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初读确有其理——如胡适所言，"阿猫阿狗"皆能侈谈主义，而躬身研究问题、踏实解决问题方为真学问。此论置于今日，亦不失其价值。
然若将文章放回一九一九年的历史语境中审视，其意涵则全然不同。彼时王揖唐等政客以"民生主义"为招牌作秀，胡适所针对者，实为这一现象。此文之批评自有其积极意义，然不可奉为思想纲领。
李大钊旋即撰《再论问题与主义》予以回应，将讨论提升至另一维度：主义之价值，在于为问题研究提供方向指引与思想凝聚；若无主义为指导，则问题之遴选与研究之路径皆无从谈起。尤为关键者，李大钊提出中国问题须作"根本解决"——经济制度不改，具体问题必将层出不穷。
二人之分歧，实乃渐进改良与根本革命之别。
胡适方法论自有其长：他警惕教条主义之先见，后来确为历史所验证。空谈误国之诫，放诸任何时代皆成立。然在一九一九年救亡图存之紧迫情势下，李大钊之判断显然更为精准。
此理甚明：一人病重，你固可日日研究其饮食调配、用药细节，但若未明病根所在，则一切枝节之务皆属徒劳，甚或南辕北辙。李大钊所主张者，正在于先明病根、再施对症之方。
胡适为优秀学人，李大钊为革命先驱，二人境界自有高下。此文值得一读，然须与李大钊之回应参互阅读，方能窥见当年思想交锋之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