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交通员闯关被拦，情报搜出，日军道：大大的良民
史料札记，1943年7月19日，江苏盐城建湖县神台桥日伪关卡，徐氏诊所伙计徐锡诚携带中药药方通过关卡，药方暗藏新四军情报，以中药名代指敌伪，龟甲指日寇，白芨指伪军，当归指汉奸，党参指共产党，此方由地下工作者朱泽口述，收入《建湖文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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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已无恙，吾辈当自强】致敬我们最可爱的英雄！
第一章 神台桥头
1943年7月19日，天刚蒙蒙亮，江苏盐城建湖县湖垛镇还笼在一层潮气里，神台桥下的河水泛着浑黄，桥面上已经排起了长队，老百姓挑着担子，挎着篮子，等着过日伪关卡，伪军士兵挨个翻查，动作粗鲁，嘴里骂骂咧咧。
徐锡诚站在队伍中间，手里提着一只粗布药包，药包不大，系着麻绳，看上去就是普通人家抓的几副草药，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灰的粗布褂子，脚上一双旧布鞋，鞋头磨出了毛边，脸上没什么表情，可后脊梁上的汗已经把里衣洇湿了一片。
前面一个老汉被伪军拽住，包袱抖落一地，几颗山芋滚到路边，伪军踢了一脚，嘴里嚷嚷，快走快走，老汉弯腰去捡，被推了个趔趄，徐锡诚看在眼里，攥药包的手紧了紧，又松开。
他想起昨天傍晚的事，诊所快关门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推门进来，那人穿一件灰布长衫，脸色蜡黄，额头上全是汗，进门就扶着门框，喘了几口气才开口。
“大夫，咱这里能治十来年的老寒腿不能，”
徐锡诚正蹲在地上收拾药柜底下的几个空罐子，听见这句话，手停了一下，他没有马上抬头，先把手里的罐子轻轻放下，站起来的时候脸上已经换了一副平常模样。
“能治是能治，就是花的钱估计少不了，”
屋里头徐运和正坐在诊桌后面翻一本旧医书，听到这话，眼皮抬了抬，看了儿子一眼，又看了看门口那人，没吭声。
那人往屋里跨了一步，声音压低了些。
“只要能治好，哪怕是花上一百块大洋，也是值得的，”
暗号对上了，这是朱泽留给他们父子的接头暗语，上半句问老寒腿，下半句提一百块大洋，一字不差，徐锡诚转身走到门口，把门板掩上，站在门边望风，那人快步走到徐运和跟前，两人低声说了几句话，前后不到一炷香的工夫，那人便从后门走了。
当天夜里，徐运和没睡，他坐在油灯底下，拿一张黄纸，提笔写了一张药方，写得很慢，每一味药名都斟酌了半天，写完之后又包了几包草药，把药方搁在药包最上头，用麻绳扎紧。
“明天送到镇北头张天明家，路上别耽搁，也别跟人搭话，”徐运和把药包递给儿子的时候，声音很平，可那双递药包的手，指头在微微发抖。
徐锡诚接过药包，点了点头，他没问药方上写的什么，也没问张天明是谁，在敌占区待了两年多，他早学会了不问，可心里清楚，父亲这样郑重其事，这张药方里一定藏着要紧的东西。
队伍往前挪了几步，徐锡诚跟着前面的人往前蹭，他看见关卡那个伪军士兵歪戴着帽子，脸上一道疤从眉骨拉到嘴角，每翻一个人的包袱都要用刺刀挑开看看，动作慢得让人心焦，旁边的日军哨兵背着枪来回踱步，皮靴踩在桥板上，咯噔咯噔响。
轮到徐锡诚了，疤脸伪军一把拽过药包，麻绳被扯开，几包草药散在桌面上，一股苦味窜起来，徐锡诚站在跟前，两只手垂在身侧，手心全是汗，面上却稳得很。
疤脸伪军拿起药方，皱着眉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嘴里嘟囔。
“这是什么，”
“药方，抓的草药，给镇北头张家送的，”
“张家什么人，”
“张先生，腿不好，常年吃我家的药，”
“你是哪家的，”
