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曾生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即公元978年。他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幼年丧父，由伯父抚养。王曾少时在乡校读书，每日诵经不辍。乡人见他眉目清秀，举止有礼，都说此子他日必贵。事见《宋史》卷三百一十《王曾传》。
咸平四年，王曾参加乡试，名列第一。次年赴京会试，又中第一。殿试时，真宗亲擢为第一。连中三元，天下震动。宋初连中三元者极少，王曾之前仅孙何一人。真宗对近臣说：“此人必为太平宰相。”
王曾初授将作监丞，通判济州。他上任后，兴修水利，劝课农桑。有富户贿赂属吏，求免赋税。王曾闻知，立杖属吏，追缴其税。济州人拍手称快。此事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可见其吏治之严。
景德年间，王曾召试学士院，授著作郎。真宗命他修《册府元龟》。王曾在馆阁中，与杨亿、刘筠等相唱和，文名日盛。他尤精于制诰，每下笔，同僚传诵。真宗尝命他草诏，叹说：“王曾之文，温润如玉。”
大中祥符年间，真宗东封泰山。王曾上疏谏止，说：“陛下轻万乘之尊，涉山川之险，非所以安社稷。”真宗不听。王曾再上疏，力陈封禅之弊。真宗虽不纳，却嘉其忠直。此事见《宋史》本传。
真宗封禅期间，有方士献“天书”。王曾当众问方士：“天书何语？”方士不能答。王曾说：“天何言哉。”满朝为之肃然。真宗闻之不悦，但未加罪。王曾的直声，从此传遍天下。司马光《涑水记闻》载此事甚详。
王曾被出知应天府。当时应天府有饥民流徙。王曾开仓赈济，设粥厂数十处。又招募富民出粟，计口给粮。活民数万人。他还兴办府学，亲为诸生讲经。应天府学风为之一振。范仲淹后来在应天府求学，即受此遗惠。
大中祥符九年，王曾拜参知政事。时宰相王旦在位，对王曾极推重。王旦尝对真宗说：“王曾器识宏远，可继臣后。”真宗点头。王曾与王旦同姓，时人称“大、小王”以别之。王旦卒后，王曾接任相位。
天禧年间，真宗多病，皇后刘氏预政。王曾力主太子监国，以安天下。他密奏真宗：“皇后预政，恐有垂帘之渐。”真宗不听。后真宗病重，刘后权势日盛。王曾与吕夷简等共议，请立太子，以固国本。
乾兴元年，真宗崩。仁宗年幼，刘太后垂帘听政。王曾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相。他奏请太后每日临朝，与仁宗同处一殿，勿别设帷幕。太后初不悦，后从之。此举避免了太后独断。事载《宋史》本传。
刘太后欲在禁中建道场，王曾谏止。太后又欲厚葬真宗，费用浩大。王曾力谏，减省浮费。太后对王曾又敬又畏。她对左右说：“王曾方严，朕不敢以私请。”王曾为相，抑制外戚，整肃内廷。
刘太后兄刘美求官，王曾不许。太后亲自说情，王曾说：“外戚不可预政，此祖宗家法。”太后默然。刘美终未得美官。此事见《宋史》卷三百一十。王曾守正不阿，连太后亦不能屈。
天圣年间，王曾与吕夷简同相，两人政见不合。吕夷简善权变，王曾尚直道。太后多从吕夷简议。王曾心不自安，屡请罢相。天圣七年，王曾出知兖州。离京之日，士民遮道相送。王曾淡然登车而去。
在兖州任上，王曾兴学修路，政尚宽简。他每日读书不辍，尤喜《论语》。有人问他为政之道，王曾说：“不欺而已。”这四字成为他的终身信条。后来仁宗亲政，想起王曾，遣使召还。
明道二年，刘太后崩。仁宗亲政，罢吕夷简，召王曾为相。王曾入见，仁宗说：“朕在幼年，赖卿匡扶。今太后已崩，卿当尽心辅朕。”王曾顿首。他复相后，首先为真宗朝被刘太后贬斥的忠臣平反。
