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儿女们的记忆里，陈赓最怕听见孩子哭声，家里有条不成文的规矩：弟弟生病打针，得等他走远了、把几道门关严了再打。
堂堂开国大将，一辈子从枪林弹雨里蹚过来，偏偏落下这么个“毛病”。幼年的陈知进不懂，父亲什么样的阵仗没见过，怎么会怕孩子哭？直到她长大后翻遍史料、听遍父亲老部下的讲述，她才弄明白父亲的这份柔软里，包含着怎样的革命情感与伤痛。
陈知进是陈赓的独生女，陈知建是陈赓次子，后来也授了少将。兄妹俩讲述父亲的长征往事时，一个侧重“军事部分”，一个侧重“儿女情长”，但有一观点或者说感受，兄妹俩是一致的：父亲其实极少讲自己。
陈知建说，父亲断断续续只讲过一些长征的事，他和大多数人一样，是“在书中了解长征的”；父辈们觉得自己是幸存者，“没必要、也不会炫耀自己”。
比起其他开国将帅，陈赓的长征之路，起初显得格外的沉重，因为他是背着像山一样重的政治包袱踏上征程的。
1933年3月，陈赓在上海治腿伤时被叛徒出卖被捕，经宋庆龄等人营救才脱险。出狱回到上海，有人认定蒋介石不杀他，他必是蒋派回来的特务，竟派杀手来取他性命；杀手与他相识，对他说“你赶快逃吧，我是上边派来杀你的”。
辗转进入中央苏区后，陈赓又一次面临“是特务就该杀”的指控，是周恩来站出来说此事还需调查，派陈云同他谈话。陈知进说，父亲终于见到组织时，在陈云面前“哭了一鼻子”。
按当时的规矩，从监狱出来的同志必须经过审查，审查期间不能带兵、不能去战斗部队任职。陈赓先被分配到彭杨步兵学校当校长，“一边打仗一边上课，歇脚的时候就讲战术、讲地形”。1934年10月长征出发前，中革军委把红军大学、彭杨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四校合并编成干部团，任命他为团长，宋任穷任政委。
陈知建回忆，父亲当时“还在受着审查”，那些受了处分、背着各种包袱的干部，也都被集中到了干部团。陈知进去查过父亲的档案，他自己填写的材料上写的是“开除党籍”一年。遵义会议之后，陈云代表组织找他谈话，他的组织关系才得以恢复。
长征途中的干部团，全团一千四百八十余人，编四个营和一个上级干部队：两个步兵营培养连排干部，第三营培养连政治指导员，第四营是特科营，上级干部队队长是肖劲光，培养营团军政干部。部队装备的是红军里最好的家当，长短枪钢盔俱全。董必武、徐特立这样的老人，还有成仿吾、冯雪峰等文化人，都被送进团里随队行动，毛泽东当面叮嘱陈赓、宋任穷：董老、徐老你们一定要保护好，出了问题唯你们是问。
这支队伍平时办学育人，一到危急关头，就是中革军委的“铁拳头”——后来打出的几场硬仗，乌江架桥、土城救急、金沙江锁守渡口、大渡河策应攻坚，场场叫得响。1935年1月中旬遵义会议召开时，陈赓奉周恩来指示，率干部团担任会议警卫。
长征路上，陈赓率干部团，打的第一场大血战是湘江战役。2006年，陈知建和二十多位开国元勋子女参加“情系长征路”活动重走长征，其中一站是福建长汀福音医院——1927年南昌起义后陈赓随部队南下作战，左腿三次中弹，就是在这张手术台上做的手术；他怕截了肢再不能打仗，死活不肯截肢。当年在这张手术台上主刀救下他这条腿的医生，正是傅连暲；十八年后过草地，周恩来病倒，又是这位傅连暲同父亲一起想办法救人。站在湘江边，陈知建忍不住流泪：当年这里的河水被染成红色，直到今天还能在附近找到红军的遗骨。而父亲的转机还没到——要等到遵义会议。
1935年元旦前后，红军抵达乌江南岸。天险乌江水流湍急，对岸有敌据守，大部队快速过江必须架浮桥，军委把任务交给了干部团。陈知进说，父亲带着工兵连星夜急行军六十多里，赶到江界河渡口，当场动手架桥。
遵义会议开过不到半个月，恶仗又来了。1月28日，红军在贵州土城青杠坡一带伏击川军，战前情报严重失误：原以为当面之敌是两个旅四个团，实际是四个旅八个团，阵地反复易手，敌军一度直逼中革军委指挥部。
毛泽东急令干部团投入战斗。陈知建据父亲的回忆和史料记载还原了这一幕：父亲令特科营重机枪掩护，指挥学员端着步枪向山上冲锋，敌人打过来，干部团打过去，几度与敌肉搏，硬把敌人压回其师部附近。毛泽东高兴地说：“陈赓真行！”在南方都市报的采访里，陈知建引述的版本是“打得好，陈赓可以当军长”。
这一仗干部团伤亡百余人，宋任穷向毛泽东汇报说，团里都是连排以上干部，培养一个不容易，这样用代价太大；毛泽东惋惜地说，干部团是要用的，但这样用不行，以后要注意。
