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月光落在旧枕头上
夜深了，窗外有风，吹得老槐树的影子在窗帘上一晃一晃的。
我侧躺着，后背贴着一片温热。她的手从腰后绕过来，搭在我小腹上，手指微微蜷着，像一把锁，锁了四十三年，从没换过钥匙。
她的呼吸很轻，落在后颈上，有点潮，有点痒。我知道她还没睡着，因为睡着的人不会把下巴搁在我肩窝里，搁得那么用力，像怕我半夜跑了似的。
“老赵。”她叫我。
“嗯。”
“你说，咱俩还能搂着睡多少年？”
我没吭声。这个问题她问过好多次了，有时候在清晨，有时候在半夜，有时候在饭桌上突然冒出来。每次我都不接话，她就自己笑，说：“反正活一天搂一天，我可不吃亏。”
我叫赵德厚，今年六十五。她叫李秀兰，跟我同岁，小我三个月。我们是相亲认识的，见第一面的时候她扎着两条辫子，穿一件碎花衬衫，脚上是一双自己纳的千层底。我记得那天她一直低着头，手指绞着辫梢，我问一句她答一句，声音小得像蚊子哼。
那会儿谁能想到，这么个腼腆的姑娘，后来能跟我吵得整条巷子都听得见，又能每天晚上雷打不动地搂着我睡觉。
结婚四十三年，我们搬过六次家，从筒子楼搬到平房，又从平房搬到楼房。养大了一个儿子，送走了两位老人，中间经历过下岗、借钱、生病、吵架、冷战、和好，日子像一条被反复揉搓的麻绳，粗粗糙糙的，但一直没断。
现在儿子在省城安了家，一年回来两三趟。我们老两口守着这套两居室，早上一起去公园遛弯，中午她做饭我洗碗，下午她看电视我打瞌睡，晚上她搂着我睡。
听起来挺平淡的。但你要是知道这四十三年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就知道这份平淡有多不容易。
李秀兰有个毛病，睡觉非得搂着点什么。刚结婚那会儿搂我胳膊，后来搂我腰，再后来搂我整个人。我问她为什么，她说：“踏实。”
就两个字。可这两个字，她说了四十三年。
我有时候想，人这一辈子，能找到一个人，让你晚上睡得踏实，白天过得安心，大概就是最大的福气了。
楔子就写到这儿吧。下面要讲的，是我们这四十三年里，那些像麻绳一样的日子。
第一章 相亲那天的糖水鸡蛋
一九七九年，我二十二岁，在县机械厂当学徒工，一个月挣十八块五。
那时候找对象不像现在这么自由，得靠人介绍。我娘托了隔壁王婶，王婶又托了她表妹，她表妹再托了李秀兰她们村的妇联主任，拐了七八道弯，才把这事儿说成。
相亲那天是腊月二十三，小年。我穿了件新做的蓝布褂子，脚上是我爹的旧皮鞋，大了两号，走路啪嗒啪嗒响。我娘往我兜里塞了两块钱，说：“请人家姑娘吃碗面，别抠搜。”
地点在镇上的供销社门口。我到的时候李秀兰已经站那儿了，扎两条辫子，穿碎花衬衫，低着头看自己的鞋尖。旁边站着妇联主任，一个四十来岁的胖婶子，见我来了就笑：“小赵来啦，这就是秀兰，你们聊，我去那边买点东西。”
妇联主任一走，就剩我俩站那儿。风挺大，吹得她辫梢一飘一飘的。我憋了半天，憋出一句：“你冷不？”
她摇头。
我又憋了半天，说：“那……吃面去？”
她还是摇头，声音特别小：“不饿。”
我兜里那两块钱在发烫。不吃面，那干啥？我总不能就这么站着吧。后来我想起来，供销社旁边有个茶水摊，一毛钱一碗糖水，还能续水。我说：“那喝碗糖水？”
她这回没摇头，跟着我往茶水摊走。我走得快，她跟得慢，我回头看她，她低着头，耳朵根红红的。
茶水摊是个老太太开的，一张矮桌，几条板凳。我要了两碗糖水，老太太从暖壶里倒出来，冒着白气。李秀兰双手捧着碗，小口小口地喝，喝了两口，抬头看了我一眼。
就那一眼，我觉着这姑娘眼睛真亮。
我问她：“你在生产队干啥活？”
“记工分。”她说，“有时候也下地。”
“累不？”
“还行。”
又是沉默。我拼命想话题，想不出来，就低头喝糖水。糖水挺甜，甜得有点腻。我喝完一碗，又续了一碗，她一碗还没喝完。
“你平时有啥爱好？”我问。
她想了想，说：“纳鞋底。”
我愣了一下。纳鞋底算啥爱好？但她说得认真，我就顺着问：“给谁纳？”
“给我爹，给我弟。”她顿了顿，补了一句，“以后……给对象纳。”
说完她脸就红了，红到脖子根。我也觉得脸上发烫，赶紧低头续糖水。
那天我们总共说了不到二十句话，糖水喝了四碗，我花了四毛钱。临走的时候，她从兜里掏出一双鞋垫递给我，自己纳的，蓝布面，白线扎的边，针脚密得像机器压的。
“天冷，垫着暖和。”她说，把鞋垫往我手里一塞，转身就走了。
我拿着那双鞋垫，站在供销社门口，看着她辫子一甩一甩地走远。风把她的碎花衬衫吹得鼓起来，像一只花蝴蝶。
回家我娘问我：“咋样？”
我说：“行。”
我娘又问：“姑娘咋样？”
我想了想，说：“手巧。”
我娘乐了：“手巧好，手巧能过日子。”
后来我才知道，李秀兰那天回家，她娘问她咋样，她也说了一个字：“行。”
她娘问：“小伙子咋样？”
她说：“实在。”
就这两个字，把我们的婚事定了。
转过年来开春，我们结了婚。婚礼简单得很，在厂里的食堂摆了三桌，请了亲戚和几个要好的工友。李秀兰穿了一件红底碎花的棉袄，是她自己做的，头上别了一朵绢花，脸比绢花还红。
那天晚上闹洞房，工友们起哄让我们咬苹果，她不好意思，我也不好意思，两个人像两根木头似的杵在那儿。后来还是她大大方方地咬了一口，然后把手里的苹果塞给我，说：“吃。”
工友们笑得更厉害了。
等人都走了，屋里就剩我俩。煤油灯昏昏黄黄的，照着炕上那床新被子，被面上绣着鸳鸯戏水，是她一针一线绣的。她坐在炕沿上，低头解棉袄的扣子，手指有点抖。
我站在门口，不知道该干啥。憋了半天，我说：“那个……糖水鸡蛋，你吃不吃？”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她笑出声，声音脆脆的，像风吹过门帘上的玻璃珠。
“你咋还记着糖水鸡蛋？”她说。
“我娘说，结婚这天得吃糖水鸡蛋，甜甜蜜蜜的。”
“那你去煮。”
