和验证。项目采用通用化艇体和推进系统,分为侦察型和攻击型,侦察型装备声呐和测绘系统,攻击型可携带鱼雷或水雷。日本政府还在研究引进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艇,目标是远距离、长时间航行,具备对舰攻击能力。
放在一起看,有人潜艇和无人潜航器的组合,指向的是一套不同的水下作战方式。常规潜艇无论静音性能多好,续航能力的物理限制决定了它无法在远离本土的海域长期潜伏,需要定期上浮充电或返回基地。“大鲸”级的锂电池技术把这个周期拉长了一些,但没有消除这个约束。无人潜航器不需要考虑艇员的生活保障和轮换,可以在预定海域水下待上数周甚至数月。侦察型在平时测绘海底地形、记录水文数据、监视航道,攻击型在需要时切换为布雷或鱼雷攻击。
具体来说,日本媒体披露的“水下狼群”概念,就是把多艘无人潜航器分散部署在不同海域,平时执行监视任务,战时从多个方向同时对目标发起攻击。这套东西的威胁不在于某一艘潜航器的战斗力,在于它把水下战备从“派出潜艇执行任务”变成“在关键海域维持一支不需要返港的常驻力量”。部队不需要做出显眼的调动,风险不会通过兵力部署的变化提前暴露。
沿着这条线,从常规潜艇到无人潜航器,再到核动力潜艇,这条路径上的每一步都可以用“技术探讨”和“能力建设”的名义推进。每一步都不需要宣布一个明确的政治决定,但每一步都在把战后安全框架的边界往外推。
正因如此,国防部把“战争机器”,针对的正是这种拿技术项目当载体、靠产业政策往前推的做法。。陈曦在发言中特意回溯了二战前日本军工复合体的角色:深度植入经济、绑架决策、驱动侵略。这个历史参照的用意不在修辞,在于指出一个机制。当军工企业的订单、利润和产能扩张与政府的防卫政策,形成相互喂养的关系,扩军就不再是一个需要外部威胁来论证的选择,它变成了产业自身的生存需要。
落到预算上看,日本2026财年预算里,仅防区外打击能力建设一项,投入就达到9733亿日元。无人装备、各类导弹系统都是重点加码方向。资金流向军工企业,企业随之扩产;产能铺开之后,又要靠新订单稳住生产线;想要拿到新订单,就需要新的安全议题作为理由。这套循环一旦启动,想要刹住车,远比启动的时候更难。
与之对应,日本新版“安保三文件”把“防卫与经济的良性循环”写成支柱,等于把这个循环从事实层面提升到政策文本层面。文件12月通过之后,军工产业在日本国家战略中的位置就不再是“必要的防卫生产”,而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一个以经济增长为名义的军工扩张,它比打着安全威胁旗号,搞军工扩张更难被外部压力叫停。,因为它的合法性来源在国内的就业、税收和产业竞争力,不在外部的威胁评估。国防部说这是“障眼法”,指的就是这层转换:用经济话语包装军事议程,让扩军看起来像是产业政策。
综合来看,水下偷袭舰队的扩编、远程导弹的部署、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涉核试探的推进,这些动作分散在不同的部门和预算科目里,但共用同一套制度惯性。日本的财政状况给这套惯性加了一个约束条件:截至2026年3月,政府债务总额1343.84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超过60%的受访者反对为扩军增税。钱从哪里来,是东京还没有回答的问题。但预算的编列和装备的交付不会等到财政问题解决才启动,它们已经在进行中。
回到国防部划出的红线落在“战争机器”这个说法上,而机器已经在转。12月安保三文件通过之后,下一个可观察的节点是2027财年预算中无人潜航器项目的拨款额度,以及“大鲸”级后续艇的建造计划是否会出现超出每年一艘的加速。这两件事比任何一份文件里的表述都更能说明,东京准备把水下力量推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