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20年代中叶开始，内藤湖南便很少发表关于时局的评论。即便到了1932年“满洲国”成立后，他以政论家身份撰写的文章也寥寥无几。

因为从他1926年自京都帝大退休之后，一直将精力投入到了中国古代史、史学史，以及《明实录》等典籍的研究中。

不过话说回来，在内藤湖南退休之前，他还是针对中国时局发表过两篇尖锐评论，一篇是文章《回归中国》，另一篇是著作《新中国论》。

《新中国论》内页

1923年夏，内藤湖南在有马温泉养病，彼时正处于他患病后的疗养阶段。促使他撰写《新中国论》的直接契机，便是这一年爆发于汉口的反日暴动。

他的友人以及那些为时局忧心的学者们，纷纷前往马温泉拜访他，旨在共同探讨当下的局势，其中就有《大阪每日新闻》的记者岩井武俊——他不仅记录下了与内藤湖南的谈话内容，还将部分内容刊登在了《每日新闻》上。

然而，9月关东大地震的爆发，迫使这一发表计划中途中止。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境内的排日活动逐渐平息，内藤湖南也几乎淡忘了与岩井武俊的对谈。

但在一年后，美国也爆发了规模不小的排日浪潮。这件令人不快的事，再度唤起了内藤湖南的记忆。于是，他将与岩井武俊的对谈内容整理汇编，以《新中国论》为名出版发行。

有观点认为，《新中国论》的不少观点，“仿佛回到了1919年，即那个他公开反击中国反日运动的时期”。那么问题来了，《新中国论》的主要内容都是什么？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和大家简单聊聊。

内藤湖南认为，爆发于1923年的“排日运动”，并不像那些完全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人所说的那样，“源于中国人的爱国心或公愤”；恰恰相反，“它与袁世凯时期的排日问题（即五四运动）类似，完全是被人煽动而起来的”。

因此，这类运动往往在愈演愈烈之前，便会自然缓和、最终彻底平息。

五四运动主题绘作

那么问题来了，“若事实果真如此，为何还要为此忧心”？对此，内藤湖南指出：

就像暴风雨会在平静之中再次来临一样，现在的缓和与熄灭并非是绝对可靠的。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也许将再度陷入困境，或者将再度朝着不得不破裂一次的方向发展，也是未可知的。

这种想法，对于早年的内藤湖南而言是绝无可能出现的。

在当时，他主要思考的问题是，“甲午战争结束后，中国应该如何借鉴日本卓有成效的改革方法实现自强”；但到了现在，他已经坚定认为，“中国从这一悲剧性的失败当中，几乎没有学到任何东西”。

他还认为，“尽管李鸿章是当时最能看清中国自身弱点的人，但他无法阻止那些固执愚昧的中国人的盲目举动，也未能阻止中日战争的爆发”。所以，“中国人将这场战争的失败，全部归咎于李鸿章一人”。

更何况，“即便是李鸿章本人，在谋求国家自强时，也只注重武器、机器等表面之物，并未触及西洋文化的本质；至于他之后的袁世凯，不仅对西洋文化的理解远不及李鸿章，改革的决心与精神也远逊于他”。

就这样，清末的立宪政治主张，逐渐演变成一种盲目迷信，即“立宪政治万能论”——西洋与日本之所以强大，根源是一致的，那便是施行宪政制度；中国人坚信，只要推行立宪，国家便能走向强盛。

相比之下，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改革者们显然更为清醒——他们认识到，西洋各国的社会结构根基，与中国截然不同。因此也深刻明白，若要借鉴西洋文化，就必须从根本上改革中国的社会结构。

即便如此，内藤湖南对这些改革者仍提出了严厉批评。原因很简单：

这些年轻人不了解中国历史，也不清楚国家弊病的根源所在；即便曾在欧美留学，回国后也难免被中国官场风气影响，变得世俗化。

尤其是那些奔走于排日运动的年轻人，与李鸿章、袁世凯时期的政治家们一样，根本不清楚外国人（包括日本人）的过人之处与潜在实力，“他们如同醉酒狂奔之人，无人阻拦便自视甚高、盲目自大，始终无法认清现实”。

段祺瑞执政府旧址

除了批判中国的改革者之外，内藤湖南还谈到了日本的外交政策与东亚的整体局势。

他认为，自1911年小村寿太郎（1855—1911，知名外交官）去世后，日本的外交政策便失去了固定方向，也正因如此，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难以维系。