我就去灶房煮了四个鸡蛋，两碗糖水，端回来的时候她坐在炕上，棉袄已经脱了，穿着件红毛衣，胸口绣着一朵牡丹。我把碗递给她，她接过去，低头吃鸡蛋，吃了一口，抬头看我：“你咋不吃？”
“我这就吃。”我赶紧端碗，烫了嘴，呲牙咧嘴的。
她又笑了，这回笑得没那么小声，眉眼弯弯的，像月牙。
那碗糖水鸡蛋，是我这辈子吃过最甜的东西。
吃完鸡蛋，她收拾碗筷，我坐在炕沿上看她。她忙来忙去的，红毛衣在煤油灯底下显得格外鲜亮。我忽然觉得，有个家，真好。
那天晚上我们睡下了。炕烧得有点热，被子也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她躺在我旁边，中间隔着一拳的距离，我能闻到她身上有股淡淡的胰子味，还有棉布晒过太阳的味道。
过了好久，我以为她睡着了，忽然感觉她的手伸过来，轻轻搭在我手背上。
“赵德厚。”她叫我名字，声音特别轻。
“嗯。”
“我有点认床，睡不着。”她说，“你能不能……离近点？”
我就往她那边挪了挪。她又挪了挪，肩膀碰到我胳膊，然后就那么靠着了。过了一会儿，她的手从手背挪到我腰上，搭着，不动了。
“这样踏实。”她说，声音已经迷糊了。
没一会儿她就睡着了，呼吸匀匀的，手还搭在我腰上。我僵着身子不敢动，怕吵醒她。月光从窗户纸透进来，照在她脸上，白白的，像瓷。
我就那么躺着，一直躺到后半夜，实在困得不行了才睡过去。睡着之前，我模模糊糊地想，这辈子，就这么过了吧。
那时候我不知道，她这个习惯，一搂就是四十三年。
第二章 婆婆的咸菜坛子
结婚头一年，我们跟公婆住一起，三间平房，东屋是我们婚房，西屋是公婆住，中间堂屋摆张八仙桌，吃饭待客都在那儿。
婆婆是个利索人，六十来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衣裳补丁摞补丁但洗得干干净净。公公在供销社当会计，话不多，回家就坐在堂屋里看报纸。
刚开始婆媳俩处得还行。李秀兰嘴甜，一口一个“娘”叫着，早上起来帮婆婆烧火做饭，晚上帮婆婆洗脚。婆婆也夸她：“秀兰这闺女勤快。”
可日子长了，磕碰就出来了。
头一桩是咸菜坛子。
婆婆腌咸菜是一绝，萝卜、芥菜、雪里蕻，腌出来脆生生的，左邻右舍都来讨。她有个老坛子，青瓷的，听说还是她婆婆传下来的，坛子放在灶房角落里，里头常年腌着东西。
李秀兰过门后，想帮忙。有天婆婆不在家，她就把坛子里的咸菜捞出来，换了新水，又添了把盐，想着帮婆婆分担点活。结果婆婆回来一看，脸就沉了。
“谁让你动我坛子的？”婆婆问。
李秀兰说：“我看水浑了，就换了换。”
婆婆没再说什么，但那天晚饭她没怎么说话。李秀兰给她盛饭，她也没接，自己盛了。李秀兰委屈，晚上回屋跟我说，我说：“娘可能觉得那坛子有讲究，你别动了。”
李秀兰说：“我又不是故意的。”
我说：“我知道，以后注意就行。”
她没再吭声，躺下的时候背对着我。我以为她睡着了，过了一会儿她翻过身来，手搭在我腰上，闷闷地说：“你娘是不是不喜欢我？”
“没有的事。”我说，“她就那样，话少。”
她没再问，但手搂得紧了些。
后来这种事越来越多。李秀兰洗衣服，把婆婆的蓝布褂子和公公的白衬衫泡一起，染了色，婆婆念叨了两天。李秀兰做饭，婆婆嫌她油放多了，说日子得省着过。李秀兰扫地，扫到婆婆脚边，婆婆把脚一抬，说了句“扫干净点”，李秀兰就觉得婆婆嫌她扫不干净。
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可攒多了，就成了疙瘩。
有一回李秀兰回娘家住了三天，回来的时候发现灶房里的咸菜坛子挪了地方，从角落挪到了碗柜旁边。她问婆婆：“娘，坛子咋挪了？”
婆婆说：“角落潮，怕坛子生花。”
李秀兰没说什么，但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搂着我，声音有点硬：“你娘就是防着我，怕我碰她坛子。”
我说：“你想多了。”
她说：“我没想多。她就是把我当外人。”
我叹了口气，说：“她不是那意思。”
她没再说话，手从我腰上松开了，翻了个身。那是结婚以来，她第一次睡觉没搂我。
我躺在那儿，觉得腰上空落落的，心里也空落落的。半夜我翻身，主动把手搭在她腰上。她没动，但过了一会儿，她的手覆上来，按在我手背上。
“赵德厚。”她叫我。
“嗯。”
“你要是一直站你娘那边，咱俩日子没法过。”
我沉默了半天，说：“我谁那边也不站，我就站理。”
她说：“家不是讲理的地方。”
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那时候我不懂，觉得有理走遍天下，家里也得讲理。后来我才慢慢明白，家里确实不是讲理的地方，家是讲情的地方。你把理讲赢了，情就输了。
婆媳俩真正闹僵，是因为孩子的事。
结婚第二年李秀兰怀了孕，害喜厉害，吃啥吐啥，人瘦了一圈。我娘说：“得补，吃鸡蛋。”李秀兰吃不下，我娘就天天煮鸡蛋，非让她吃。李秀兰硬着头皮吃，吃完就吐，吐完我娘又端一碗来。
“娘，我真吃不下。”李秀兰说。
“吃不下也得吃，为了孩子。”我娘把碗往她面前推。
李秀兰眼泪就下来了。我正好进门，看见她抹眼泪，我娘端着碗站在旁边，脸色不好看。我问咋了，李秀兰不说话，我娘说：“让她吃个鸡蛋，跟要她命似的。”
我两头劝，劝不动。最后李秀兰把碗接过去，一口一口吃完了，然后跑到院子里全吐了。我娘站在灶房门口，看着她的背影，叹了口气，转身进屋了。
那天晚上李秀兰搂着我哭，哭得肩膀一抖一抖的。我说：“明天我跟娘说，不让她逼你吃了。”
她说：“你说了她也不听。她就是觉得我不会带孩子，觉得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我说：“孩子还没生呢，你想这么多干啥。”