“湖垛街南头徐氏诊所，我爹徐运和，”
疤脸伪军又低头看药方，嘴里念了两句。
“张先生步履艰难，发高烧，有邪恶党参把神调，龟甲当归加白芨，三味一起把汤熬，这写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他识字不多，药方上的字认不全，读起来磕磕绊绊，徐锡诚站在对面，听着他念那些药名，心跳得跟打鼓一样，可脸上一点没变，嘴角甚至还挂着一丝笑。
“都是治腿的，老方子了，我爹开了十几年，镇上的老人都认得，”
疤脸伪军正想再问，一个日军巡逻队从桥那头走过来，领头的军曹矮个子，留一撮小胡子，腰间挎着军刀，他走到关卡跟前站住了，扫了一眼桌上的草药，又看了看徐锡诚。
“什么的干活，”
疤脸伪军赶紧立正，把药方递过去。
“太君，徐氏诊所的伙计，送药的，”
日军军曹接过药方，横竖看了一眼，他不懂中医，更看不懂上面写的什么，可徐氏诊所这个名字他听过，镇上好几个据点的日军和伪军都去那里看过病，徐运和给日本人开过方子，也给伪军瞧过头疼脑热，在日军眼里，这就是个老实巴交的郎中。
军曹把药方丢回桌上，摆了摆手。
“徐医生，大大的良民，放行，”
徐锡诚把草药重新包好，药方折好揣进贴身的衣兜里，冲疤脸伪军弯了弯腰，转身过了桥，他走得不快不慢，脚下的步子稳稳当当，可只有他自己知道，后背的汗已经把粗布褂子湿透了，手心里攥出的汗顺着指缝往下滴。
过了桥往北走了一里多地，拐进一条巷子，巷子尽头有一户院门半掩着，徐锡诚推门进去，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正蹲在院子里劈柴。
“张先生在不在，”
那人抬起头，看了徐锡诚一眼，把斧头往柴墩上一搁，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木屑。
“我就是，”
徐锡诚把药包递过去，张天明接过药包，翻开药方看了一眼，脸色沉下来，他什么话也没多说，把药方折好塞进袖口，冲徐锡诚点了点头。
“回吧，路上当心，”
徐锡诚转身出了院子，沿着来路往回走，走到神台桥上，他又看见了那个疤脸伪军，对方正靠在桥栏杆上抽烟，看见他回来，咧嘴笑了一下。
“送完了，”
“送完了，”
徐锡诚也笑了笑，脚步没停，就这么走过去了。
当天傍晚，药方到了朱泽手里，朱泽是徐氏父子的直接联系人，新四军的情报人员，他展开药方一看，脸上登时变了颜色，药方上每一味药都对应着一个暗号，党参是共产党，龟甲是日寇，白芨是伪军，当归是汉奸，这方子表面上是治老寒腿的，实际上是一份紧急情报。
朱泽当夜就把情报送到了敌工部长崔济鸣手上，崔济鸣看完，拍了一下桌子，通信员张步友叛变投敌了，敌工部驻地必须马上转移，原定营救张步友的计划立即取消，改为锄奸。
几天后，张步友在日军的监狱里突然暴毙，日军本想从他嘴里撬出新四军的情报，没料到这条线断得这么干脆，崔济鸣后来在一次会上说起这件事，只说了一句，徐氏诊所那张药方，救了我们十几条命。
徐锡诚后来继续在诊所里帮忙送药收账，一直到抗战结束，他没跟任何人提起过1943年7月19日那天早晨的事，镇上的老百姓只知道徐家父子给日本人看过病，背地里骂他们骨头软，徐运和听了也不辩解，只是闷头开方子，徐锡诚有时候听见那些话，心里堵得慌，可想起父亲说的一句话，就忍住了。
“咱们做的事，不需要别人知道，老天爷知道就行，”
那个年月，在苏北平原上，像徐氏诊所这样的交通站不知道有多少，他们混在老百姓里头，穿着平常衣裳，说着平常话，过着平常日子，可每一张药方，每一封书信，每一次走街串巷的吆喝里头，藏的是要命的情报，这些情报一条一条串起来，就是新四军的眼睛和耳朵。
第二章 苏南小延安
李巷村在溧水白马镇回峰山脚下，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青砖黛瓦的老房子挤在一条窄巷子两边，抗战那几年，这个村子有个名号，叫“苏南小延安”，中共苏皖区委、苏南区行政公署和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旅部都扎在这里，村里头随便推开一扇门，里头可能就是新四军的一个机关。
