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99年，即天汉二年，函谷关以东地区不太安定，南阳的梅免、齐地的徐勃、燕赵之地的坚卢都举兵起事了。

仿佛一夜之间，数以万计被称作盗贼的人如同野火般蔓延开来，迅速占领了好几个郡县。

他们攻占城池，打开武器库，放出囚犯，甚而将郡守、都尉捆绑起来示众，当众人面羞辱他们。

地方上的官员中，有不能平乱者，有惧问责者皆择隐瞒而不报。

这场失控的风暴最终竟一路蔓延，迅速逼近长安。

泰山、琅邪群盗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胜之等衣绣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诛。《汉书・武帝纪》

暴胜之就这样登上历史舞台：身着绣衣，手持斧杖，奉皇帝诏令，四处巡查，捕抓斩杀。

表面上他似乎很有权势，实则已在不知不觉中陷入武帝晚年那最为复杂、最为危险的权力争斗之中了……

一、“盗贼”蜂起：哪是什么叛乱？不过是百姓想活！

谁能想到，那些被骂成“盗贼”的人，不过是连半粒米都交不出来的普通百姓。

老话说“家有余有粮，人才会懂规矩“，可要是连活下去都成了奢望，反抗就成了他们唯一的出路。

将底层百姓反抗说成“盗贼”并非汉武帝首创，只是他运用此招最为厉害的一个，儒家以为这是“冒犯上级、发动叛乱”，法家觉得这是“违抗法令、沦为盗贼”。

汉代流民

这“盗贼”的名声背后，是老百姓扛不住的三桩苦：

一是税越收越重，一层层加下来，农民只能卖了地，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民；

二是徭役就没断过，“丁男被甲，丁女转输（成年男子都被征去当兵打仗，成年女子都被征去运输物资）”，家里的地没人种，全荒了；

灾荒之年，局部地区旱灾、蝗灾频发，颗粒无收，而官府仍强制征敛，甚至抢夺百姓仅存的口粮。

当生存底线被击穿，“盗贼”的名号，反而成了他们最后的反抗旗帜。

他们攻掠的不是无辜百姓，而是囤积粮食的官仓；夺取的不是民间财物，而是打压民众的武库；释放的不是凶徒恶犯，而是因欠税、逃役被关押的同乡。

地方官吏对此并非一无所知，只是在求稳问责与体恤民生的选择中，他们本能地选择了前者，隐瞒不报，任由趋势蔓延，这既是官吏的失职，更是皇权高压下的无奈自保。

注：本文聚焦“义军的民生根源”，并不是要否认有些反抗可能带来破坏，而是想强调 “先有百姓的生存绝境，才有后来的反抗” 这个逻辑顺序。

二、绣衣持斧：万人斩的酷吏，为何对一个小县尉手软？

“绣衣直指”是汉代最让人害怕的临时官职。

担任此职者，身着朱红玄鸟纹官服，手持象征生杀大权的铜斧，权出天子，凌驾郡守刺史之上。

刚到渤海郡，当地郡守因“纵放”起义军缩在衙署内不敢出面，暴胜之未发一言，只将铜斧“当”地顿在案几上，郡守当即软倒。

到了黄昏，郡守的头颅被挂在城门上，旁边的告示写着：“纵容盗贼的者，与盗同罪。“

史书记载，他用斧子砍死的人超一万，其中有起义的士兵、失职的官吏以及无辜被杀的百姓。

暴胜之奉旨平乱，皇帝只要一个字：快。

他率铁骑出击，三月定乱，万余人头落地。功成表奏之日，长安称庆。

难能可贵的是，砍杀万人之后，却让暴胜之愈发清醒：杀戮只能镇住一时，百姓生存问题不解决，乱局必再起

这也让他从一个被动的执行者，逐渐变成一个主动思考平乱与安民的官员，也让“酷吏”这个标签，多了一层“有血有肉”的复杂底色。

起因是暴胜之一手拿着铜斧，在被阳县衙内，毫不犹豫地将斧刃抵到县尉王欣的脖子上。

可王欣突然撕开衣襟，扑到砧板上，仰着头说道：“大人杀我不能增添威风，赦免我可助您平定叛乱”。

这把曾斩杀万余人的铜斧，第一次显露出犹豫的裂痕。

暴胜之忽然明白：平得了民暴，平不了人心。

留下一个正直的王欣，或许能找到让百姓不反的办法。

此后，他转而举荐贤能，寻访隐士。闻说渤海郡有一位寒门出身的隽不疑，通晓民情、胸怀韬略，暴胜之毫不犹豫，躬身相请。

汉代斧钺

三、渤海论道：杀戮平乱是下策！隐士一言点醒“屠夫”

这位布衣儒生，头戴进贤冠，腰佩古剑，粗衣如雪、目光如炬，满满的读书人该有的气节。

守门卫士要求解剑，他凛然回应：“剑者君子武备，所以卫身，不可解。”

暴胜之闻讯，趿履急出（来不及穿好鞋子），袍角拂槛，远望见其容貌尊严，更觉此人不凡，执手道：“盼先生久矣！”

登堂坐定，隽不疑开门见山：

“窃伏海濒，闻暴公子威名旧矣，今乃承颜接辞。凡为吏，太刚则折，太柔则废，威行施之以恩，然后树功扬名，永终天禄。”《汉书.隽疏于薛平彭传》

这番话的核心潜台词就是：“暴大人，您砍人立威的手段已经够多了，名声已经传遍了（但这不是好名声）。一味强硬下去会很危险。现在应该转换方式，多用仁德和恩惠来收服人心了，这样对天下、对您自己都好。”