她抬起头看我，眼睛红红的：“赵德厚，你知不知道，你娘从来没夸过我一句。我做饭她说费油，我洗衣她说费水，我干啥她都能挑出毛病。我在这个家，就是个外人。”
我搂着她，说不出话来。因为我知道她说的是实话。我娘确实没夸过她，我娘就是那样的人，一辈子嘴硬，对谁都挑三拣四，包括对我。
后来孩子出生了，是个小子，我娘高兴得合不拢嘴，对李秀兰的态度好了一阵子。但好景不长，育儿的事又闹分歧。李秀兰要给孩子喂奶，我娘要喂米汤。李秀兰要给孩子穿少点，我娘非要捂厚点。李秀兰说孩子哭了不能马上抱，我娘一听孩子哭就冲过去抱起来。
两个人为了孩子的事天天拌嘴。我在中间传话，传着传着就传歪了，这边不高兴，那边也不高兴。有一回我娘跟我说：“你媳妇嫌我带不好孩子，那我不带了，你们自己带。”我转头跟李秀兰说：“娘说她不带了。”李秀兰一听就火了：“她这是撂挑子给谁看？”
我这才知道话说岔了，但已经收不回来了。李秀兰抱着孩子回了娘家，住了半个月。我去接了三趟，前两趟她不见我，第三趟她娘出来说：“德厚啊，你媳妇在你家受委屈了，你得给她个说法。”
我说：“娘，我回去跟我娘说。”
她娘说：“你说没用，得你娘来说。”
我回家跟我娘说，我娘把脸一拉：“我去给她赔不是？我这么大岁数了，给她个小辈赔不是？”
我说：“娘，不是为了谁对谁错，是为了孩子。孩子不能没娘。”
我娘沉默了半天，最后说：“你去接吧，就说以后孩子的事听她的。”
我去接了第四趟，把话说了，李秀兰才跟我回来。回来那天晚上，她搂着我，搂得特别紧。
“赵德厚。”她叫我。
“嗯。”
“你要记住，咱俩是一家的。你娘是你娘，咱俩是咱俩。”
我说：“我知道。”
她说：“你不知道。你啥时候能把你娘和我分清楚，咱俩才算真正过到一块儿了。”
那时候我不服气，觉得她小题大做。后来我爹去世，我娘搬去跟我弟住，我们才真正有了自己的家。搬出来那天，李秀兰把那个咸菜坛子也搬走了。我问她：“你不是烦这坛子吗？”
她说：“坛子不烦，烦的是人。现在人走了，坛子留着腌菜，挺好。”
我看着她把坛子擦干净，摆在灶房角落里，忽然觉得，这个女人比我明白。
第三章 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一九八五年，我爹病退，我顶了他的岗，从学徒工转成正式工，工资涨到四十二块。李秀兰在纺织厂上班，一个月挣三十六块。两个人加起来七十八块，听着不少，但日子还是紧巴巴的。
紧在哪儿？紧在什么都得买。粮票、油票、布票、煤票，样样都要票。孩子要喝奶，奶粉要票，鸡蛋要票，连白糖都要票。我们俩的票不够用，就得跟人借，借了还得还，拆东墙补西墙。
那几年李秀兰学会了记账。一个小本子，铅笔写的，密密麻麻。今天买盐花了一毛二，明天买醋花了八分，后天给孩子扯了块布做裤子，两块三。月底一算，要是超了，下个月就得省。
她省钱有一套。买菜专挑傍晚去，那时候菜蔫了，便宜。买肉买肥的，炼了油，油渣留着包饺子。孩子的衣裳都是她改的，我穿旧的衬衫改小，她穿破的裤子补丁摞补丁接着穿。袜子破了洞，她晚上在灯底下补，补完还能穿半年。
我有时候嫌她太省，说：“该花就花，别把自己逼太紧。”
她说：“不省咋办？你算算，孩子上幼儿园要钱，将来上学要钱，盖房子要钱，娶媳妇要钱。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还得掰出响来。”
我说不过她，就随她去。但有时候也觉得憋屈，比如我想抽根烟，她说费钱；我想喝口酒，她说费钱；我想买本《故事会》看，她说费钱。有一回我偷偷买了一包烟，藏在工具箱里，被她翻出来了。她没吵没闹，就把烟放桌上，说：“一包烟两毛五，够买一斤鸡蛋。你自己选。”
我把烟退了，换了一斤鸡蛋。那天晚上吃鸡蛋羹，孩子吃得满嘴黄，她看着孩子笑，我看着她也笑。笑着笑着我觉得，不抽烟也没啥。
但省钱归省钱，有些事她从不省。我娘生病住院，她二话不说拿了五十块出来。我说：“你不是说没钱吗？”
她说：“那是给你娘看病，不一样。”
我弟结婚，她随了二十块礼。我说：“咱家都快揭不开锅了。”
她说：“你弟一辈子结一回婚，咱不能让人笑话。”
我过生日，她给我扯了块料子做衬衫。我说：“别费那钱。”
她说：“你出门得穿体面点，你是顶梁柱。”
这就是李秀兰，对自己抠门，对家里人舍得。她自己三年没添新衣裳，给我和孩子置办得齐齐整整。她常说：“男人在外面要脸面，孩子在学校要脸面，我在家里，要啥脸面。”
听着挺心酸，但她自己从来不觉得。她觉着这就是过日子，日子就是这么过的。
最紧的时候是一九八八年。那年孩子五岁，我娘住院动手术，花了一大笔。我弟刚结婚，手头也紧，我们这边把积蓄全掏空了，还借了三百块外债。
三百块，那时候是我大半年的工资。
李秀兰把账本翻出来，重新算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她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缝纫机、手表、我爹留给我的一块怀表，全卖了。就剩一台收音机，孩子每天要听小喇叭，她舍不得卖。
“收音机留着。”她说，“孩子不能没个乐子。”
我说：“那缝纫机卖了，你以后咋做衣裳？”
她说：“手缝呗，又不是没缝过。”
那段时间她每天晚上缝衣裳，缝到半夜。灯光暗，针脚没以前密了，但还能穿。孩子长得快，裤子短了，她就在裤脚接一截，接的颜色不一样，花花绿绿的。孩子穿出去，人家笑话，孩子回来哭。她搂着孩子说：“哭啥？补丁是妈的记号，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有个疼你的妈。”
孩子不哭了，后来还专门把补丁露出来，跟同学显摆：“看，我妈给我补的。”
那年冬天特别冷，我们没钱买煤，李秀兰就去捡树枝，去厂里捡煤渣，回来和着黄泥做煤饼。做煤饼是个脏活，她弄得满脸黑，只剩两只眼睛在转。孩子看见她那样，笑得直不起腰。她也笑，拿黑手在孩子脸上抹一道，孩子就成了小花猫。