在内藤湖南看来，倘若日本的外交政策缺乏固定方向，而且没有相应的对外战略作为支撑，那么日本在亚洲的地位便无法稳固。

他进一步指出，按照这一时期的局势，需要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日本、美国，以及已开始由盛转衰的英国这三大强国，携手对中国采取协调且具建设性的行动。

但内藤湖南也敏锐地指出，“一旦失去这种必要性的时候，从协调中率先脱离的总是美国，而英国也往往会追随美国的态度”。

为了验证自己观点的准确性，他提到了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

在当时，列强就“共同管理”北京和天津一事取得了协调。然而，今日完全不能指望强有力的外国来共同处理乱局，而且也不能企望中国有政治家能够制止骚乱并确保中国人的安全。

内藤湖南还认为：

当中国的政治家们一味纠结于毫无意义的主权论时，就会从轻侮日本人的心理出发而影响到对待其他外国人的态度，并进而逐渐发展到蛮不讲理时，当日本一再隐忍，但结果仍然不得不陷于破裂时，最痛感其中利害关系的日本将如何与中国相安无事，这的确是超乎人类智慧的考验。

这番话，实则暗示日本对中国当时现状的忍耐已濒临极限。

北洋政府要员合影

一言概之，在内藤湖南看来，中国从未实现过真正有效的改革，中国的国内只有一群自私自利的官僚，以及一些虽有改革意愿、却对本国文化与历史一无所知的学生，根本没有能承担改革重任的人才，也缺乏改革所需的基础条件。

对于中国的这般现状，内藤湖南已经逐渐失去了耐心；与此同时，他也对日本政府深感愤慨——正是日本政府缺乏远见的对华政策，使得中国本应走向革新的呼声，逐渐偏离正轨，转向了排日运动。

在分析完了中国的对外关系危机后，内藤湖南进一步探讨了中国的政治及社会组织。

他发现，当时许多日本人心中都存在一个荒唐的认知——倘若日中爆发战争，中国必将分崩离析。

对于这种观点，内藤湖南将之视为是一种“杞人忧天的预想”，主要源于“对中国国家的成立、中国社会组织的历史”的无知。在他看来，“中国恰似蚯蚓一般的低级动物，即便被切断了一部分，剩余部分也不会受影响，依然能够继续存活”。

这就意味着：

无论大总统存在与否，就像过去历史中政治、文化各自独立发展一样，中国也将继续存在下去。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到处都能看到政治上的弊端，但是，一旦某种弊害向农村扩散渗透时，就会发生免疫性而难以为害。

因此，内藤湖南认为，倘若反日运动持续发展，最佳对策莫过于让其扩散到农村，使其获得这种“免疫力”。

20世纪初的中国民众

内藤湖南还表示，中国的“职业政治家”们，从未将政治视为维持国家运转、治理民众的手段；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几乎沦为看一场政治竞技”，更像是争权夺利的游戏，没有人会想着“真正为国家与民众谋福祉”。

正因如此，中国的地方社会便出现了“乡团”这一自治组织——它是民众为反抗官僚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自发组建而成的。无论是天灾饥荒时的民众救济、内乱爆发时的地方防护，还是面对贪官污吏时的奋起反抗，乡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内藤湖南进一步指出，部分地区的乡团完全依托宗法关系建立，而这种以家族关系为根基的乡团，能够让地方政治以最高效、最公正的方式运转。

倘若在充分强化乡团组织的基础上，借助外国（尤其是日本）的援助，中国或许就能够打破旧有的政治体系，建立起全新的民众政治。

除此之外，内藤湖南还提到，一战结束后，中国出现了小工业缓慢发展的趋势，但这仅仅是偶然结果，并非有计划、有基础的系统性发展。

因此他主张，“中国至少可以通过引进新的科学知识，使自己成为重要的原料产出国，以此来增加民众财富”。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中国民众自然就能产生对付督军等压迫的抵抗力”；另一方面，“中国民众自身才不会将其统治机关局限于乡团，而希望将之扩展到一省乃至中国的全体”。

20世纪初的济南市场

在剖析完中国的政治及社会组织后，内藤湖南将视角提升至东亚文化的整体。他在这一章的开篇便提出：

中国、日本、朝鲜以及安南（越南）等国在东亚并存这一事实，对于各国来说自然都是相当重要的问题，但是如果从东洋文化发展的整体来考虑，那些问题则不值一提，因为东洋文化的发展是无视国度的区别而沿着一定的路径进行的。

紧接着，内藤湖南再度提出了自己曾提出的“文化中心移动说”。当然，他对这一学说进行了微调。

首先，内藤湖南认为，最早形成于中国的“东洋文化”，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随着秦汉帝国的建立与中国的统一，开始向周边地区传播。

