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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教训就在眼前,面对主动来投的大众,印度门没关就开始杀猪了

德国车企原本打算把在中国的电动车平台平移到印度,结果项目还没落地就被印度人喂了一嘴的死苍蝇。据彭博社报道,德国汽车巨头大众公司于近日正式宣布,暂停其在印度的电动汽车项目投资。

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大众官方给出的理由比较含蓄,称这是因为与印度亿万富翁萨詹·金达尔旗下的JSW集团合资谈判仍在持续,需要等待更清晰的商业计划。

但了解内情的人都清楚,大众这么做另有原因。欧洲本土需求疲软,大众计划全球裁员数万人、削减15%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大众暂停印度电动车项目,说明这家老牌德企终于从对印度幻觉中清醒过来了。

这些年来,以大众为代表的欧洲老牌车企,在跨国扩张的逻辑上陷入了一种危险的路径依赖。说得更直白一点,它们就是被中国市场过去40年的高度包容、完整配套和优良环境给惯坏了。

当年大众进入中国,中国不仅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还给予了土地优惠,并以开放的姿态协助其建立了完整、高效的汽车供应链体系。德国人习惯了只要带着技术和资金来,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就会提供最优的政策、最顺的审批、最稳的配套,车企只需要安安心心盖工厂,到时候自然就能舒舒服服地卖车数钱。

在中国市场顺风顺水惯了,大众等老牌巨头产生了一种错觉:只要自己招牌够响、手里有资金和技术,去到哪片热土都能复制带资进场、大赚特赚的成功经验。

然而,大众把在中国市场养成的那套心态带到印度,很快就发现情况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印度市场当然诱人。作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印度2026年9月的电动汽车销量同比翻了一番,增长势头很猛。在大众等跨国巨头眼中,这是一片尚未充分开发的市场。为了抓住这个机会,大众早在两年前就开始寻找能分担成本的本土合作伙伴,过程并不顺利。

但大众显然低估了印度这个“外资坟场”的独特生态。在印度做生意,外企要面对的往往不是公平竞争,而是一整套请君入瓮的套路,说得难听点,就是杀猪盘。

对于印度政府和本土财阀而言,外企“带资来投”从来不是什么合作共赢的信号,而是肥羊上门的前奏。从早年的铃木、福特、通用,到近年的亚马逊、小米、苹果供应商,印度的套路始终如出一辙:先用庞大的人口红利和市场空间把外企吸引进来,诱导其投入巨额资金建设工厂和供应链。一旦外企的资产变成带不走的固定资产,当地政府和财阀便会瞬间变脸,通过高额关税、天价罚款、追溯征税、强制持股等手段,把外企的利润吃干抹净。

大众这次与印度JSW集团的合作谈判,也撞上了同样的套路。此前,大众和印度本土汽车巨头马恒达的谈判就因为条件不合最终破裂,随后才转向了金达尔的JSW集团。大众原本的打算是,把利用中国开发出来的低成本电车平台CMP 21直接搬到印度,再借助中国成熟的技术降低成本,同时让印度本土财阀分担研发和生产成本。

然而,面对大众的合作诉求,金达尔的出价和条件都极为苛刻。它们不仅要求大众必须提高印度本土零部件的采购比例,而且还试图在技术转让、股权结构和经营控制等领域抢占绝对主导地位。说穿了,印度人打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大众安安心心拿中国技术来自己这儿赚钱,因此双方连合作都没谈拢,他们就已经做好了请君入瓮甚至是开门杀猪的准备了。

面对印度人狮子大开口的架势,如果放在10年前,家底厚实的大众或许还会硬着头皮试一试。但事到如今,泥菩萨过江的大众早已是自身难保,再也没有了迎难而上大胆试错的勇气。

在欧洲本土,高昂的能源成本和高通胀导致汽车消费需求持续低迷。而在电动化转型上,中国车企凭借强大的电池产业链、智能化体验和性价比优势,正在快速抢占大众的全球市场份额。受此影响,大众不得不收缩战线,就连有着几十年辉煌历史的德国本土工厂,如今也面临关门大吉的风险。

面对如此巨大的财务压力,大众如果再傻乎乎地把宝贵的现金流投进印度这个风险极高、回报无望的无底洞里,此举无异于商业自杀。在此之前,大众就已经被迫将印度电动车的研发成本削减了三分之一。如今,眼看JSW集团狮子大开口,大众终于痛定思痛,叫停止损。

大众这一脚急刹车,不仅暴露了西方老牌车企在面对全球新能源浪潮时的焦虑与阵痛,同时也戳破了西方舆论过去这些不断炒作的“印度即将崛起替代中国”的神话。

许多西方政客和媒体一直以为,只要把资金和供应链从中国撤出、转投印度,就能再复制一个世界工厂。但现实证明并非如此。中国的制造业优势从来不仅来源于庞大的人口规模,更在于可靠的商业信用、完整的产业链、过硬的基础设施和稳定的契约环境。

德国人在中国用了几十年时间,体会到什么叫了投桃报李;而到了印度之后,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就眼睁睁看着自己变成了待宰的肥羊。大众此次叫停印度投资,既是对印度本土财阀和营商环境的一次无声抗议,同时也是跨国资本在面对现实诘问时不得已做出的必然选择。德国人希望把中国的经验复制到印度,而印度人想的则是怎么从外资身上多宰一刀。双方这场各怀鬼胎的合作,从一开始就注定难以善终。


文 | 刘鑫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