我下班回来，看见娘俩在院子里笑成一团，煤饼摆了一地。那一刻我觉得，日子虽然苦，但有她们在，苦也是甜的。
外债还了两年才还清。还完最后一笔那天，李秀兰把账本烧了。我说：“留着呗，以后看看也是个念想。”
她说：“不看了，看了心里发堵。”
那天晚上她做了四个菜，还买了瓶啤酒。我们俩坐在灯底下，孩子已经睡了，屋里安安静静的。她给我倒上酒，自己也倒了一杯。
“赵德厚。”她举起杯子。
“嗯。”
“咱不欠人钱了。”
“嗯。”
“我想哭。”
“那就哭。”
她就哭了，一边哭一边笑，眼泪掉进酒杯里，她也不管，端起来一口喝了。
那天晚上她搂着我，搂得特别紧。她说：“赵德厚，我嫁给你这么多年，就今天最舒坦。”
我说：“以后会越来越舒坦的。”
她说：“我不图舒坦，我就图咱一家人在一起，平平安安的。”
窗外的月亮特别亮，照着她的脸，照着她眼角的细纹。我忽然发现她老了，结婚才九年，她已经不是那个扎辫子的小姑娘了。可她搂着我的力气，跟当年一模一样。
第四章 夜哭的孩子和沉默的丈夫
孩子叫赵亮，一九八三年生的，属猪。生他那天下大雨，李秀兰疼了一整夜，我在产房外面走了一整夜，脚底磨出俩水泡。天亮的时候护士抱出来一个红通通的皱巴巴的小孩，说：“是个小子。”
我接过来，手有点抖。小孩哭得嗓子都哑了，我抱着他，他忽然就不哭了，睁着两只小眼睛看我。那一刻我鼻子一酸，差点掉泪。
李秀兰躺在里面，脸色白白的，头发湿透了贴在额头上。我把孩子抱给她看，她伸手摸了摸孩子的脸，笑了。
“像你。”她说。
“像你。”我说。
赵亮小时候身体不好，老生病。三天两头发烧，半夜跑医院是常事。那时候没车，我背着孩子，李秀兰在后面扶着，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医院走。有一回下大雪，路滑，我摔了一跤，孩子从我背上滚下来，李秀兰扑过去接，娘俩摔在一堆。我爬起来去抱孩子，李秀兰说：“先别管我，看孩子摔着没。”
孩子没事，她膝盖摔青了一大块。后来她走路瘸了好几天，我要带她去医院看，她说不去，费钱。
赵亮三岁那年开始，晚上老哭。也不是生病，就是做梦，醒了就哭，哭得撕心裂肺的。李秀兰抱着他哄，在屋里来回走，一走就是一两个小时。我第二天要上班，她让我先睡，自己抱着孩子在堂屋转。
有一回我半夜醒来，听见她在堂屋哼歌，声音特别轻，像风吹过草叶。我悄悄起来看，她抱着赵亮坐在椅子上，孩子已经睡着了，她还哼着，眼睛半闭着，自己也快睡着了。
我走过去说：“给我吧，你去睡。”
她摇摇头：“我一动他就醒，就这么坐着吧。”
我在旁边坐下，三个人挤在一把椅子上。她靠着我，我靠着她，赵亮在我们怀里打着小呼噜。那会儿我就想，什么叫过日子，这就是过日子。不需要啥大富大贵，一家三口挤在一把椅子上，就是全部。
赵亮慢慢大了，不哭了，但新的问题来了。这孩子随我，闷，不爱说话。在学校受了欺负也不吭声，回来就坐着发呆。李秀兰问他咋了，他说没事。问他作业写完了没，他说写完了。问他考试考多少，他说还行。
李秀兰急了，说：“你这孩子咋跟你爹一个样，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来。”
我说：“闷点好，闷点不惹事。”
她说：“闷点好啥？人家欺负他他都不说，将来走上社会咋办？”
她就教赵亮，说有人欺负你，你得还手，你越怂人家越欺负你。赵亮说：“老师说不能打架。”
李秀兰说：“老师说得对，但老师管不了所有事。你记住，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咱也不怕。”
这话我听着有点愣。我说：“你这不是教孩子打架吗？”
她说：“我不是教他打架，我是教他别当软柿子。你从小不就这样？你娘说你啥你都不吭声，你弟抢你东西你也不吭声，你吭一声能咋？”
我被她说得哑口无言，因为她说得对。我从小就是软柿子，我娘偏心我弟，我从来不说啥。我弟抢我东西，我也让着。我总觉得，一家人，不计较。可李秀兰说：“你不计较，人家当你傻。”
后来赵亮在学校又被人欺负，这回他真还手了，把人家鼻子打出血了。老师叫家长，我去了，李秀兰也去了。对方家长不依不饶，非要我们赔钱。李秀兰说：“赔钱可以，但得先说说为啥打。你家孩子先撩的，我家孩子才还手的。”
对方家长不认，说我家孩子乖得很，不可能撩人。李秀兰就问赵亮：“你说是咋回事？”
赵亮低着头，半天憋出一句：“他拽我裤子，还笑我。”
对方家长脸一红，不说话了。老师打圆场，说都有错，各退一步。李秀兰说：“退一步可以，但得说清楚，我家孩子不是主动惹事的。钱我们赔，但理得说明白。”
最后我们赔了医药费，对方也道了歉。回家路上，赵亮一直没说话，快到家门口的时候，他忽然说：“妈，谢谢你。”
李秀兰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谢啥，我是你妈。”
那天晚上赵亮睡了以后，李秀兰搂着我，说：“赵德厚，你说咱家赵亮，像你还是像我？”
我说：“闷的时候像我，硬气的时候像你。”
她说：“那就好，闷点没啥，但骨子里得硬气。不然将来娶了媳妇，媳妇跟着受气。”
我说：“你受气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以前受过。现在不了。”
我说：“为啥？”
她说：“因为你会搂着我了。”
我笑了：“是你搂着我。”
她也笑了：“一样。”
窗外的月亮很大，照得屋里白白的。她搂着我的腰，手还是那么有力。我想起她刚才说的那句“现在不了”，忽然觉得，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些年磨合出来的结果。她还是那个她，我还是那个我，但我们在一起，就不再是各受各的气，而是互相撑着。
第五章 下岗那天的雨
