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月 20 日，核电站供电终于得以恢复，但鉴于此前系统遭受的破坏，即便通电，冷却系统也暂时无法全面恢复正常，依旧需要依赖消防车注水以及临时泵注水的方式来维持，直至一个月后才完全恢复，所幸担心的最坏情况并未出现。撤离区域并非 250 公里，而是反应堆周围 20 公里，最为艰难的日子总算成为过去。

灾难过后，首当其冲的问题便是赔偿事宜。对于拥有福岛核电站的东电来说，他们面临着多重困境。由于核电站事故，其股价大幅下跌，在金融市场的融资能力减弱。为弥补核电站停运所导致的电力短缺，他们不得不重新启用传统的火电站，然而燃料价格的上涨致使电力成本上升，同时还面临着针对福岛受害者的巨额赔偿。为此，东电向政府与银行寻求帮助。从银行，尤其是为首的三井住友银行的角度来看，他们认为依照政府法律，东电是一次重大自然灾害的受害者，因而可以启动免责条款并由政府兜底，所以还是为东电提供了资金。但是，政府并未轻易认同这个结论，于是核心的争议演变为，东电究竟是天灾的受害者，还是核辐射污染的加害者。

东电的发展，也折射出了日本公共设施企业的发展历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作为垄断企业的东电享受了诸多政策倾斜，例如它被准许按照成本加上合理利润的方式进行定价，成本当中涵盖了所有运营成本，这保证了东电能够获取极为稳定的收益。长期的垄断使东电这类电力行业巨头过得颇为安逸，直至来自西方自由市场的冲击到来。20 世纪 90 年代，市场自由化的趋势促使放宽政府管制以及国有企业民营化成为新的主流趋向，受其影响，日本也开启了相应的改革。英国实施了发电与输电的分离，绝大多数发电与输电企业实现民营化，日本也逐步放开了电力公司的垄断。东电开始感受到成本与盈利的压力。对于自由化，东电进行了坚决抵制，并成功阻止了政府将其深化的尝试。

对于事故后的赔偿，东电坚持自身仅承担一小部分，而要求政府承担大部分。许多银行由于向东电提供贷款而成为其利益共同体，并且在议会与政府中也能找到众多支持者。矛盾的焦点在于，财务省不愿无限制投入国家经费，而作为债主的银行，无论怎样都要确保东电不会破产。

激烈的争斗以东电的屈服而收场，东电不再要求设置赔偿上限，着手开展内部经费削减，包括领导层减薪以及通过变卖资产来筹措赔偿金，接受来自政府的第三方委员会进行的财务审计，以此换取政府的救助。不过对于菅直人政府来说，他们关注的是另一个更为重大的议题，那就是弃核。

菅直人首相期望推动的，是逐步降低对火电以及核电的依赖，转向可再生电力（例如太阳能、风能）以及节能减排。这种观点虽得到环保人士的拥护，但对于产业界以及负责产业政策的政府部门，比如经产省而言，却遭遇了巨大的阻碍，因为这意味着日本能源结构的重大变革以及现有产业的大幅调整，作为其中的获益者，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样的变动。在这种氛围之下，一场针对菅直人的攻击拉开序幕，一份有关菅直人在福岛核电站期间措施不当导致海水注入暂停进而引发后续一系列严重后果的指控开始流传，民主党内部菅直人的反对者以及对立党派自民党都借此大做文章，承受巨大压力的菅直人不得不考虑辞职。

作为政府部门的经产省与企业站在同一阵线，完全是过去长期形成的惯性所致。作为管理机构，在长期的工作中二者不仅是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关系，大批经产省的现役官员，在过了 50 岁之后，就会逐渐离开政府机关，接纳他们的便是那些曾经接受经产省补助金的企业资助的机构，他们在这里继续享受高额年薪。作为经产省的现役官员，即便他们自身不考虑未来的生活安排，随意破坏这种合作也会遭到部门内部的抵制，因此他们非常倾向于维持现状，阻碍任何激烈的改革与变化。由于在经产省中经常在各个职能部门流转，培养出了强大的官僚技能但缺乏专业技能，所以这些前官员除了前往这些半养老的机构，也别无去处。同时对于现役官员而言，这些企业也是安置自己子女的好去处。意识到这种勾结的菅直人不准备将新的能源政策交予失去他信任的经产省，自然也遭遇了经产省的抵抗。无力抵御内外夹击的菅直人政府在福岛核电站事故五个月后宣布辞职。

菅直人的辞职在日本的能源问题上留下了一系列引发争议的话题，如何处理占据日本四分之一电力供应的核电，是否需要考虑输配电的分离，以及是否继续推进核燃料的循环使用（这在福岛三号反应堆造成了严重后果），还有如何处置使用过的乏燃料。另外一个需要处理的问题便是东电，来自外部的机构对东电开支的节省以及非核心业务的出售提出了严格要求，不过即便如此，他们也承认，如果关闭核电站同时不提高电价，未来几年东电将陷入资不抵债破产的境地，最终被国有化，相关银行也被提示将面临不得不放弃债权的风险。

东电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其中一部分是核电站的废堆。与正常使用寿命结束的废堆不同，这里涉及的是如何清除已经融化并与核反应堆融为一体的核燃料的问题，对此没有现成的解决办法，可能需要耗费数十年时间以及巨额投入，清除对环境的污染同样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如此巨大的费用不可能转嫁到电费提升上，而且作为民营企业的东电是否真心愿意在这方面投入也是个疑问。虽然这些问题尚未解决，但在 2011 年 12 月，时任首相的野田佳彦宣布核电站事故结束，这意味着事故已成为一个“过去”的话题而非当下的话题。

为拯救自身危机，东电单方面宣布即将提高电价，这引发了东电与政府的冲突，与日本商界关系疏远的民主党被逼迫。政府的反击是以政府的补助换取东电的决策权。东电的抵抗以失败告终，其原会长与社长被迫辞职，政府安排的人员接替了东电的管理。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核电是否重启。在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日本各地的核电站纷纷停止运行以进行安全检查，对于是否重启核电站的讨论一直持续到 2012 年中。支持者认为核电站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廉价且无可替代的能源供应，反对者则认为核电站带来的威胁不容忽视，但最终现实的考量占据了上风，日本开始重启核电站运行。

对于反核派官员而言，他们坚守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 2030 年日本核电的占比数字。完全禁止的 0%已不现实，维持现有比例的 20%-25%是他们无法接受的，折中的方案是 15%，这相当于现有核反应堆运行 40 年后作废且不再增加新的反应堆的数字。然而，民间依旧存在强烈的反核情绪，要求彻底废除核电站，而拥核派依旧坚持 20-25%的比例。面对民意的推动，执政的民主党开始倾向于完全禁核，但是激烈的内部斗争使其无法推进新的能源政策，直至 2012 年 12 月，民主党在新的选举中遭遇惨败，失去了执政权。而对于核电的讨论，仍将长期持续下去。

就如同福岛的废墟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