汉朝之前，“东洋文化”的中心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三国时期以后，便开始向南、向东两个方向扩展——唐朝之前，文化中心主要位于河南、陕西地区。

宋元时期，逐渐转移到了直隶、河南东部一带；明朝以后，迁至江苏、浙江地区；到了清朝，又转移到了广东地区。

到了清朝中晚期，终于逐步传播到云南、贵州等偏远地区。

循着这种文化中心移动的逻辑，日本如今即将成为东洋文化的中心，而且已对中国文化形成一定影响力。

在内藤湖南看来，“这并非不可思议之事”。当时日本已然成为超越中国的强国，哪怕中国人看待日本的兴盛，始终带着几分猜疑。

内藤湖南进一步指出，倘若有契机使日中两国在政治上实现统一，这个“文化中心”便会正式转移到日本：

到那个时候，即便日本人活跃于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等领域，中国人也不会觉得反常；这种心态，我们从汉代中国人对待广东人、安南人的态度中，便能推测一二。正如当年中原人逐渐接纳偏远地区的民众一般，未来中国人也会适应这种变化。

1918年“中国学会”毕业生践行会，第1排右3为内藤湖南

接着，针对一些人提出的“倘若日本放弃帝制、改为民主国或共和国，便可以与日本携手行动”的主张，他提出了反对意见：

在日中合作的前提下，中国人不应过分关注日本的国体或政治形式，而是主动与日本人携手，为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运动而努力。

内藤湖南还注意到，当时的许多中国人“误解日本文化”，认为其“皆西洋之翻译而已”，并没有自身根基。对此，内藤湖南阐述了自己的核心观点：

诚然，日本经过五六十年来的努力吸收了西洋文化，特别是在运作经济机构方面积累了经验，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彻底抛弃了“东洋文化的根基。

为了验证自己观点的准确性，他从历史视角展开了分析：

中国文化的传播，推动了周边各民族的“自觉心”；尽管中国（即中原王朝）曾被周边民族统治，但这种统治不仅没有毁灭中国，反而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刺激，促使中国文化“复活”。事实上，外种族的侵入往往能让中国人返老还童，重新焕发了活力。

从这一视角出发，内藤湖南认为，日本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对于延长濒临已经老衰的中国民族将来的生命，在是起到了莫大的作用”。

更何况，“中国拥有着日本工业发展急需的、尚未开发的丰富天然资源，而日本又面临着人口过剩与粮食短缺的困境，双方存在明显的互补性”。

老照片中的汉冶萍公司

内藤湖南还回顾了1875年至1925年这半个世纪的日中关系史。他表示，尽管这一期间日本曾数次动用武力，但从整体来看，尤其是1900年义和团事变之后，日中关系显然正从政治层面逐步转向经济层面。

例如日俄战争后，日本在其统治的部分满洲地区逐步渗透经济力量，最终使大连发展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港口。

因此，日本“一时的用兵”，最终几乎都推动了日中之间更深入的经济联系：

为开辟大片田地，需挖掘灌溉沟渠，而挖掘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地下大岩石的阻碍，此时便需要使用巨斧或炸药等工具。但为何有人会忘记，使用这些工具的真正目的是开辟田地，反而断言其目的在于爆炸和破坏土地呢？

言至于此，内藤湖南颇为“遗憾”地表示，当时日本的国家舆论，恰恰忘记了本国的历史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将作为暂时性应急手段的武力，曲解为了侵略主义或军事主义，“这无疑是对自身国家的贬低”：

日本对中国的经济运动关系到国民的个人发展乃至国家的生存问题，而美国人的在华事业则完全是出于企业家的经济目的而已。所以，日本必须在中国开展经济活动，且应协助中国开发并输出天然资源。

结合历史层面看，与中国等东亚各国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已经取得革新旧组织之经验的日本人”。

听闻好友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后，内藤湖南于京都主持了王国维追悼会，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等人出席（1927）

一言概之，内藤湖南基于自身一贯的主张认为：

其一，当中国致力于“革新经济组织”时，“有必要借鉴日本的经验来重建中国经济组织的基础，而日本人在中国改革中所负有的使命也正在于此”。

其二，日中两国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是紧密相连的，倘若若中国不输出天然资源，或任由美国人占据中国市场的重要部分，对中国自身并无益处，而且会对日本造成致命性打击。