一九九七年，我四十一岁，在机械厂干了十八年，从学徒干到车间副主任。那年春天，厂里传出风声，说要改制，要减员。大家都不信，说这么大的厂子，说减就减？
结果真减了。
名单贴在厂门口那天，下着雨。我打着伞去看，密密麻麻的名字里，找到了我自己。赵德厚，男，四十一岁，车间副主任，下岗。
我站在雨里，看了半天。伞上的雨滴滴答答往下落，落在名单上，把“赵德厚”三个字洇湿了。旁边有人哭，有人骂，有人蹲在地上抽烟。我没哭没骂也没抽烟，我就是站着，觉得腿有点软。
我不知道怎么回的家。李秀兰那天上白班，不在家。我坐在堂屋里，盯着墙上的挂钟，看秒针一格一格地走。走了大概一百格，我站起来，去灶房做了饭。炒了个青菜，热了两个馒头，还煎了个鸡蛋。
李秀兰回来的时候，看见桌上的饭，愣了一下：“今天咋这么勤快？”
我说：“吃饭吧。”
她坐下来，看我脸色不对，问：“咋了？”
我说：“下岗了。”
她手里的筷子停在半空，看了我半天，然后放下筷子，说：“吃饭。”
我说：“你不问问咋回事？”
她说：“先吃饭，吃完再说。”
我们就吃饭。她吃得很慢，我也吃得很慢。青菜有点咸，鸡蛋有点糊，但她没说什么，都吃了。吃完她把碗收走，洗了，擦干手，坐到我对面。
“说吧。”她说。
我就说了，厂里改制，减员增效，我四十一了，学历不高，技术一般，第一批就下来了。
她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咱就找别的活干。”
我说：“我都四十一了，谁要？”
她说：“四十一咋了？你有力气，有手艺，还怕找不到活？实在不行，咱摆摊，卖早点，卖菜，干啥不行？”
我说：“那多丢人。”
她声音一下子高了：“丢人？吃不上饭才丢人！赵德厚，我嫁给你这么多年，穷过苦过，但我从来没嫌过你。你要是自己嫌自己，那咱这日子就真没法过了。”
我没说话。她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进了里屋。我听见她翻箱倒柜的，过了一会儿她出来，手里拿着个存折，递给我。
“这是咱家的积蓄，八千块。你拿去，看看能干点啥。赔了也不怕，我还有工资，饿不死。”
我看着那个存折，封皮磨得都发白了。我知道这八千块是她一分一分攒的，攒了十几年。她平时买棵白菜都要砍半天价，这会儿说拿出来就拿出来了。
“你不怕我赔了？”我问。
她说：“赔了就赔了，钱没了还能挣，人没了就啥都没了。”
那天晚上她搂着我，搂得特别紧。她说：“赵德厚，你记住，下岗不是你的错。你干了十八年，没偷过懒没耍过滑，厂里不要你，是他们没眼光。咱自己干，干出个样来给他们看。”
我说：“万一干不出来呢？”
她说：“干不出来就干不出来，咱又没偷没抢，凭力气吃饭，有啥丢人的。”
我被她逗笑了，她也笑了。笑着笑着，她忽然说：“赵德厚，你头发白了。”
我说：“早白了。”
她说：“我以前没注意。”
我说：“你光顾着看孩子了。”
她说：“以后我多看看你。”
我鼻子一酸，没说话。她搂着我的胳膊紧了紧，没一会儿就睡着了。我听着她的呼吸，看着窗外的月亮，心想，这个女人，跟了我这么多年，没享过一天福，可她从来没抱怨过。我下岗了，她第一反应不是骂我，不是哭，是让我吃饭，是给我存折，是告诉我“咱自己干”。
第二天我拿着存折去市场上转了一圈，发现有个摊位要转让，卖早点的。我回家跟李秀兰商量，她说：“行，咱就干早点。你会炸油条，我会包包子，咱俩正好。”
我们把摊子盘下来，早上四点起床，和面、发面、剁馅、生火。她包包子，我炸油条，忙到上午十点收摊。刚开始生意不好，一天卖不了几十块钱。她不急，说：“慢慢来，人家不认识咱，过些日子就好了。”
她就端着包子让人尝，尝完人家不好意思不买。她嘴甜，见人就叫大哥大姐，人家买包子她多送一个，下次人家还来。两个月后，生意好起来了，一天能卖一百多块。
有一回下大雨，摊子上没人，我们俩坐在棚子底下躲雨。她靠着我的肩膀，说：“赵德厚，你说咱这算不算因祸得福？”
我说：“算。要不是下岗，咱也不敢出来干。”
她说：“所以啊，啥事都别急着灰心。老天爷关一扇门，肯定开一扇窗。”
我说：“你啥时候学会说这些大道理了？”
她笑了：“跟你学的。你不是老说，日子得往前看嘛。”
我说：“我啥时候说过？”
她说：“你心里说的。”
我也笑了。雨打在棚子上，噼里啪啦的，像放鞭炮。她搂着我的胳膊，头靠在我肩上，没一会儿就睡着了。我坐着没动，怕吵醒她。雨慢慢小了，天边露出一道彩虹，弯弯的，像她笑起来的眼睛。
第六章 儿子的叛逆期
赵亮上初中以后，变了。
以前那个闷闷的、听话的小孩，忽然不听话了。作业不写，考试不及格，老师叫家长叫了好几回。李秀兰去了一回，回来气得直哆嗦。
“你猜你儿子干啥了？”她问我。
“干啥了？”
“他把人家自行车胎扎了！”
我愣了一下：“为啥？”
“人家说他没爹教，他就扎人家车胎。”
我没说话。李秀兰坐在椅子上，气呼呼的：“你说这孩子，咋就学成这样了？咱也没少教他啊。”
我说：“可能……是咱太忙了，没顾上他。”
她说：“忙？咱忙还不是为了他？早上四点起床，晚上十点收摊，累死累活，不就是为了让他吃好穿好？”
我说：“吃好穿好，不等于教好。”
她看了我一眼，不吭声了。
赵亮那时候确实有点野。跟一帮不爱学习的孩子混在一起，逃课去游戏厅，抽烟，打架。有一回我在街上看见他，他叼着根烟，看见我就跑，我追了三条街才追上。我气得给了他一巴掌，他瞪着我，眼睛红红的。
“你凭啥打我？”他喊。
“凭我是你爹！”
“你是我爹？你管过我吗？你天天就知道卖包子，你问过我在学校咋样吗？你问过我开不开心吗？”
我被他问住了。李秀兰赶过来，拉着他，他甩开她的手，跑了。
那天晚上他没回家。我和李秀兰找了一夜，网吧、游戏厅、同学家，都找遍了，没找到。凌晨三点，我们坐在路边的台阶上，李秀兰哭了。
“赵德厚，咱是不是做错了？”她问我。
“哪儿错了？”