隽不疑的整段话，是一次极其高超的沟通艺术示范：

先扬后抑：先肯定对方的“威名”，让对方愿意听下去。

委婉批评：用普遍性的道理（“太刚则折”）来暗示对方的具体问题，给对方留足面子。

给出方案：明确指出在“威”已确立之后，下一步该做什么（“施之以恩”）。

指明好处：从对方的角度出发，告诉他这样做对他有什么好处（“永终天禄”）。

身为酷吏，暴胜之困于皇权枷锁；而隽不疑却一语道破：仁德（民心），才是天下真正的根基。

隽不疑的”民本”并非空洞说教：百姓不反“治”，反的是“苛政”；不恨“官”，恨的是“不顾民生的官”。

这番话深深打动了暴胜之，正是因为他听懂了其中的潜台词，并且自己也对之前的所作所为产生了怀疑和反思。

这场见面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暴胜之马上推荐隽不疑做了青州刺史。

后来隽不疑在汉昭帝朝以儒术断冤、以仁治民，成为一代良吏。而这一切的由头，都始于那天他和暴胜之的一场对话。

循吏把救老百姓当本分，酷吏把维持稳定当任务，可在“把老百姓放在前面”这件事上，俩人的想法倒是一样。

这大概就是汉武帝“外儒内法”最让人别扭的地方：儒家是摆出来的门面，用来安抚老百姓；法家是藏在手里的刀子，用来管着底下的官。

可暴胜之跟隽不疑的相遇偏偏证明，就算在最严苛的皇权规矩里，“把老百姓当根本”的念头也能悄悄扎了根，甚至在有些官员之间，成了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

四、御史大夫的觉悟：我制定的“绝命法”，成了我的催命符

到了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暴胜之升了御史大夫，总算挤进了“三公”的圈子。

在秦汉时期，一提“三公”—— 就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这三位，那可是百官里的头儿，权力大到能影响朝堂的风向，实打实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汉绣衣使者

暴胜之上任后，想在皇上要的“皇权面子”和老百姓要的“活命路子”之间找个折中办法，别把事做绝了。

可没成想，他牵头完善的那个“沉命法”，最后反倒把自己套进去了，成了催自己命的东西。

这法令的条文狠在：地方上只要出了盗匪，要么没查出来，要么抓的人数不够，从二千石的郡守（差不多就是现在省长级别的官）到下面最基层的小吏，全得砍头。

这法子本来是想逼着地方官把盗匪的事当回事，可暴胜之没算准两件事。

一是汉武帝就认死理：必须无盗匪，至于为了这个结果要逼死多少人、造多少假，他根本不管；

再者，他也没替地方官想想难处：要是如实上报有盗匪，肯定得判死罪；可要是瞒着不说，说不定还能多活几天。

就这么着，官场里彻底没人敢说真话了，大伙儿心照不宣地一起“装糊涂”：

义军打下城池，愣说是“流民闹点小乱子”；

明明有几百号人闹事，上报时就写成“十几个人瞎折腾”；

有个县令，查出了盗匪的案子，干脆把案卷烧了，跟手下人说：“报上去，咱全得死；瞒着，说不定还能活！”

谎报、隐匿、销毁文书，一场由上而下的风暴，逼出了由下而上的谎言。

越是打压，越是隐瞒；越是隐瞒，越是动荡——这正是他施政思路的悲剧：武帝所求，从来不是根治民变，只是铲除“乱贼”。

而真正压垮暴胜之的，是武帝晚年的另一场大风波：巫蛊之祸。

武帝晚年多疑，宠臣江充与太子刘据积怨颇深，常进谗言。

刘据温和，多次劝武帝减赋止战，深得民心，却被武帝视作软弱。

汉武帝用暴胜之，就是因为他“狠”，能帮皇权扫清障碍；可一旦暴胜之流露出“关心百姓”、偏向太子”的苗头，就成了皇权眼里“不稳定的人”

此时的暴胜之才醒悟：三公之位不是实现抱负的平台，而是皇权猜忌的风暴眼。

离权力核心越近，越不能有自己的意志，尤其是“为民”的仁德。

五、最终审判：当他试图讲法度，却发现皇帝只要忠诚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巫蛊之祸爆发。江充诬告太子刘据用巫蛊诅咒武帝，在太子宫中挖出木人。

太子起兵诛杀江充后兵败而逃，守卫覆盎门的司直田仁因恻隐太子，未关城门放太子逃走。

丞相刘屈氂下令杀田仁，武士前去拖田仁之时，暴胜之挺身而出加以阻拦，称：“司直乃二千石之官，依律当奏请陛下，不可随意诛杀！

可他忽略了，此时皇帝已被太子谋反的谣言激怒，他要的并非法制，而是肃清；不是民心，而是绝对服从。

暴胜之害怕了。自己想做“有温度的皇权工具”（保护田仁、重视民生），早已触碰到皇权的红线。

汉长安城未央宫中央官署遗址

因他是酷吏出身，无法如循吏般全身而退，于是这位曾持斧杀过万人的绣衣使者，最终选择自刎，他以自身之死，为“酷吏”二字增添了一抹悲悯色彩。

官员的命运，从不系于苍生，而是取决于是否顺从皇权。

六、结语：暴胜之死了，但他留下一个问题：皇权之下，好官的活路在哪？

汉武帝乃功过皆显的雄主，本号文章着重阐述其晚年的权力争斗情形，并非不认同他的功绩，而是剖析专制皇权的普遍困境。

暴胜之此人，不可仅用“酷吏”或“贤臣”一词来概括。

在一个只看你对皇上忠不忠诚、不管事情本身对不对的体系中，他的故事总让我们不禁想问：一个想要好好当官、干实事的人，能走多远？

他或许不算完美的好官，可在皇权挤出来的窄缝里，他没丢了做人的本性，应该是个有血有肉的官员，会纠结，也有温度，像个真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