李孝廉的家就在巷子中间，一栋老式三间两厢的房子，门楣上后来挂了一块牌子，写的是“地下交通总站”，李孝廉1895年生在句容一户穷人家，父母种地帮工，日子过得紧巴巴，他20岁那年被过继给溧水李巷的堂叔当嗣子，就这么在李巷扎下了根。
1938年5月，新四军到了溧水，李孝廉跟那些穿灰布军装的兵接触多了，慢慢懂得了抗日的道理，那年9月他入了党，新四军第二支队四团进驻李巷以后，建了一条南北地下交通线，南起高淳漆桥，北到句容郭庄，总站就设在李孝廉家里。
交通站建起来以后，溧水、溧阳、高淳、江宁、句容的情报都往李孝廉家里汇，很多重要指示也从这里传出去，那时候通信条件差，路不好走，敌人的据点把根据地割成一块一块的，李孝廉就组织交通员化装成商贩、手艺人，甚至假装走亲戚，穿过日伪顽匪设的一道道关卡。
有一次，一份紧急情报要从李巷送到句容，路上要过三道伪军哨卡，李孝廉挑了个年轻交通员，让他挑一副货郎担子，担子一头放针线布头，另一头放几包草药，情报折成小纸条塞在货郎鼓的鼓柄里头，交通员摇着鼓走村串巷，过第一道哨卡的时候，伪军拦下来翻了翻担子，看是卖杂货的，挥手让走了，第二道哨卡更严，伪军把担子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掏出来看，交通员站在旁边，嘴里还吆喝着“洋火洋碱，针头线脑”，伪军翻了半天没翻出什么，也放了行。
第三道哨卡是个日军据点，交通员远远看见日军哨兵就拐进路边一个村子，把货郎担子搁在一户老百姓家里，自己空着手从据点旁边的田埂上绕过去了，情报没在担子里，早在他进村的时候，就塞给了那户老百姓，那家人是基本群众，等交通员绕过关卡在村外接头的时候，情报又回到了他手上。
李孝廉干交通站站长那些年，这种事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回，他自己也经常亲自送情报，有一回他化装成一个赶集的老头，挑着一担柴火往敌人据点附近走，柴火捆里藏了一份情报，据点门口的伪军拦住他问干什么的，他嘿嘿一笑，说赶集卖柴的，伪军看了看那担柴，嫌脏，摆摆手让他滚，李孝廉挑着柴从据点门口走过去，情报就这么送出去了。
可频繁出入敌人据点，日伪军慢慢盯上了李孝廉，1944年4月的一天深夜，日伪军突袭李巷，李孝廉刚开完农救会的会，来不及转移，跟全村老百姓一起被赶到打谷场上，伪军端着枪，逼村民指认李孝廉，指挥刀架在一个村民脖子上，眼看就要砍下去。
李孝廉从人群里站出来，喊了一声。
“我就是李孝廉，不要伤害他，”
敌人一拥而上把他捆了，押到据点里，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用碗口粗的木棍打他的右腿、拿刺刀撬他的牙齿，李孝廉被折磨得昏死过去好几回，醒过来还是那句话。
“要杀要剐随你们，要我出卖同志，做不到，”
后来组织上多方营救，把他从监狱里捞了出来，可右腿被打坏了，牙齿掉了三颗，走路一瘸一拐。
1946年6月，组织上又派他回苏南，负责江宁县的留守工作，他种田做掩护，一个一个找失散的党员接上关系，1947年7月，他在找苏浙皖边区司令部的路上被国民党抓住，又进了监狱，这回敌人打瘸了他的腿，打掉了他的三颗牙，他还是什么都没说。
1949年3月，国民党快垮台的时候，李孝廉被放了出来，4月25日溧水解放，50多岁的李孝廉拖着伤残的身子又开始忙活，可两次坐牢把他的身体搞垮了，哮喘、肺结核，经常吐血，1951年10月7日，李孝廉在李巷去世，56岁。
李巷村那条窄巷子还在，老房子的青砖上长了青苔，门楣上“地下交通总站”的牌子也旧了，可那十四个字还看得清，转接送迎皆战友，东西南北汇军情，这十四个字搁在当年，就是李孝廉和那些交通员们每天在做的事，人接人，信接信，情报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从一个村子传到另一个村子，不管刮风下雨，不管白天黑夜。
