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些年,公众打量企业家的目光,慢慢从财富榜挪到了另一个地方,谁的身家又涨了多少、谁的盘子铺得多大,这些曾经最能挑动情绪的话题,如今激起的反应越来越淡。
人们更愿意问一句,这个人对自己手下的人怎么样,对与他无关的人又怎么样,评价的口径换了,“良心”两个字就这样被抬到了台面上。
最近这一轮讨论,恰好把几种截然不同的活法摆在一起:有人被推上桌,有人被撤了席,也有人从主位挪到了偏座。
被推到台前的三个人,做的都是“笨事”
董明珠在深圳的一场亚太主题峰会上讲了一段话,大意是企业的存在本身就是为解决人的问题,能解决人的问题,企业才有价值。
满场都在谈供应链、谈数字贸易,她偏偏把话题落回到“人”身上,这句话后来被反复转述,转述的人未必都懂制造业,但都听懂了那份执拗,配合着这番话,她还在央视财经的节目上正面回应了外界对格力办学的质疑。
有人替她算过账,技工学校一学年学费几千到一万五,是不是在挣钱,她的答案很直接:学校每年要靠公司贴进去至少一个亿,才能维持像样的运营。
今年八月学校首届招生,计划三百个名额,报名的人超过八千,开学第一课她讲的是,从技校走出去的学生,不比拿大学文凭的人矮一头。
这些事都上不了财报,给安装工的二十元高温补贴,总部按月打进个人账户,一年摊到每个工人头上是一笔小钱,可它出现在家电行业拼命压成本、拼低价的年份里,就显出了分量,年会现场临时追加的那笔奖金,更是典型的“不划算”。
我个人看法是,所谓良心,往往就藏在这些算不进投资回报率的地方,愿意把钱花在不出现在镜头里的人身上,比站在台上讲十句情怀要难得多。
于东来的路子更硬一些,胖东来的委屈奖流传了很多年,规则一直摆在明处:无故被指责补五千元以上,被辱骂补一万元以上,被打补三万元以上,公司还会替员工追究对方的责任。
这套规则的意义不在金额,而在于它把“员工不是出气筒”写成了一条可以执行的东西,后来门店筹备招工,从上千个岗位里划出百分之二留给有犯罪前科的人,面试那天原本打算录二十个,负责人当场改成三十个全收,安排在后仓、物流这类后台岗位,还设了半年的双向选择期。
再往后郑州新店招人,条件写得更细,明确把性侵、严重暴力、涉毒这类前科挡在门外,也不把人安排到收银台和孩子多的地方。
舆论吵得很凶,回应的态度始终没有软下来,这一点值得说一句:善意如果没有边界和规则,就会变成另一种伤害,把边界讲清楚,反而是对所有人负责。
河南长垣的崔培军,走的是制造业的老派路子,麦收时节厂里发收麦补贴,五千多人一人一千,总额五百多万,那天傍晚他和几位公司领导就在厂区里一张张地发,这笔钱从建厂那年就有,最初二百,后来五百、七百,去年工人在现场喊出想要一千,他当场就定了。
收麦假也是实的,家里一亩地放半天,十亩地能歇两三天,麦子收完再回车间,年会现场发现金,孝文化感恩旅游节连着办了十四届,几千位员工的父母坐上大巴去外地转几天,吃住行全包。
这类做法在很多管理学教材里显得土气,可它解决的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一个家里有地的工人,夏天最焦虑的从来不是绩效,而是那几亩麦子会不会烂在地里。
被重新审视的两个人,善意与账本要分开看
许家印的故事是另一副面貌,法院一审宣判,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两家公司也各自领了巨额罚金,同日另有一批涉案人员被判刑。
查明的事实里最刺眼的,是长达数年的大规模财务造假,虚增资产、隐瞒负债,再把风险一层层转嫁给买房的人和投资人。
可把时间往前拨十几年,他又是另一副样子:连续多届拿过中华慈善奖,结对帮扶过贵州的贫困地区,在山区捐建移民社区,让上万户人家从不通水电的老屋搬进带厨卫的新房,给家乡捐过十几亿,捐的中学能容纳上万名学生,县医院的新院区也是他出的钱。
我不打算把这两段时间互相抵消,做过的好事是真实发生的,那些搬进新房的人家因此改变了生活,这一点不该被后来的愤怒抹去。
但另一件事同样清楚:慈善是支出,经营是底线,一个人可以在捐赠簿上写满名字,却在账本上给成千上万个家庭埋下隐患,公众之所以觉得被辜负,原因不在于他不该做慈善,而在于那些慈善曾被当作人品的证明。
当“良心”这顶帽子是自己戴上去的,摘下来的时候自然格外难看。
李嘉诚的位置变化,更像一场缓慢的位移,而不是某个瞬间的崩塌,早年间他做过两件在当时相当超前的事:在汕头大学的附属医院办起全国首家免费的临终关怀机构,为贫困的晚期癌症患者上门镇痛、做心理疏导;
后来又联合主管部门发起针对唇腭裂患儿的救助项目,首批投入就是一个亿,那时候多数人还没弄明白临终关怀是什么意思,他已经把钱投了进去。这两件事替他攒下了几十年的好感。
转折发生在那笔港口交易上,长和公告称与外资财团达成原则性协议,拟以二百多亿美元出售全球港口业务的核心资产,覆盖二十多个国家的几十个港口、一百多个泊位,其中包含巴拿马运河两端的两个关键码头。
公告里也写明,香港、深圳和内地的港口不在出售范围内,可港口从来不只是资产,它牵着物流的命脉,也牵着贸易的安全感,舆论的疑问集中在一处:有些账,是不是只能按商业逻辑来算。
后来的走向出人意料,巴拿马方面裁定相关特许经营合约违宪,政府接管了两座码头,资产和设备被收走,交给别的国际航运企业运营,原本的几十个港口缩成了四十一个。
公司没有认亏,直接启动国际仲裁,索偿金额以十亿美元计,这件事最终如何收场还看不到答案,只是它在很多人心里留下的那道划痕,已经很难抹平。
我自己的判断是,公众的失望本质上不是要求商人做圣人,而是过去大家相信他跟一般商人不太一样,这份相信落了空,落差就成了失望,他没有被彻底请下桌,只是从主位挪到了普通商人的座位上。
把这些人和事摆在一起看,会发现“良心”这两个字其实很难被一次性的壮举撑起来,一场灾年的巨额捐赠、一次镜头前的动情表态,都能换来短暂的掌声,可它在时间里会褪色。
真正留下来的,是那些重复了很多年、不声不响的动作:一笔按时打进工人账户的补贴,一条写在纸面上的委屈奖,一份年年都放的收麦假,一群被反复接送出去旅游的老人,这些东西没有传播度,也不惊艳,却最经得住追问。
评价标准的变化,说到底也是社会心态的变化,当增长的速度放缓,当普通人对“被善待”的敏感度提高,企业家的形象就不再只是财富的英雄,而更像一个雇主、一个邻居、一个要对后果负责的人。
榜样的席位从来不是终身制,它由无数个具体的选择累积而成,也会因为某一次关键的选择而改写,这一轮洗牌给出的答案其实很朴素:能让人记住的从来不是身家数字,而是那些被认真对待过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