“咱光顾着挣钱，没顾上孩子。”
我没说话。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一直觉得，挣钱就是为孩子好，给他吃好的穿好的，让他上好的学校，就是尽到爹的责任了。可赵亮那几句话，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
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找到了赵亮。他缩在椅子上睡着了，脸上还有泪痕。李秀兰走过去，把他搂在怀里，他醒了，看见她，叫了声“妈”，然后就哭了。
“妈，我错了。”他说。
李秀兰搂着他，说：“是妈错了，妈没顾上你。”
我在旁边站着，看着他们娘俩抱在一起哭，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走过去，蹲下来，说：“赵亮，爹也有错。以后咱好好的，行不？”
他点点头，眼泪鼻涕糊了一脸。
那以后李秀兰把早点摊收了，改去超市上班，时间固定，能顾上家。我在工地上找了个活，虽然累点，但晚上能回家。我们俩商量好了，不管多忙，每天晚上必须有一个人在家陪赵亮。
赵亮慢慢好了，不逃课了，也不跟那帮孩子混了。但成绩还是不行，勉强上了个职高，学了电工。他说：“爸，我不是读书的料，我学个手艺，将来跟你一样，凭本事吃饭。”
我说：“行，凭本事吃饭，不丢人。”
李秀兰有点遗憾，说：“要是当初多管管，说不定能考上大学。”
我说：“大学不是唯一的出路。他踏实，肯干，将来饿不着。”
她说：“你倒想得开。”
我说：“想不开又能咋样？日子还得过。”
她笑了：“你这几年学得豁达了。”
我说：“跟你学的。”
赵亮职高毕业以后去了省城，在一家工厂当电工。后来认识了现在的媳妇，安了家，生了孩子。日子过得不算大富大贵，但稳稳当当的。有一回他回来过年，喝了点酒，跟我说：“爸，我小时候你打我那一巴掌，我现在还记得。”
我说：“还记恨我呢？”
他说：“不是记恨。我是想说，那一巴掌把我打醒了。那时候我觉着你们不管我，后来才知道，你们不是不管，是不知道怎么管。你们那代人，能让孩子吃饱穿暖就觉得是最大的爱了。我不怪你们。”
我拍拍他的肩膀，没说话。他长大了，比我明白。
第七章 空了的房间
赵亮去省城那年，是二〇〇五年。他二十二岁，背着个包，拎着个箱子，站在门口跟我们告别。李秀兰给他装了一袋子吃的，包子、咸菜、煮鸡蛋，塞得满满当当。
“到了给家里打电话。”她说。
“知道了，妈。”
“钱不够花就说，别委屈自己。”
“知道了。”
“衣服勤换着点，别老穿一件。”
“知道了。”
“找个对象，别老单着。”
“妈——”赵亮笑了，“我才二十二。”
李秀兰也笑了：“二十二咋了？我二十二都嫁给你爸了。”
赵亮走了以后，家里一下子空了。他的房间还在，但没人住了。李秀兰每天进去打扫，把床铺得整整齐齐，桌子擦得干干净净。有时候我看见她坐在赵亮的床上发呆，手里拿着赵亮小时候的照片。
“想儿子了？”我问。
“不想。”她说，“他有他的日子，咱有咱的日子。”
话是这么说，但她那段时间做饭老做多，做多了又吃不完，吃不完就倒。倒了又心疼，说：“以前赵亮在的时候，这点饭刚够。”
我说：“你少做点。”
她说：“习惯了。”
空巢的日子，我们适应了好久。以前家里总有个孩子闹腾，突然安静了，反而不习惯。李秀兰有时候会忽然喊一声“赵亮”，然后才反应过来儿子不在家。喊完她自己笑，说：“你看我，老糊涂了。”
我说：“你不是老糊涂，你是想他了。”
她说：“你不想？”
我说：“想。但想归想，不能耽误他过日子。”
她说：“你倒是看得开。”
我说：“看不看得开都得看开。”
那段时间我们重新适应两个人过日子。早上一起去公园遛弯，她跳广场舞，我打太极。中午回来做饭，她炒菜，我洗碗。下午她看电视，我看报纸。晚上她搂着我睡，手还是那么紧。
有一回她搂着我，忽然说：“赵德厚，你说咱俩要是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天天黏在一起，会不会烦？”
我说：“年轻的时候没条件，天天忙着挣钱养家，哪有空黏在一起。”
她说：“现在有条件了，人老了。”
我说：“老了也能黏。”
她笑了：“你啥时候学会说这种话了？”
我说：“心里话。”
她搂得更紧了，说：“赵德厚，我嫁给你这么多年，最舒坦的就是现在。儿子大了，不用咱操心了，咱俩想干啥干啥，想咋过咋过。”
我说：“你不嫌日子太平淡？”
她说：“平淡才是福。你没听过那句话吗？轰轰烈烈难长久，平平淡淡才是真。”
我说：“你啥时候变得这么有文化了？”
她说：“看电视学的。”
我们都笑了。
二〇一〇年，赵亮结婚了。媳妇叫小芳，是省城的姑娘，长得白净，说话细声细气的。李秀兰第一次见小芳，紧张得不行，提前三天就开始打扫卫生，把家里里里外外擦了个遍。
“你说人家省城的姑娘，能看上咱家吗？”她问我。
“看上赵亮就行。”
“咱家条件一般，人家会不会嫌弃？”
“赵亮有手艺，能挣钱，不偷不抢，有啥嫌弃的。”
她还是紧张。小芳来了以后，她忙前忙后，端茶倒水，做了一桌子菜。小芳挺懂事，一口一个“阿姨”叫着，还帮着洗碗。李秀兰拦着不让，说：“你是客人，哪能让你干活。”
小芳说：“阿姨，我不是客人，我是自家人。”
李秀兰愣了一下，然后眼睛就红了。她后来跟我说：“这闺女好，懂事。”
婚礼是在省城办的，我们去了，穿得齐齐整整的。李秀兰特意去做了个头发，还买了件新衣裳。我笑她：“你比新娘子还讲究。”
她说：“咱是男方父母，不能给儿子丢脸。”
婚礼上，赵亮带着小芳给我们敬茶，叫了声“爸、妈”。李秀兰接过茶，手有点抖，喝了一口，然后从兜里掏出个红包递给小芳，说：“小芳，以后赵亮交给你了。他要是欺负你，你跟我说，我替你收拾他。”
小芳笑了：“妈，赵亮对我挺好的。”