第三章 长江两岸
何荦是江苏昆山人，1942年11月，25岁的他从上海撤到淮南抗日根据地，上海那会儿沦陷区的斗争环境越来越差，组织上让他撤，他原本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因为对沪宁线熟悉，人又沉稳，被选去当华中局情报部的政治交通员，直接归潘汉年领导。
这份差事的危险程度，何荦自己心里有数，他每个月要从上海到南京再到根据地跑一个来回，传递绝密情报、护送重要人员、运送紧缺物资，全程靠两条腿走，单程300里，三年走下来累计有两万余里，何荦后来回忆说，身上带五六斤东西，一小时跑10里路，一天半多一点就要赶过江到镇江。
他最常走的是瓜洲线，瓜洲镇上有伪军据点，清乡的人盘查得紧，何荦总是混在赶集的人群里，怀里揣着伪镇江站开的通行证，扮成跑西药的单帮客，他总结过，西药数量少，好带，也容易混过去，每次出发前他都要看天，天气不好就等，耽误时日对安全不利。
1943年夏天，上海地下党急需中央下发的《整风文献》组织学习，那么厚一本书怎么过日伪的重重关卡，潘汉年想了个办法，把文件密封好，外面加一层牛皮纸封套，照敌伪公函的样子，用毛笔工工整整写上伪特工机关上海头目的名字，上款写“胡某某亲启”，下款写“镇江严缄”，何荦揣着这份假公函，从镇江江边的清乡关卡走过去，在火车上日军宪兵随机检查的时候也没露破绽，文件完整送到了上海，刘人寿接到文献的时候感叹了一句，这真是虎口夺食。
更险的一次是传中共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的文件，中央要调阅这些秘藏在上海中央文库里的文件，华中局接到指示以后，潘汉年系统马上行动，上海那边把文件从文库取出来，翻拍成35毫米胶卷，伪装好了交给何荦，何荦把胶卷藏好，又一次穿过封锁线带回根据地，情报部的同志们用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辨认抄录，再送到华中局领导手上。
何荦在上海的生活费标准是一天一升米的价格，回到根据地实报实销，他常吃大饼、油条、阳春面，不够的部分就去亲戚朋友家蹭，不愿意跟组织多伸手，三年交通，万里征程，何荦后来写回忆录的时候用这八个字做了标题。
长江两岸那些年，像何荦这样的政治交通员还有不少，他们走的路线不一样，有的走瓜洲，有的走仪征，有的走十二圩，每条线都有各自的接头点和掩护方式，可干的事是一样的，把上海、南京跟根据地之间那条看不见的线接起来，情报从上海出来，经过一个又一个交通员的手，最后送到该到的地方，中间断一环，整条线就完了，所以交通员们养成了一个习惯，不打听下一站是谁，也不问上一站是谁，只管把自己这一段路走好。
第四章 湘西密道
湘西保靖县，四面是山，沅江从边上绕过去，水路和陆路都通，可也正因为通，抗战那几年这里成了敌我双方都盯着的要道，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泸溪靠沅江水道和湘川公路的便利，成了江苏、浙江、安徽等省难民西迁的中转站。
罗文敏是保靖本地人，她家在那个年月是个秘密交通站，来往的人多，有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有穿长衫的教书先生，也有挑担子的买卖人，罗文敏的亲家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她就借着这层关系做掩护，家里来客来人了，街坊邻居也只当是走亲戚。
1940年3月前后，凤凰县委书记唐知白和县委委员杨昌休转移到保靖，分别在县立模范小学和竞择小学教书，杨昌休刚到保靖就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了，辰溪县那边假造了一封密告信，保靖县当局给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发了电报，准备抓人。