王曾奏请仁宗，追复寇准、曹利用等官爵。仁宗从之。王曾说：“此数人皆先朝忠直，为奸人所害。今若不昭雪，恐塞忠谏之路。”仁宗深表赞同。此事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可见王曾的政治魄力。
景祐元年，王曾与吕夷简再次并相，但矛盾更深。吕夷简迎合仁宗，专权自用。王曾不能容忍，上疏劾其专恣。仁宗左右为难，最终两人皆罢。王曾出知郓州。他离朝时，毫无怨色。
在郓州，王曾兴修水利，开辟稻田数千顷。百姓得其利，立祠祭祀。仁宗闻其政声，欲再召为相。王曾上表辞让，说：“臣老矣，无能为也。”其实他年未六旬，只是心灰意冷。他对朝局已无眷恋。
宝元元年，王曾卒于郓州任所，年六十一。仁宗闻讣，为之恸哭。辍朝二日，赠侍中，谥文正。仁宗亲篆其碑首曰“旌贤之碑”。宋人获此殊荣者极少。欧阳修撰《王曾神道碑》，称其“刚毅正直，有古大臣风”。
王曾为人端重，不苟言笑。平居无事，正襟危坐，如对宾客。他从不戏言，亦不谈人短。有人问当朝人物，王曾但说：“某也有才，某也有守。”从不指摘。这种口德，在宋代士大夫中极受推重。
王曾家无余财。他俸禄虽厚，多分给宗族贫者。自己衣不过布帛，食不过蔬饭。夫人早逝，王曾终身不复娶。有人劝他纳妾，王曾说：“吾年已高，何须此。”其清俭如此。事见《东都事略》。
王曾无子，以兄子为后。他教育后辈极严。子弟出门，必先请示，归必问安。王曾常对子弟说：“读书当明理，非为功名。”有子弟求他推荐入仕，王曾正色道：“朝廷公器，岂可私与人。”终不推荐。
王曾诗文典雅，有《王文正公笔录》传世。该书多记真宗、仁宗朝典故，为治宋史者必读。他尤精尺牍，字字有法度。真宗曾索王曾家书，赞叹说：“王曾平生无一笔苟且。”这份严谨，贯彻一生。
王曾在相位时，有人送他一方古砚，说此砚至宝。王曾笑说：“砚以用为贵，何宝之有。”送还其人。他案头只有一方普通石砚，用了二十年。这种不为外物所动的定力，源自内心极深的修养。
王曾对真宗天书封禅一事，前后态度一致。他从未迎合，始终谏阻。王旦无奈沉默，王曾直接上疏。两人都谥文正，但王曾的直节更令人敬重。宋人将王曾与寇准并称“直臣”，范仲淹撰文称其“清直如霜”。
王曾主持科举时，力拔寒素。天圣二年，他取中欧阳修。欧阳修后来成为文坛领袖。王曾见其文章，对同僚说：“此人必以文章名世。”他选才目光之准，可见一斑。欧阳修终身以门生自居，尊王曾为座主。
王曾去世后，欧阳修作祭文，称其“守道自重，不随世俗”。这个评价，概括了王曾的一生。他经历真宗、仁宗两朝，面对太后干政、奸臣弄权，始终不阿不谄。王曾的文正之谥，实至名归。
王曾与李昉、王旦不同。李昉以文化功业显，王旦以持重守成显。王曾则以刚正不阿显。他连中三元，学识冠世。三度拜相，不改直节。在刘太后垂帘的艰难岁月里，王曾成为士大夫的精神支柱。
王曾晚年离朝，实因仁宗偏向吕夷简。但他从不怨君，只说“臣老无能为”。这份君臣之义，令人感叹。宋人赵抃说：“王曾如寒松孤竹，虽风霜摧折，不改其节。”这个比喻，最得王曾精神。
王曾葬于青州益都故里。墓前有仁宗御篆碑额，历代保护。今已不存。但他的《王文正公笔录》仍在，他的事迹仍在。王曾一生三起三落，却从未改变“不欺”二字。这二字，足以让后世所有读书人警醒。
王曾的谥号文正，比李昉、王旦更加凝重。他兼具文学、德行、事功。在宋代文正公中，王曾可能是最完美的一位。他没有范仲淹那样的改革争议，没有司马光那样的党争纠葛。他只有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王曾在郓州临卒前，对家人说：“吾无他语，唯‘不欺’二字，传与子孙。”言毕而终。这个遗言，简单到极点，也难到极点。王曾用一生证明，一个读书人守住“不欺”，就能在乱世中站成一座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