这也使得此前暂时平息的军国主义论调，再度出现在内藤湖南的文章当中；这些论调的背后，正是他深深的“绝望感”——那些如“岩石”般坚固的阻碍（也就是愈演愈烈的反日浪潮），正严重妨碍着中国的改革进程。

基于前文对中国政治、经济及日中关系的分析，内藤湖南进一步追问——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中国，是否仍存在“依靠自身力量实现革新”的可能？

令人意外的是，他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但他认为，实现这种革新的“最佳捷径仍然在于从军事上来加以统一”。

遗憾的是，当时日中两国的舆论，均对“以日本之力实现中国军事统一”深感厌恶。但内藤湖南表示，就在不久前的历史中，中国便有过“军事层面自发性革新”的有效范例——即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曾国藩率领的湘军。

内藤湖南认为，当时的中国，正需要两位关键人物：一位是能在原有“乡团”基础上改革中国的新“曾国藩”，另一位是能主导外交事务的新“李鸿章”。

内藤湖南还指出，与政治、军事领域的改革相比，经济改革不仅见效缓慢，而且耗时漫长。更何况，若要改革经济组织，就必须解体那些如同“寄生虫”一般的“商人阶级”。

但是，一旦能清除那些只顾及自身利益的商人和“买办组织”，中国的对外贸易必将实现飞跃式发展。

毕竟，日本人当时正是通过直接与生产者、消费者通商，率先打破了这些寄生性经济组织。若能全面推行经济改革，整个“中国的国家和社会组织”都将获得重建的契机。

上海租界示意图

此外，内藤湖南还对中国的外国租界提出了批判。

他认为，原本应该中国经济体系中循环流动的中国民众的财富，如今正被这些外国租界不断吸收；而助长这一现象的，正是中国的军阀与贪婪商人。因此，他一再强调，“努力防止这些财富无限制地外流的弊害已经成为第一要务”。

值得一提的是，内藤湖南的这一观点，与他数年前的看法存在明显差异。

现如今，他认为中国仍有实现政治、经济自发性革新的可能；而数年前，他见到认为中国未来事实上无法实现自治。

但这种看似矛盾的观点，并非意味着内藤湖南对中国过去与现在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他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始终是中国的改革，这一点从未改变；发生变化的，只是他为中国改革开出的“药方”而已。

对于内藤湖南这种深谙中国历史的学者而言，思想中存在几种看似矛盾的改革方案实属正常。而且，他绝非是那种不负责任的学者，不会随意援引历史实例，时而主张需要外国援助，时而又强调中国自发性革新的可能。

老照片中的上海外滩公园

更何况，中国历史上丰富的实例，足以证明发展的可能性是多样的。内藤湖南深谙这些历史，也始终从历史视角深入思考中国问题。因此，在探究20世纪前30年中国局势变化的过程中，他不得不一次次调整自己认为有效的改革方案。

可以说，这种改革方案的思想转变，恰好反映了他对当时中国现状的困惑与绝望。

在探讨完中国自发性革新的可能性后，内藤湖南再次谈及“国民性”这一常见话题。

他在书中指出，“民族生活、民族生命等亦如个人之生命一样，有其大致的年龄”。中国的历史比日本更为悠久，早已度过了以政治、军事为核心的“幼稚时代”；唐末五代的过渡时期，贵族垄断政治与文化的时代也宣告结束。

从这以后，学问开始向民间广泛普及，此前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广大民众也“掌握了可谓中国之国粹的学问艺术”，形成了“文化阶级”。

但在经济领域，中国的工业始终未能发展起来，而且，未来倘若没有外国援助，中国工业也难以获得发展。

内藤湖南认为，由于中国的社会组织以“家族乡团为本位”，因此“不可能形成像株式会社那样的大资本组织”。

实际上，“即使在日本，直到德川时代为止，株式会社等组织也是不存在的，到了明治维新时期……特别是由于政府奖励的结果，株式会社等形态的组织才开始兴盛，从而使资本主义发达起来”。

19世纪末的日本议会

通过日本推动经济发展的实例表明，社会是可以实现根本性变革的。只不过，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存在“安分的倾向”，因此，期望他们依靠自身力量实现“进取性的”经济发展，并不现实，依然需借助外国力量加以推动。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理解“安分的倾向”？对此，他如是解释道：

虽然无法判断世界进步将止于何处，但是殖民地是不可能永远无限地利用下去的。如果全世界的经济陷入危机，那么作为缓和这一危机的方法，除了中国人从历史中得出的安分之法外，别无他途。