保靖县党组织决定连夜把杨昌休转移出去，假证件赶制好了，计划天一亮就由交通员护送他出城去沅陵，可第二天他们还没出城，就发现身后有人跟着，几个人机警地甩掉尾巴，躲进了王家庄，后来又转到罗家梨子园。
罗文敏得到消息赶过来，给杨昌休化了装，把他带到枞树坡向五婶家藏了几天，等风声过了才让他离开保靖去桂林。
杨昌休后来在广西的中学教音乐，1943年秋天日军进攻常德，他写了一首《沅江船夫曲》，那首歌在当地中小学生里头传唱，还被抗敌演剧四队拿去当演出曲目，参加了1944年2月在桂林办的西南剧展。
1941年3月，永绥和保靖的地下党先后遭到破坏，党员分散转移，在永绥女子小学教书的共产党员朱昆珍刚生了小孩，走不了，被敌人严密监视居住，勒令满月后自动投案，在永绥女小进步师生的帮助下，朱昆珍演了一出投河自尽的假戏，逃到了保靖。
罗文敏接待了她，给她换上青布衣衫，包上土家妇女的黑布包头，藏在屋里，后来为了安全，罗文敏拄着拐杖提着竹箩，假装去离城15里外的乡下摘茶叶，在天堂坡一个庵堂里找到了修行的姐姐，说朱昆珍是远房亲戚，受了丈夫虐待要投河，想借庵堂住些天，就这么把朱昆珍安顿下来了。
湘西那些年，像罗文敏这样的秘密交通站还有好几处，有开杂货铺的，有摆烟摊的，有在码头上做搬运的，看着都是平常营生，可每一处都连着一条线，线的那一头在沅陵，在辰溪，在芷江，在更远的重庆和延安，交通员们走山路，走水路，走那些地图上找不着的小径，背篓里装的是山货，夹层里藏的是情报，碰上盘查就说是走亲戚的，碰上搜查就把东西往草丛里一扔，等敌人走了再回去找。
第五章 云贵马帮
1942年，日军切断了滇缅公路，中国西南方向的地面通道就剩下茶马古道这一条了，从那以后，西藏、云南、四川之间的马帮成了运送国际援华物资的主力，藏族、纳西族、白族、傈僳族的马帮组织起来，西藏邦达多吉家族动员藏族商人不惜代价支援西南大后方。
马帮走的路不是公路，是山间踩出来的骡马道，窄的地方只容一匹马通过，一边是崖壁，一边是深谷，下雨天泥巴糊到马肚子，下雪天路滑得站不住脚，马帮的头骡脖子上挂着铃铛，铃铛声在山谷里传出去老远，既是给后面的人指路，也是给对面来的人提个醒。
马帮运的是物资，可从云南往贵州、往四川走的那几条线上，有些马帮还夹带着别的东西，情报，那些做地下工作的交通员混在马帮里，穿着赶马人的衣裳，脸上晒得跟炭一样，手里拿着赶马鞭，嘴里说着行话，跟真正的马帮汉子没什么两样。
1941年5月，肖源在云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当了地下交通员，往来于大理喜洲之间传递文件和信息。他走的就是马帮常走的那几条路，有时候跟着马帮一起走，有时候自己一个人扮成行商，背一背篓茶叶或者药材，把密写的文件藏在茶叶篓的夹层里。
1946年，组织上又调郤有谟去滇东南组织一个马帮，专门负责地下交通联络，他带着一队马帮在滇东南的山里走村串寨，把省工委跟各地的联系接起来。
贵州那边，八路军贵阳交通站1939年1月3日建立，周恩来指派原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副官袁超俊到贵阳负责，交通站的任务是在日寇封锁和切断西南交通的情况下，保持大后方跟延安之间的联系。贵阳是西南的枢纽，川黔、滇黔、湘黔、黔桂四条公路在这里交汇，交通站的人经常要把从香港、越南海防运进来的物资转运到重庆、延安。
1941年1月，交通站的人从香港购进了一批汽油和机油，经越南海防转到贵阳，交通站的同志组织抢运，押运到重庆，1月22日，就在国民党当局查封交通站的第二天，他们抵达贵阳的时候被军警特务逮捕，几天后在贵阳英勇就义。
云贵川那些年，地下交通线大多沿着公路和驿道走，交通员们有时候搭货车，有时候跟着马帮，有时候全靠两条腿走路，贵州山多，走一天翻几座山是常事，四川的川东和川南，水路发达，交通员就坐船，把情报藏在竹筒里或者绑在船底，云南的边境线上，马帮往来于中缅、中越之间，情报就夹在货物里头，跟着马铃声一站一站往前走。