土城之后是四渡赤水，再往后就是陈赓军事生涯里常被提起的重要一笔——巧渡金沙江。
1935年5月初，红军佯攻昆明后折向金沙江，中革军委令红一军团抢占龙街渡，红三军团抢占洪门渡，皎平渡方向由总参谋长刘伯承带干部团一部负责。
按宋任穷、莫文骅的回忆，干部团以第三营为先遣营，去掉帽徽标记，伪装成国民党部队，一昼夜急行军一百六十余里直扑渡口，夺下敌人顺江而来的两只探子船，控制了南北两岸，先遣连连长是肖应棠。
陈赓随后率两个营渡江，抢占江北的通安镇，打通渡江后的前进通道。从江边到通安只有一条盘旋在悬崖峭壁上的窄路，有一段仅容一人通过，敌人从山头推大石头往下砸，冲在前面的战士有的中弹牺牲，有的被石头砸伤，后面的人贴着峭壁、借着死角跃进，终于冲了上去。
守通安的是川军刘元塘部一个旅（两个团另附一个迫击炮连），旅长亲自督战。陈知建据父亲留下的回忆写道：父亲以一个营正面佯攻、两个营迂回包抄，俘敌六百余人。这一仗，干部团以一个团的兵力击溃川军一个旅，中革军委为此通令嘉奖。渡船也陆续凑齐了：先夺的两条之外，战士们在二三十里的江岸边又找到四条破船，修好，后来又觅得一条，共七条小船；三十七名船工三班轮换，人歇船不歇，从5月3日晚到9日，几万红军就靠这七条船过了江。
关于这一仗的行军速度，陈家兄妹的说法和当年指挥员们的回忆略有出入：宋任穷、莫文骅记的是一昼夜一百六十余里，陈知建在《求是》文中记的是一百二十里，他后来接受采访时又说“一天行军二百里，是长征中一天最高的行军纪录”。
口径不一，但都指向同一个事实——这是红军急行军的极限。陈知建自己当兵时，连续三天每天走六十里，脚底走出巴掌大的血泡，二十多天才好，由此他深刻体会到了这几个数字的份量。
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之后，干部团又守卫渡口、掩护全军渡江，并在大渡河畔策应夺取泸定桥。1935年6月，中央红军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干部团一路征战只剩一千一百多人，不久奉命与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合并改编为新的红军大学。
宋任穷回忆，由于张某人要整陈赓，他无法在学校工作，被调到红一军团。随后部队在哈达铺改编为陕甘支队，陈赓任第13大队大队长，相当于一个团的团长——这个职务，他只干了两个月。
陈知进重走长征路时，特意去找过父亲当年在哈达铺老街住过的房子——几十年过去，房子没变样，一位七旬老人在临街门面里经营杂货小店，卖冰棍、汽水。她跟老人道了谢，谢他守着这处老房子，让后来的人还能触到当年的温度。
陈知进说，父亲晚年回忆过哈达铺，说当时都不敢回头看，因为一回头就看到队尾了，“但剩下的都是精兵强将”。
雪山，在陈赓的长征记忆中，分量特别重，也最为深刻难忘。陈知进始终想不明白，父亲那双腿是怎么翻过去的。2026年“七一”前后，她带记者回到北京灵境胡同旧居，翻出一本老相册，里面有张鲜为人知的照片：陈赓那双布满战伤的腿，左腿胫骨中段隆起，肌肉扭曲变形，腿外侧三处创痕，是子弹穿透腿骨留下的印记。
她对着照片说，我难以想象他是怎么走过来的。
而陈知建记得的雪山，却是父亲最“不正经”的时刻：爬到一座海拔近五千米的山顶，父亲找了个避风处歇脚，宋任穷、萧劲光等十几个人又饥又渴围拢过来，父亲摸出一小包白糖，说可以用雪拌糖吃“冰激凌”嘛，还打趣说是上海冠生园的，味道很美。
2006年重走长征路，车队翻越夹金山时冰川恰好消融了些，山腰露出一个班十二名红军的遗体，完完整整冻在雪里，同行的老人都沉默了。
陈知建说，坐车到四千七百米他就喘不上气了，当年红军翻过的五座雪山顶峰都在这个高度以上，“国民党军队，你让他们走走试试”。
爬过雪山，草地上也埋着陈赓一辈子解不开的心结。
1935年8月，干部团编入右路军穿越草地，组织上给陈赓配了一匹白马——他腿伤太重，不骑马实在走不出草地。过草地时周恩来肝里化脓，高烧不退，傅连暲医治不见效。
陈知建在采访中说，父亲的办法是：看见草地小土坡的阴面还结着冰，就弄了些冰来给周总理敷在头上降温，敷了几次竟好了。
而按党史资料的记载，周恩来病重不能行走时，陈赓还自告奋勇当了担架队长，那双残腿一瘸一拐，始终守在担架左右，周恩来几次提出要自己骑马都被他顶回去：“现在我是担架队长，你是病号，你得服从我的指挥。”周恩来说他是虎将又是福将，东征时背过蒋介石一条命，如今又救了自己一条命。陈赓答：要是早知道那小子后来变得那么坏，那时他想自杀，真该不管。