李秀兰也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我递给她纸巾，她擦了擦，说：“高兴的。”
回来的火车上，她靠着我的肩膀，说：“赵德厚，咱俩任务完成了。”
我说：“啥任务？”
她说：“把儿子养大，给他娶媳妇。任务完成了，以后就剩咱俩了。”
我说：“你后悔不？”
她说：“后悔啥？”
我说：“跟着我吃苦受累这么多年。”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后悔过。年轻的时候后悔过，觉得嫁给你没享过福。后来不后悔了。”
“为啥？”
“因为你对我好。你不会说好听的，但你实在。你挣的钱都给我，你下班就回家，你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你晚上让我搂着睡。赵德厚，你就是我的福。”
我看着车窗外的田野，麦子刚割完，地里一片金黄。我搂着她的肩膀，说：“你也是我的福。”
第八章 退休后的第一次吵架
二〇一五年，我六十岁，李秀兰也六十岁。我退休了，她也退休了。两个人天天在家待着，大眼瞪小眼，矛盾就来了。
以前上班的时候，白天各忙各的，晚上才见面，有啥不痛快的，忍忍就过去了。现在一天到晚在一起，鸡毛蒜皮的事都能吵起来。
第一架是因为扫地。我扫地喜欢从里往外扫，她喜欢从外往里扫。我说从里往外扫能把灰扫出去，她说从外往里扫能把灰聚一堆再收。就这么点事，吵了一下午。
“我扫了四十年地了，还用你教？”她瞪着我。
“你那扫法不对，灰都扫到墙角去了。”
“墙角的灰我一会儿再收，你急啥？”
“我不是急，我是说你这方法不对。”
“你方法对，你扫，我不扫了！”
她把笤帚往地上一扔，进里屋去了。我站那儿，手里拿着扫帚，哭笑不得。就为了扫地，至于吗？
第二架是因为做饭。她炒菜喜欢多放油，我嫌油大。我说：“少放点油，对身体好。”
她说：“油少了不香。”
我说：“香不香不重要，健康重要。”
她说：“我做了四十年饭了，还用你教？”
又是这句话。我说：“我不是教你，我是建议。”
她说：“建议也不听。”
第三架是因为看电视。她爱看家庭剧，我爱看新闻。她要看法制频道，我要看体育频道。抢遥控器抢来抢去，最后谁也不看了，各自回屋生闷气。
那段时间我们俩像两只刺猬，离远了冷，离近了扎。晚上睡觉她还是搂着我，但搂得没那么紧了，有时候还背对着我。我知道她生气，我也生气，但谁也不肯先低头。
转机是有天晚上，她忽然发烧了。烧到三十九度，脸通红，浑身发抖。我吓坏了，赶紧找药，倒水，拿毛巾给她敷额头。她迷迷糊糊的，嘴里说胡话，叫“赵德厚”。
“我在呢。”我握着她的手。
“赵德厚，你别走。”
“我不走。”
“你老惹我生气。”
“我错了。”
“你哪儿错了？”
“我哪儿都错了。”
她笑了一下，烧得迷糊还笑。那一夜我没睡，守着她，给她换毛巾，喂她喝水。天亮的时候她烧退了，睁开眼看见我坐在床边，眼睛红红的。
“你一宿没睡？”她问。
“睡了。”
“你骗人，你眼睛都是红的。”
“真睡了，打盹来着。”
她伸出手，摸了摸我的脸：“赵德厚，你老了。”
我说：“你也是。”
她说：“咱都老了，还吵啥？”
我说：“不吵了。”
她说：“那扫地的事听你的。”
我说：“听你的。”
她说：“做饭也听你的。”
我说：“听你的，你做啥我吃啥。”
她笑了：“这还差不多。”
那天以后我们定了规矩，小事她做主，大事我做主，啥是大事啥是小事，商量着定。其实哪有什么大事，不过是给自己找个台阶下。老了老了，争的不是对错，是那口气。气顺了，啥都顺了。
第九章 医院走廊的夜
二〇二〇年，我六十五岁，李秀兰也六十五岁。那年秋天，她查出了心脏有问题，医生说要做手术。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菜市场买菜。赵亮打电话来的，声音有点抖：“爸，妈的心脏有点问题，医生建议做手术。”
我手里的菜掉在地上，西红柿滚了一地。我蹲下来捡，捡了半天捡不起来，手在抖。
“爸，你听见没？”
“听见了。啥时候做？”
“下周三。你们来省城吧，这边医院条件好。”
“好。”
挂了电话，我站在菜市场中间，周围人来人往，吵吵嚷嚷的。我觉得耳朵嗡嗡响，腿有点软。我扶着旁边的摊子，站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
回家我跟李秀兰说：“赵亮让咱去省城住几天。”
她看了我一眼：“你脸色咋这么难看？”
“没事，起猛了。”
她没再问，但我觉着她知道了。她那么聪明的人，赵亮打电话来，我脸色又不对，她肯定猜到了。但她没戳破，只是说：“那收拾收拾吧。”
去省城的火车上，她靠着我的肩膀，说：“赵德厚，你说咱这辈子，去过几回省城？”
我说：“数不清了。”
她说：“每回都是去看赵亮。这回也是。”
我说：“嗯。”
她说：“赵德厚。”
“嗯。”
“你别怕。”
我愣了一下。她说：“我都不怕，你怕啥？不就是个手术嘛，做完就好了。”
我说：“我不怕。”
她说：“你手在抖。”
我低头一看，手确实在抖。我把手藏起来，说：“我是……激动，好久没见赵亮了。”
她笑了，没说话，手伸过来，握住我的手。她的手也老了，皮肤松松的，青筋凸出来。但握着我的力气，跟四十年前一模一样。
手术那天，我在手术室外面等了六个小时。赵亮和小芳陪着我，小芳给我买了瓶水，我没喝。我就坐在那儿，盯着手术室的门，一眨不眨。
赵亮说：“爸，你吃点东西吧。”
我说：“不饿。”
他说：“妈进去的时候说了，让你别担心。”
我说：“我知道。”
他说：“妈还说，让你别忘了晚上搂着她睡。”
我鼻子一酸，差点掉泪。赵亮拍拍我的肩膀，没再说话。
那六个小时，我想了很多。想我们相亲那天，她递给我那双鞋垫。想我们结婚那晚，她搂着我的腰。想她给我煮的糖水鸡蛋。想她省吃俭用攒下的八千块。想她下岗那天让我先吃饭。想她在雨里捡煤渣。想她搂着我说的每一句话。
