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漫过湘江的时候，贾谊正站在长沙王府的廊下。渔舟的橹声从远处飘来，混着江边芦苇被风吹动的沙沙响，他手里攥着张刚写了几行的草稿，纸角被江风卷得发皱，指尖能摸到墨迹未干的凉意。衣袍晾在廊柱上三天了，摸上去还是潮乎乎的，像裹着一层散不去的湘江水汽——这是他来长沙的第三个月，二十三岁的太中大夫，如今是长沙王吴著的太傅，一个远离长安朝堂的闲职。
文帝初年的河南郡，麦田在风里翻着金浪。河南守吴公蹲在田埂上，手里拿着本《春秋》注本，指尖划过密密麻麻的批注，抬头对身边的小吏说：“这注本是郡里一个叫贾谊的少年写的，才十九岁，比我当年强十倍。”那时吴公正因治郡政绩被文帝召见，临行前他特意把这本注本包好，塞进随身的行囊。朝堂上，文帝问起河南郡的治理之法，吴公把话题引到贾谊身上，“陛下求贤若渴，贾谊通明诸子之学，晓习治国之道，当召至长安大用。”这年冬天，贾谊接到征召文书时，正在家里整理父亲留下的旧书，文书上的朱砂印戳还带着暖意，他捏着纸边的手指微微发白，心里又惊又喜——自师从荀况弟子张苍学《左氏传》起，他盼的就是这一天。
文帝元年的博士府，烛火亮到后半夜。贾谊伏在案上，写《论定制度兴礼乐疏》的最后一段，砚台里的墨已经凉了，他蘸了蘸笔，在纸上写下“汉兴至今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定制度，兴礼乐，然后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窗外的雪飘进窗缝，落在书页上化了个小水痕，他浑然不觉。朝堂上讨论这份奏疏时，功臣们却皱着眉摇头，周勃捻着胡须说：“天下刚定，百姓还没缓过劲来，这会儿改制度、兴礼乐，不是添麻烦吗？”贾谊站在殿中，声音清亮：“正是因为天下初定，才要立制度、明礼仪，不然诸侯无规，百姓无矩，日后必有祸乱。”文帝看着这个年轻的博士，眼里有赞赏，却也有犹豫，最终虽没推行奏疏里的主张，却把他升为太中大夫——这是文帝对他才华的认可，也是对功臣集团的安抚。
文帝二年的长安，列侯们的府邸里总是宴饮不断。贾谊站在自家窗前，看着街上来往的列侯车马，提笔写下《请封建子弟疏》。“列侯多居长安，不就封国，长安粮食消耗日增，封国无主则治理废弛，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他把奏疏递上去的那天，灌婴在朝堂上拍了案：“贾谊这小子，年少初学，就想擅权改俗，纷乱诸事！”列侯们纷纷附和，说贾谊是想断他们的活路。文帝看着殿内争论的群臣，最终还是采纳了贾谊的建议，下诏让列侯就国。那天退朝后，贾谊和友人在酒馆小坐，友人劝他：“你这是得罪了满朝功臣，以后怕是不好立足。”贾谊端着酒杯，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案几，杯里的酒晃了晃：“臣非不知此举招怨，然国之根本在制，制乱则国危，我不能因为怕得罪人，就看着国家埋下隐患。”
文帝三年的清晨，长安城门刚开。贾谊坐在马车上，看着渐渐远去的皇宫轮廓，心里像压了块石头。他被贬为长沙王太傅了，文帝找他谈话时，语气带着歉意：“长沙虽远，但长沙王年幼，需人教导，你去了，朕放心。”车夫催了声马，马车缓缓驶离，车里放着本翻得卷边的《离骚》，是他特意带在身边的。一路南下，越走越暖，到长沙时，满城的樟树都绿得发亮。他拜见长沙王吴著时，这个年幼的诸侯王正拿着玩具剑挥舞，见了他，才乖乖坐下听他讲《诗》。贾谊看着眼前的孩子，心里的失落淡了些——就算远离朝堂，能教好一个诸侯王，也算尽了份力。
来长沙没几天，贾谊就沿着湘江散步。走到一处渡口，看着江水滚滚北流，突然想起了屈原。他从怀里掏出纸笔，坐在江边的石头上，写下《吊屈原赋》。“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闒茸尊显兮，谗谀得志”，笔锋落下，眼泪也跟着滴在纸上，晕开了墨痕。他想起自己在长安的遭遇，想起屈原自沉汨罗江的悲愤，越写越激动，最后在赋里写道：“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鳣鲟兮，固将制于蚁蝼。”写完后，他撕下一角草稿，扔进湘江，看着纸页在水里打了个转，慢慢漂远，心里的郁气才散了些。
长沙的雨季来得早，文帝四年的夏天，湘江涨水，淹了岸边的农田。贾谊穿着草鞋，裤脚卷到膝盖，跟着老农在田里查看。看着被淹的秧苗，老农叹着气：“这水一淹，今年的收成又没指望了。”贾谊蹲下来，摸了摸泡在水里的泥土，心里不是滋味。回到王府，他连夜写了份奏疏，建议长沙王组织百姓筑堤防洪，又上书文帝，请求调拨粮食赈济灾民。接下来的日子，他跟着百姓一起扛土筑堤，晒得黝黑，手上磨出了茧子。有天晚上，老农提着一篮新鲜的蔬菜来谢他，说：“贾太傅，有您帮我们，这堤肯定能挡住水。”贾谊接过篮子，看着老农黝黑的脸，突然觉得，就算做个地方太傅，能为百姓做点实事，也值了。
文帝七年的深夜，贾谊突然接到文帝的征召，要他即刻回长安。他连夜收拾行装，坐上前往长安的马车，心里满是期待——他以为文帝终于要重用他，让他再论国策了。入宫时，宣室里还留着祭祀后的香火味，文帝坐在榻上，见他来了，连忙招手：“贾生，你来啦，朕有件事想问你。”贾谊站在殿中，等着文帝问治国之道，可文帝却开口：“贾生，你说说，鬼神之本是什么？”贾谊愣了一下，随即定了定神，从天地阴阳讲到吉凶祸福，文帝听得入迷，不知不觉就往前挪了挪身子，“前席”而听。直到天快亮了，贾谊才出宫，看着天边的鱼肚白，心里空落落的——他准备了一肚子的国策建议，却一句也没说出口。后来他跟友人提起这事，语气里满是失落：“陛下问鬼神之本，臣虽尽言，然非臣之所愿也。”
