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长途公交车刚出客运站，轮子碾着冻硬的土路，“哐哐”响得慌。我贴在结着白霜的车窗上，瞅见两个人往车上赶——走前面的大婶穿件深蓝棉袄，手里攥着个亮堂堂的智能手机，手腕上套着只磨得发白的红塑料手镯，边缘裂了道细缝，却被擦得锃亮，在清冷的天光下泛着微弱的光；后面跟着的大娘裹着件灰布衫，肘部磨出了毛边，还打了块深灰色补丁，里面的旧毛衣袖口露出来半截，线头都散开了。她肩头勒着磨破的布包带子，包身鼓囊囊的，像是塞了不少东西，脚上的黑胶鞋鞋底裂了道缝，鞋帮沾着泥点，走台阶时差点绊着，手忙脚乱扶住车门才站稳，指关节上的老茧蹭得车门“吱呀”响了声。
“他婶子，你先帮我垫上呗，等会儿我给你转。”大娘凑到大婶跟前，声音软乎乎的，带着点讨好，说话时还下意识攥了攥布包带子。大婶没多想，晃了晃手腕上的红塑料手镯，冲驾驶座喊：“师傅，俺俩坐车到稻甜村，一共多少钱？”司机头也没回，声音从驾驶室飘出来：“13块一位，俩儿人26。”我离得近，清楚看见大娘的耳朵动了动，她眼皮颤了颤，没吭声，可那攥着布包的手紧了紧——她就站在司机旁边，这么近的距离，咋可能听不见。
大婶麻利地掏出手机扫码，屏幕亮的瞬间，手腕上的红塑料手镯随动作晃了晃，映出细碎的光。“支付成功”的提示音刚落，大娘突然拽住她的袖子，嗓门一下子提起来：“不是11块一位吗？你咋给了13块？”
司机从后视镜里瞥了她一眼，语气有点无奈：“这价都定两年了，一直13块。”大娘却梗着脖子不松口，手指头抠着布包边儿，跟拧了劲似的：“以前就是11块！我前年坐还这价呢！”“那都是老黄历了，油钱都涨好几回了，妹子。”司机说完，干脆拧开收音机，地方戏的梆子声一出来，车厢里那点僵劲儿才算散了点。
大娘趁这空当，眼睛飞快瞟了眼过道——靠窗的座位底下扔着个空矿泉水瓶，她身子往那边挪了挪，手悄悄伸过去，捏着瓶身擦了擦灰，飞快塞进布包侧面的兜里，动作轻得跟怕人看见似的。我正纳闷，就见她摸出个旧手机，边儿上的漆都磨没了，屏幕裂了道缝，里头还卡着根白头发。她手指头在屏幕上慢腾腾滑着，滑了半天没动静，最后有点不好意思地递到大婶面前：“微信里没零钱，我平常都用支付宝。”
这话让我愣了愣——看她这年纪，按理说该不咋会用这些新鲜玩意儿。大婶也愣了下：“你还会用支付宝？俺都没下那东西。”大娘脸有点红，声音低了些：“俺儿教的，他在外地念大学，今年暑假回来手把手教我的，说转账方便。以前俺儿没长大时，俺老头（当地人称丈夫为老头，不分年龄）连村都不让俺出，说怕俺跑了，家里的钱一分都不让俺碰，买袋盐都得跟他要。现在俺儿出息了，考上大学，他才松了口，让俺偶尔出来赶集，还肯让俺学用手机了。”
说着，她又抓过大婶的手机点应用商店，手指头戳得屏幕“咚咚”响，指甲盖里还嵌着点泥。她眯着眼睛凑近屏幕，手指好几次点错图标，急得额头上冒出了细汗，嘴里还念叨：“俺儿暑假教的时候挺简单的，咋这会儿就找不到了……”折腾了快十分钟，又是验证码收不着，又是大婶记不住密码，最后大娘叹口气，把手机还给大婶：“算了算了，我给老头打个电话，让他给我转微信上。”