我想，如果她真有个三长两短，我咋办？
我不敢想。
手术室的门开了，医生出来说：“手术顺利，病人情况稳定。”
我腿一软，差点跪下去。赵亮扶住我，说：“爸，没事了。”
我点点头，说不出话。
李秀兰被推出来的时候，脸色白白的，跟生赵亮那天一样。她还没醒，手上扎着针，鼻子里插着管子。我跟着推车走，一直走到病房，看着她被抬到床上。
护士说：“家属可以留一个人陪护。”
赵亮说：“爸，你回去吧，我在这儿。”
我说：“我留下。”
他说：“你身体也不好，别熬着了。”
我说：“我留下。你妈晚上得有人搂着。”
赵亮看了我一眼，没再劝。
那天晚上我坐在病床旁边，握着李秀兰的手。她的手有点凉，我给她捂着。她睡着，呼吸很轻，胸口一起一伏的。病房里很安静，只有监护仪嘀嘀的声音。
我看着她，忽然想起我们结婚那天，她吃糖水鸡蛋的样子。那时候她多年轻啊，脸红红的，眼睛亮亮的。一转眼，四十年了。
半夜的时候她醒了，看见我坐在旁边，愣了一下。
“你咋不睡？”她问，声音哑哑的。
“睡了，刚醒。”
“你骗人，你眼睛都是红的。”
“真睡了。”
她笑了，跟那年发烧的时候一样。她说：“赵德厚，你过来。”
我凑过去。她说：“你搂着我。”
我说：“你身上有管子。”
她说：“不管，你搂着我。”
我就侧身躺在她旁边，小心地搂着她，避开管子。她靠在我怀里，叹了口气。
“这样踏实。”她说。
我搂着她，眼泪终于掉下来了。掉在她头发上，她没看见。她闭着眼，嘴角微微翘着，没一会儿又睡着了。
我搂着她，一夜没动。就像四十年前那个新婚的夜晚，她搂着我，一夜没动。
第十章 她的手臂就是我的枕头
李秀兰出院以后，恢复得挺好。医生说手术很成功，以后按时吃药，定期复查，问题不大。赵亮让我们在省城多住些日子，我们住了半个月就回来了。
“还是自己家好。”李秀兰说。
“省城多方便，买菜都不用出门。”
“方便是方便，但不是自己的窝。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我说：“你就是舍不得你那咸菜坛子。”
她笑了：“那坛子跟了我四十年了，比你还早。”
我说：“比我还早？咱俩同一年结的婚。”
她说：“坛子是我娘给我的嫁妆，结婚前就在了。”
我说：“那比我早。”
她说：“所以你得对坛子好点。”
我说：“我对你不好吗？”
她说：“好。但你对坛子没对你媳妇好。”
我笑了，她也笑了。
回来以后，日子又恢复了老样子。早上遛弯，中午做饭，下午看电视，晚上她搂着我睡。但有些东西变了。她搂我的时候更紧了，有时候半夜醒了，她会摸摸我的脸，确认我还在。我也变了，以前是她搂我，现在我也搂她。两个人像两只勺子，扣在一起，严丝合缝。
有一回半夜，她忽然说：“赵德厚，你说咱俩谁先走？”
我说：“别瞎说。”
她说：“我不是瞎说，我是说真的。咱都六十五了，早晚有那一天。”
我说：“那也得一起走。”
她说：“一起走不了，总有一个先一个后。”
我说：“那就你先走。”
她说：“为啥？”
我说：“因为我舍不得让你一个人留下。”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赵德厚，你这话比啥情话都好听。”
我说：“我不会说情话。”
她说：“你会。你就是不说。”
窗外的月亮很圆，照着她的脸，照着她眼角的皱纹。她老了，头发白了，脸上有斑了，手也粗糙了。但在我眼里，她还是那个扎两条辫子、穿碎花衬衫、低头看鞋尖的姑娘。
“赵德厚。”她叫我。
“嗯。”
“你说咱这辈子，值不值？”
我想了想，说：“值。”
她说：“哪儿值？”
我说：“有你搂着睡，就值。”
她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她擦擦眼泪，说：“睡觉吧，明天还得去买菜。”
我说：“好。”
她搂着我，手搭在我腰上，呼吸慢慢匀了。我听着她的呼吸，觉得特别踏实。这四十三年来，每天晚上都是这样。她的手臂就是我的枕头，她的呼吸就是我的安眠曲。
我想起很多年前，我们刚结婚那会儿，她问我：“赵德厚，你说咱俩能过到啥时候？”
我说：“过到老呗。”
她说：“老了以后呢？”
我说：“老了也过。”
她说：“老了走不动了咋办？”
我说：“走不动了就坐着，坐着搂。”
她说：“坐着搂累了呢？”
我说：“躺着搂。”
她笑了，说：“你倒是会想办法。”
那时候我以为“老了”是很远的事，一转眼就到了。老了以后，她真的走不动了，我也走不动了，但我们还是搂着。坐着搂，躺着搂，搂着看电视，搂着睡觉，搂着过每一天。
这就是我们的日子。没有轰轰烈烈，没有大富大贵，就是一天一天地过，一分一分地攒，一步一步地走。走过来了，回头看看，全是鸡毛蒜皮，全是柴米油盐，全是家长里短。但这些鸡毛蒜皮里，藏着我们的四十年。
有人问我，啥是爱情？
我说，爱情就是她搂着你睡，搂了四十三年，还没搂够。
有人问我，啥是婚姻？
我说，婚姻就是两个人一起过日子，把苦日子过甜了，把甜日子过淡了，把淡日子过长了。
有人问我，啥是幸福？
我说，幸福就是晚上躺下的时候，有人搂着你。早上醒来的时候，她还搂着你。
就这么简单。
尾声
现在是深夜，我侧躺着，后背贴着一片温热。她的手从腰后绕过来，搭在我小腹上，手指微微蜷着。她的呼吸很轻，落在后颈上，有点潮，有点痒。
“老赵。”她叫我。
“嗯。”
“你说，咱俩还能搂着睡多少年？”
我没吭声。她也没再问，只是搂得更紧了些。
窗外的月亮很亮，照在旧枕头上。那个枕头是我们结婚那年买的，枕套换过无数次，但枕芯还是那个枕芯，荞麦壳的，被她搂了四十三年，压得实实的。
我想，等她睡着了，我就把答案告诉她。
答案就是，搂到搂不动为止。
搂不动了，就换我搂她。
反正这辈子，就这么过了。下辈子，还这么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