第六章 药方玄机
徐运和那间诊所，在湖垛街上开了十几年，铺面不大，一扇对开的木板门，门楣上挂着一块木匾，写着“徐氏诊所”四个字，门口摆一张旧桌子，上面搁着脉枕和几本翻得起毛边的医书，镇上的人有个头疼脑热都来找他，日伪军据点里的伪军也来，有几个日军军医有时候也来抓中药。
诊所里就两个人，徐运和坐诊开方，徐锡诚跑腿送药收账，外头人看着，这对父子见了日本人点头哈腰，见了伪军也客客气气，背地里有人骂他们骨头软，可没人知道，这个诊所是湖垛一带地下组织被破坏以后，唯一保全下来的交通站，徐运和跟新四军情报人员朱泽单线联系，用的是中药名当暗号。
党参指共产党，龟甲指日寇，白芨指伪军，当归指汉奸，这些暗号不是徐运和发明的，在苏北的地下组织里，用药方传递情报的法子用了不止一处。
1943年春天，原中共太滆地委交通员张友根叛变投敌，地下组织急需摸清他的行踪，好切断泄密渠道，当时就有人用一张药方把张友根的行动轨迹传了出去，药方上每味药的头一个字连起来，就是“五日上午十时，张坐船经窑上嘴”，这份情报经交通员传到游击队，成了部署锄奸行动的依据。
还有更隐蔽的法子，用中药五倍子熬水写情报，写出来干了看不见字，要看的时候拿碘酒一刷，密密麻麻的黑色小字就显出来了。有些交通员把密写的药单子藏在袖口夹层里，或者缝进衣领，碰上搜查，脱了外套让人翻，翻不出什么。
周苏平是另一路，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时候，晚上在油灯底下用密写药水把情报抄在《申报》的边角上，再通过交通员送到苏北，有一回他在路上被日军宪兵拦住盘查，情急之下把情报塞进一只装满中药材的木箱夹层里，宪兵翻了翻箱子，看见都是些草根树皮，没细看就放他走了。
药方这个法子好在哪，好在它本身就是个平常东西，一个开诊所的写药方，天经地义，方子上写的都是中药名，龟甲、当归、党参、白芨，不懂行的看着就是治病的方子，懂行的才看得出里头的门道，就是万一被搜出来，只要咬死了说是药方，敌人一时半会儿也琢磨不透。
徐锡诚后来回想那天过神台桥的事，最悬的就是疤脸伪军念药方那会儿，要是那人多认几个字，或者多问几句，把药方拿去给懂中医的人看，那就麻烦了，好在疤脸伪军识的字不多，读起来磕磕绊绊，念完了也没往深里想，加上那个日军军曹认得徐氏诊所，知道徐运和给据点里的人瞧过病，这才有了那句“徐医生，大大的良民”。
药方上的情报当天晚上就到了朱泽手里，朱泽连夜送给敌工部长崔济鸣，崔济鸣一看就明白，通信员张步友叛变了，敌工部驻地必须马上转移，营救张步友的计划取消，改成锄奸。
几天以后，张步友在日军的监狱里突然死了，怎么死的，有人说是被锄奸队下了药，有人说是日军发现他没有利用价值了，不管怎么死的，这条线断得干干净净，日军本来指望从张步友嘴里掏出新四军的情报，到头来什么都没捞着。
湖垛街上的人，过了很久才知道徐氏诊所的真实身份，可那时候徐运和已经不在世了，徐锡诚也老了，镇上年纪大的人还记得，徐家父子在日本人面前那副低眉顺眼的样子，可没人再骂他们骨头软了。
第七章 虎穴穿行
陈玉兰是海南文昌南阳乡人，1939年入党当了交通员，她那会儿才二十出头，家里很多人死在战争里，她参加革命就是要给亲人报仇。
她负责的交通线一出南阳乡就是敌占区，沿途岗哨林立，河道密布，出发送信、引带同志都在夜里进行，四周漆黑一片，只能靠月光和星光认路，陈玉兰后来回忆说，走路可能踩到地雷，有时候大喘气都会暴露行踪。
干交通员那些年，她摸索出了五条线路，带大部队走开阔大路，速度快，但必须抓紧走，带重要人员走最安全的秘密小路，哪怕多花几倍时间也要保证万无一失，带一般同志走平时常走的路，方便接头，自己送钱物走专门的线路，轻装上阵灵活机动，还有一条是紧急情况下备用的，那是真正的生死线。
陈玉兰不仅认路，耳朵还特别灵，有一次她护送一位重要干部去琼山白石溪，出发前像往常一样规划了最隐蔽的路线，走到半路上，她突然闻到空气里有一丝烟草味，当地农民不抽那种旱烟，她立刻警觉起来，拉着干部蹲在沟里，不出声，没过多久，一队日伪军巡逻队就从她们原计划要走的路上过去了。