回到长安没几天，文帝就任命贾谊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刘揖是文帝的幼子，才五岁，深得宠爱。贾谊到梁王府时，刘揖正拿着玩具弓箭射鸟，见了他，就把弓箭一扔，跑过来要他讲故事。贾谊笑着摸了摸他的头，从那天起，他每天都教刘揖读《诗》《书》，讲古代圣王的故事。刘揖有时候调皮，会把书藏起来，贾谊不生气，只是坐在案前，给刘揖讲孔子教弟子的故事，直到刘揖自己把书拿出来，低着头说：“太傅，我错了，我再也不藏书了。”看着刘揖认真读书的样子，贾谊心里渐渐有了慰藉——梁怀王是文帝的爱子，要是能把他教成贤明的诸侯王，说不定能为汉朝的稳定出份力。
文帝八年，诸侯国的势力越来越大，匈奴也频频侵扰边境。贾谊看着朝堂的奏折，心里越来越急，他在梁王府的书房里，写下了《治安策》。“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他把诸侯国比作身上的毒疮，不及时医治，迟早会危及性命。写这篇策论时，他常常写到深夜，想到国家的隐患，就睡不着觉，有时拍着桌子，声音都哑了。在策论里，他还写道：“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每一个“痛哭”“流涕”，都是他对汉朝命运的担忧。这篇《治安策》递上去后，文帝看了很久，虽然没有立刻全部推行，但后来晁错削藩、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都借鉴了里面的主张。
文帝十一年的秋天，贾谊陪着梁怀王刘揖随文帝打猎。刘揖骑着一匹小马，兴奋地往前跑，贾谊在后面跟着，不停地叮嘱：“王上，慢些，小心摔着。”可没一会儿，刘揖的马突然受惊，他从马上摔了下来，重重地落在地上。贾谊赶紧跑过去，蹲下来，摸着刘揖的手，手已经凉了。周围的随从都在哭，贾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止不住地流，手里的马鞭掉在地上，沾了满是尘土。他觉得是自己没尽到责任，要是能看紧些，刘揖就不会出事了。文帝赶来后，看着死去的儿子，悲痛欲绝，却没有责怪贾谊，但贾谊心里的自责，却像一块巨石，压得他喘不过气。
从那以后，贾谊的身体就越来越差。他常常坐在书房里，看着窗外的树发呆，有时候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话。家人劝他多休息，他却摇着头，继续整理自己的文稿，把之前写的奏疏、赋文都装订好，叮嘱妻子：“这些东西，你一定要好好收着，将来要是有机会，交给可靠的人，或许能对国家有用。”文帝十二年的冬天，贾谊躺在病床上，已经快说不出话了。他看着窗外飘落的雪花，对妻子说：“吾恨不能见汉定天下，然吾之策，终有一日会用之。”说完这句话，他就闭上了眼睛，年仅三十三岁。
贾谊去世后，他的文稿被家人小心收藏着。司马迁写《史记》时，偶然得到了贾谊的《过秦论》，读着里面“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句子，忍不住在批注里写“贾生之论，洞见秦亡之由，可为汉鉴”，笔锋都比平时重了些。后来班固写《汉书》，专门为贾谊立传，把他的《吊屈原赋》《治安策》都收录进去。到了唐宋时期，文人学者们更是对贾谊的著作推崇备至，苏轼还专门写了《贾谊论》，说贾谊“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却也承认他的才华和远见。《过秦论》里分析的秦朝兴亡教训，成了后世统治者治国的重要参考，每当朝代更替，新的统治者都会翻读这篇文章，提醒自己要施仁政、重民生。
两千多年过去了，湘江的水依然在流，长安的城墙早已换了模样，但贾谊的名字，却一直留在历史的册页里。他是那个站在湘江畔的少年客，带着满腔的理想和忧思，在西汉的朝堂上短暂绽放，又匆匆凋零。可他留下的，不只是《过秦论》《治安策》这些千古名篇，更是一种“居安思危”的担当，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
如今我们在生活里，也会遇到像贾谊一样的时刻——追求的理想受阻，坚持的方向被质疑，面对的困难让人望而却步。但每当这时，想想那个在长沙潮湿的廊下依然提笔写奏疏的少年，想想他面对功臣排挤却依然坚持改革的勇气，我们就会多一份坚持的力量。就像贾谊关注湘江边的灾民一样，我们也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关心身边的人，做好手头的事。这种对理想的坚守，对责任的担当，就是贾谊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也是跨越千年依然闪耀的精神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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