所以，中国现在的政治状态或者经济状态，可以说是暗示着世界的将来状态。这些也正是精细观察中国时让人感到最有趣味的地方。

由此可见，将之视为纯粹的贬低，实际上并不稳妥。

结合中国的国民性与经济现状，内藤湖南深入探讨了中国的文化问题。

他认为，中国的文化中心随着时代的变化而逐渐移动，这种移动不仅表现在地方的变动上，而且也表现在阶级的变化上。

这就意味着，他在一贯主张的文化中心移动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视角——从南北朝到唐朝，“名门望族”垄断了所有文化；唐末五代时期，“名门望族”几乎灭绝，因此宋朝以后，文化中心便转移到了士大夫阶级的身上。

虽然这一士大夫阶级的大部分成员都是“仕宦者”，但到了元朝统治时期，汉民族几乎被排除在“仕宦者”之外，于是文化中心便向“处士”（即不仕隐居的读书人）转移，“从元末开始到明朝中期为止，文学艺术多在处士之间传承”。

到了明清时期，“仕宦者依然是最大的文化阶级”。

但在有清一代，以扬州盐商为代表的商人阶级，“在逐渐传承以前文化的基础上加入新的元素，从而使文化得到了别开生面的发展”。

清朝的科举考场

内藤湖南认为，“最近世的中国政治”，已经沦为了“以声名为目的的口碑政治”。例如，明朝负责视察地方政治的特派官僚“巡按御史”，偏离了自身本职，反而“主要以听取地方上的评判为主”。

他进一步指出，中国政治的这种倾向，“虽然大体意味着政治的堕落，但是实际上世界的政治大势几乎都循着与之同样的路径”。

不过，这番论述与他1911年《清国的立宪政治》一文中的观点，却截然相反。

那篇文章的核心是立宪政治的基础，他在文中指出，由于“舆论”能够左右地方官僚的声誉（口碑），因此舆论可成为“立宪政治的根柢”。

但在《新中国论》中，内藤湖南对“口碑政治”的评价彻底逆转，认为“通过立宪政治来改革中国等观点，原本就是因为不了解中国政治的根本而提出的看法”。

在内藤湖南看来，当时中国出现的混乱，也是文化处于移动变革期的一种反映。当中国的经济组织发生变化、社会组织随之调整时，文化也会相应改变，与此同时，“新的文化阶级”也会应运而生。

农民们凭借“原料生产者”的身份为中国创造财富，逐渐增强了自身的自信与影响力，并成为中国新文化的传承者。

这种“新文化”与其说是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文化，不如说是“将过去各种文化的成就加以综合的产物”，这与农民阶级的传承者身份也高度契合。

马戛尔尼使团画师笔下的中国百姓

接着，内藤湖南批判了当时领导“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新人”们，认为他们“忘记了承认历史的价值”，并试图否定、破坏儒教思想：

如果说儒教在中国的社会组织之内，或是之外都不具有任何效用的话，就没有能够永续至今的道理。因此，若要排斥儒教，就必须“真正从根本之处来论断儒教的价值”，否则这样的排斥并没有什么意义。

除此之外，尽管“新人”们提出了文学口语化的主张，但内藤湖南指出，在中国文学史上，“绝句体”“词曲”等口语体文学体裁早已存在，只是他们未曾了解而已。

内藤湖南在深入探讨几乎所有的“中国问题”后，提出了《新中国论》的整体结论：

总之，现在的中国，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都处于由那些毫无本国学问素养的留学生出身的官员们逞其横议的局面，因此他们的言论大多缺乏历史根据。

与张之洞等第一期改革论者不同的是，近来的中国新人们，由于缺乏历史的知识，既不了解中国过去的弊害，也不了解其长处，往往不分善恶地对中国文化一味进行根本性的破坏，并使之嫁接于西洋文化。

在过去几十年里，正因为这些中国人的意见没有确凿的依据，才让中国的改革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也正因为这样，外国人关于中国革新的看法，才变得越来越有说服力。

可让人无奈的是，最近的日本人，对于中国历史的无知程度，居然比这些中国新人还要严重。

他们没办法判断中国新人的意见、还有外国观察者的看法到底好不好、对不对，只要是中国新人提出的稀奇古怪的观点，就因为他们是中国人，便盲目接受。

晚年的内藤湖南，一直居住在恭仁山庄

这样一来，中国人的自我反省意识就被大大削弱了，中国的局势也因此愈发黑暗。因此，现在迫切需要在正确的方针指导下，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深入研究中国的历史与当下现状。我之所以说得如此直白坦率，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如果这篇文章能多少给中国人和日本人提个醒、敲个警钟，那我就感到万分荣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