夜里走路，陈玉兰边走边留心，注意有没有粪便、香烟这些气味，那是敌人埋伏的信号，鸟突然飞起来，动物在叫，这些细微的动静都能帮她判断敌情，她负责的两条交通线始终没有暴露。
江苏镇江丹阳的韦金法，个子矮，只有1.2米左右，抗战那会儿在茅山抗日根据地当交通员，地下党的同志看中了他个子小的特点，专门安排他去延陵、九里、宝堰这些敌占区核心地带收集情报，敌人的兵力部署、武器配置、驻扎位置、出动规律，韦金法把这些情报搜集起来，再送到安全地带，由别的交通员转给新四军主力。
有一次新四军准备打贺甲战斗，战斗前十多天，韦金法接到任务，要摸清宝堰、九里、延陵一带日军的兵力配置和动向，他化装成一个赶集的小孩，趁敌人对小孩放松戒备，很快把情报收集齐了，回来的路上走到延陵镇附近的贺甲村，日军突然增设了岗哨，每个过路的百姓都要搜身，韦金法混在人群里，心一下子悬了起来，身上带着的情报要是被搜出来，自己没命事小，部队的行动计划暴露了，老百姓也要遭殃。
就在那时候，另外一路新四军侦察员被日军发现了，双方打了起来，侦察员边打边撤，群众四散奔逃，韦金法趁乱跑进贺甲村一户人家，那家的主人叫贺国湘，院子里正好有两辆婴儿车，一辆是站着的，一辆是躺着的，躺着的那辆长约一米，韦金法个子1.2米，脱掉外套蜷着身子躺进去，贺国湘的母亲给他盖上婴儿的被子和衣服，韦金法把手枪塞在屁股底下，刚躺好，日军就挨家挨户搜进来了。
几个日军冲进院子闯进屋里，看见婴儿车，掀开被子看了一眼，韦金法蜷在里面装睡，日军没细看就走了，等日军走远了，他才从婴儿车里爬出来，情报完好无损送到了新四军手里。
东江纵队的廖清，13岁就当交通员，在日军严密盘查中屡次完成任务，有一回他把情报包裹藏进路边的牛粪里，日军嫌脏不愿意翻，他就这么把情报送过去了。
这些交通员，有的是大人，有的是半大孩子，有的是男的，有的是女的，他们用的办法五花八门，把情报藏在牛粪里，躺在婴儿车里装小孩，闻着空气里的烟草味判断敌情，看着鸟飞起来就知道有人来了，这些法子听着简单，可在那个年月，一个不小心就是掉脑袋的事。
第八章 黑白之间
交通员在敌占区活动，打交道最多的除了老百姓，就是伪军。
伪军这个群体复杂得很，有的是被抓壮丁抓来的，有的是为了混口饭吃，有的是真心投了日本人，还有的是组织上安排进去的，苏北那边有个伪保长叫张九保，实际上是秘密交通员，两个儿子炳泉和炳仁也跟着干，组织上让他以伪保长的身份做掩护，这个身份像一层油腻的壳子，披在身上不舒服，可管用。
河北冀南那边，军分区司令员桂干生跟魏县郝村的伪军李成华结了盟兄弟，双方建立联系以后，在李成华的辖区内建了交通站，八路军过往的时候李成华负责护送。
苏中江都的地下交通网织得密，1941年6月党组织在江都设了秘密交通支站，下面还有中心站、区站、联络点，交通员都是当地普通人打扮，在公路、河道封锁线附近有联络员提供情报，情况紧张的时候还负责掩护。
1944年，江都地下交通网截获了一个关键情报，敌人假调防真扫荡，新四军根据这个情报提前部署，打了一场伏击战，缴获轻机枪27挺、重机枪3挺、迫击炮4门。
交通员跟伪军之间的关系，有时候是硬的，有时候是软的，硬的时候就是拿钱买路，伪保长给伪军塞几百块钱，当没看见就过去了，软的时候就是攀交情，交通员跟伪军哨兵混熟了，递根烟说两句好话，哨兵手一抬就放行了。
可这种关系不牢靠，今天放你过去的人，明天可能就被调走了，换上来一个新面孔，不认识你，该翻该查一样不落，所以交通员们从来不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每一条交通线都留了后手，这条路走不通就走那条，这个哨卡过不去就绕道。
徐锡诚过神台桥那天，要不是那个日军军曹认得徐氏诊所，疤脸伪军不一定放他，万一那天换了个不认得的日军哨兵，或者疤脸伪军多念两遍药方起了疑心，结局就完全不一样了，干交通站这行，每一天都是在赌，赌敌人的疏忽，赌自己的运气，赌药方上的中药名敌人看不懂。