大娘把手机贴在耳朵上，手指头攥得发白，眉头皱成个“川”字。布包的拉链没拉严，露出来几个裹着纸巾的鸡蛋，壳上还沾着点泥。电话拨了三回才通，大娘的声音立马软下来：“你给我转点钱呗，我跟婶子坐车，要13块……对，13块，不是11块……俺知道贵了，可也没法子啊……”不知道那头说了啥，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到最后就剩“嗯、嗯”两声，挂了电话时，还忍不住瞥了眼大婶手腕上的红塑料手镯，眼神里带着点羡慕——她想起自己刚嫁过来时，婆婆给了一只类似的，后来干活磨坏了，想再换一只，被老头骂了句“浪费钱”，就再也没提过。
等了五分钟，大娘的手机终于震了一下——就11块钱。她赶紧把11块钱转给大婶，长长舒了口气，又开始念叨：“你看他，就给转11块，说以前都是这价，那2块我记着啊，等我下次赶集卖了鸡蛋就给你。俺儿说了，做人得讲信用，不能欠人钱。”大婶摆摆手，晃了晃手腕上的红手镯，满不在乎：“多大点事儿，2块钱而已，不用记着。”可大娘停不下来，从家里的鸡一天下几个蛋，说到去年种的玉米就卖了三百来块，又说到给儿子寄生活费都得跟老头磨半天，话里全是委屈。
我看着她，五十来岁的样子，说话带着云贵川那边的软口音，眼角的皱纹里还沾着点尘土——这模样，忽然让我想起8年前在当地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日子，第一次入户走访就发现不对劲——好几位中老年妇女说话带着明显的南方口音，身份证号却是当地的1306开头。后来走访多了，才知道她们大多是上世纪90年代来的，当年有人拿着“北京招工”的幌子，把她们从云贵川带到这边，给村里的光棍当媳妇。初到异乡时，有人哭闹反抗，有人试图逃跑，但在封闭的乡村与严苛的管控下，许多人最终选择了认命——毕竟在这里，至少能吃饱饭，不用再忍受老家的贫困。
那些被带来的妇女，大多都像这大娘这样，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等孩子出息了，才算盼来一点松快日子。大娘总说，儿子教她用支付宝，就是想让她手里能有点自己的钱，可丈夫管得严，支付宝里几乎没存过余额，每次用都得伸手要，反倒更添了一层束缚。
车到大娘要下的村口时，太阳都快落山了，把天边染得金红金红的。大娘拎着布包，布包侧面还露着半截空矿泉水瓶，她攥着大婶的手反复说：“那2块钱我真记着，卖了鸡蛋就给你！”她的手指不小心蹭到大婶手腕上的红塑料手镯，粗糙的触感带着点温热。大婶笑着点头：“行，俺等着，你慢点儿走。”我看着大娘走在覆着薄霜的田埂上，背影有点佝偻，布包在背上晃来晃去，慢慢融进远处的村子里。不远处新建的乡村服务中心，“关爱妇女儿童”的红横幅在夕阳下特别亮。
长途车又开起来，引擎的“哐哐”声再次响起，大婶手腕上的红塑料手镯随着车身颠簸轻轻晃动。我望着窗外的夕阳琢磨，大娘总算能借着儿子的光，出来透透气了，可她手里还是没攥着钱，连2块钱都得盘算半天。如今乡村振兴的步伐越来越快，村里的手工坊、合作社办得红火，不少年轻妇女都实现了经济独立，可像大娘这样年过半百、被生活磨平了棱角的妇女，改变依旧举步维艰。那2块钱的车费差额，不仅是旅途上的一次窘迫，更是她们被命运操控、被现实裹挟的半生缩影。
或许等她儿子毕业工作了，或许等更多帮扶政策落到她们身上，她才能真正松快下来，不用再为这点小钱绞尽脑汁，不用再在生活的夹缝里艰难周旋，也能像大婶那样，拥有一只安稳戴在手腕上、不用顾忌旁人眼光的镯子，哪怕只是只红塑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