也正是在草地上，陈赓遇见了那个小号兵。在陈知建早年的转述里，这个孩子没有名字；后来陈知进在一场报告里，第一次把他有名有姓地讲了出来：他叫九斤半，母亲去世时家里连安葬的谷子都没有，他把自己卖给地主，换来九斤半谷子葬母，从此没人再叫他的本名。
红军路过，他跟着走了，当了小号兵。陈赓疼他，因为号兵是战场上最危险的岗位——打仗时战士可以卧倒隐蔽，吹号的却要站着跪着，整个身子暴露在炮火下。
那天陈赓骑白马落在队尾，远远看见九斤半在泥泞里摇摇晃晃，执意让他骑马，孩子摆手笑，说我体力好，还能跟马赛跑呢；陈赓掏出自己仅剩的干粮，孩子拍拍鼓鼓的干粮袋说口粮够的，又说要等后勤管理员，催首长先走。
陈赓没多想，骑马赶路去了。走出一段，迎面碰上后勤管理员，随口一问，管理员一脸茫然——根本不知道孩子还落在后面。
陈赓调转马头狂奔回去，九斤半已经倒在荒草里。打开那只一直护着的干粮袋，里面没有一粒粮食，只有一块烧得发黑的牛骨头，上面布满密密麻麻的牙印。这个把活命机会让给带伤首长的倔强小鬼，后来走进了小学课本，就是《倔强的小红军》。
除了九斤半，陈知建还转述过父亲的另一滴眼泪：那匹大白马死了，父亲宁可挨饿，也不允许把马分食。他对子女们说，长征路上千难万险，生死关头过了无数遭，他只哭过两次：一次是九斤半死在自己怀里，一次是白马累死。
枪伤没击垮他，酷刑没击垮他，最惨烈的战役都没击垮他，一个少年的死却成了他一辈子解不开的结，从此他见不得任何孩子受苦。
陈知建说，家里常常有二十多个孩子玩，住着的都是烈士遗孤、牺牲战友的子女；他对部队文工团的孩子用络腮胡子“扎”着玩，孩子们管他叫“胡子爸爸”，管傅涯叫“胡子妈妈”。陈知进作为独女，从小到大没挨过一句重话；哥哥太调皮也只挨过一次打——他用一只筷子把宋任穷儿子的鼻子捅出了血。
长征后期，陈赓重新回到了作战指挥岗位。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他任红十三团团长，11月率部参加直罗镇战役，左手拇指中弹负伤——“抬着将军战直罗”的佳话从此传开；12月，出任红一军团红一师师长。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等地会师，蒋介石随即调集近二十个师的兵力分四路围堵。11月21日，长征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打响，红一师是主攻部队之一，任务是夺取小西沟以北高地、强攻马掌子山，而对面压过来的，正是胡宗南的第一军——胡宗南是陈赓黄埔一期的老同学。
陈知进说，那时父亲双腿负伤，走路离不开拐棍，政委杨勇和其他指挥员不让他上前沿，让他在后方指挥。仗打到最紧要的关头，他竟爬上了马掌子山。杨勇吃惊地问：“你是怎么上来的？”父亲喘着气笑答：“爬上来的。”
红一师十三团在政委魏洪亮带领下率先向马掌子山守敌发起猛攻，激战至深夜，攻克阵地，歼灭了胡宗南第七十八师一个旅。这一仗打完，国民党的追击部队再不敢紧逼红军。
有人曾问陈知建、陈知进，怎么看待长征？在你眼中，长征中的父亲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陈知建的答案很朴素。
他说，父亲指挥团以上规模的作战六十九次，负伤六次，还中过六次毒气，却从不肯提自己；他快退休时为父亲写传记，越研究越觉得“不是差不多，而是确确实实让我学了一辈子”。
他认定长征的胜利有两个根基，一是党能够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遵义会议让背着包袱的干部团重新变成中革军委的“铁拳头”；二是红军靠理想和信念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奇迹。
陈知进的回答更感性一些。她翻着父亲的老相册，看着那双走完了雪山草地的残腿，只说：父亲就是这样一个纯粹的人，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革命事业，早就超越了自我——她难以想象，他是怎么走过来的。
2026年10月，中革军委干部团纪念活动在北京举行，陈知进展示了一张别具一格的老照片，是董必武写给父亲的一首诗，诗中有“长征曾共事，休假又为邻”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