第九章 无名之人
抗战那些年，在苏北、苏南、湘西、云贵川，在每一条敌人封锁线上，都有像徐锡诚、李孝廉、何荦、陈玉兰、韦金法这样的人在跑，他们绝大多数没有留下名字，有的牺牲了，有的活到了战后，可他们做过的事，知道的人不多。
何荦战后写了《三年交通 万里征程》，那份手稿后来捐给了江苏国家安全教育馆，跟他一起捐出去的还有一批实物，交通员用过的旧皮箱、密写药水的瓶子、翻拍情报的胶卷盒，这些东西搁在展柜里，看着不起眼，可每一件背后都是一条命悬一线的路。
李孝廉1951年去世的时候56岁，留下一个伤残的身子，他两次坐牢，敌人打瘸了他的腿，打掉了他的三颗牙，可他从来没跟人提过交通站的事，直到很多年以后，李巷村的老房子挂上了“地下交通总站”的牌子，人们才知道那个种田的老头当年干过什么。
陈玉兰活到了105岁，左腿上那道十几厘米长的伤疤是送情报的时候留下的，她后来坐在海口工人文化宫宿舍区的老屋里，柜子上摆着“光荣在党50年”“解放海南五十周年纪念章”“琼崖纵队老战士”的证书，跟人说起当年的事，声音不大，可每句话都稳当。
韦金法的照片挂在贺甲战斗纪念馆、茅山新四军纪念馆和盐城新四军纪念馆里，他外孙女张春花家里还收着老人的遗物，邻居们记得他晚年常讲送情报的故事，讲到躲在婴儿车里那一段，总是笑着说，那时候要是被鬼子发现，就没命了。
罗文敏在保靖的那间老屋早就不在了，她救过的那些人，杨昌休后来成了音乐家，唐知白和田成上解放后当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的厅级干部，可罗文敏自己没等到那一天，她的事迹在湘西地方党史里留了几页纸，后来的人看了才知道，保靖那个小县城里曾经有过这么一个秘密交通站。
这些人做的事，搁在大历史里就是几个字，交通员，可那几个字底下，是一张一张药方，是一封一封密信，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山路水路，是黑夜里闻到的烟草味，是藏在牛粪里的纸包，是婴儿车底下的手枪，是打在腿上的木棍和撬开牙的刺刀。
第十章 药方不朽
1943年7月19日那张药方，后来谁也没有再见到过，徐运和写方子的那张黄纸，经过朱泽的手、崔济鸣的手，最后不知道去了哪里，也许被烧了，也许被销毁了，那个年月，情报看过就得处理掉，不留痕迹。
可那张药方上的内容，朱泽记得清清楚楚，他口述过，建湖文史资料收进去了，党参、龟甲、当归、白芨，四味药四个暗号，串起来就是一句话，湖垛镇的地下交通站还在，新四军的情报线没断。
徐锡诚那天过桥的时候二十出头，抗战结束以后他还在湖垛街上待着，诊所开着，日子照过，后来有人问起那天的事，他就说，送药嘛，平常得很，没什么好说的。
神台桥现在还在建湖县，桥面翻修过了，栏杆换了新的，桥下的河水还是往东流，当年那个关卡的位置，现在是条普通的街，来来往往的人不知道，1943年7月19日那天早上，有个年轻人提着一包草药，从这座桥上走过去，口袋里揣着一张药方，药方上的党参和龟甲，差点要了他的命，也救了十几条命。
那个日军军曹说的那句“徐医生，大大的良民”，搁在别的场合是句侮辱人的话，可在那天早上，那句话是徐锡诚听过的最好听的话。
苏北平原上的风从神台桥上吹过去，吹过湖垛街，吹过徐氏诊所的老铺面，吹过那些已经找不着痕迹的交通站，李巷村的老房子还在，罗文敏保靖的老屋没了，韦金法藏在婴儿车里的那个院子拆了，可这些人做过的事，像那张药方上的字一样，看着是草根树皮，底子里是救命的药。
（全文完）
声明：本文内容基于真实史实创作，事件真实存在，部分对话与细节依据历史资料进行艺术加工，请理性阅读，勿与现实人物、事件关联！
文献来源：
1. 《建湖文史资料》，朱泽口述。
2. 《江都县抗日、解放战争时期敌后地下交通斗争史》，1984年1月，江都县邮电局编。
3. 何荦，《三年交通 万里征程》，江苏国家安全教育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