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韧性

这两天在伊朗中央省采访，“韧性”是一个经常听到的词。

顾名思义，中央省位于伊朗中部，首府阿拉克。从德黑兰一路向南，进入这片区域以后，目之所及，尽是工厂。这里是伊朗重要的工业基地，机车车辆、铝业、石化、机械制造、食品加工，大大小小的工业园区散布在公路两旁。阿拉克附近还有伊朗最敏感的核设施之一——阿拉克重水反应堆。战争期间，这里的一些工业设施和居民区遭到袭击。当地官员告诉我们，全省超过3000套住宅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一些大型工厂也曾被击中，他们没有带我们去这些受袭工厂采访。我们采访的，是在战争期间和目前制裁之下，依然坚持生产的各类企业。

中央省省长瓦基利说，尽管经历战争和海上封锁，此外还有通货膨胀、汇率上涨以及国内运输出口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但今年上半年，全省非石油出口反而同比增长41%。这说明即使面对制裁、战争以及其他不利条件，中央省的生产和出口能力表现出很强的韧性。中央省市还是遭受较严重袭击的省份之一。但战争之后，当地政府重新检查了能源、医疗、救援、物资供应等一整套系统，也在加快太阳能等新能源建设。中央省目前已有相当规模的分布式太阳能设施，他特意提到，这些设施分散在不同地点，不容易在战争中被一次性摧毁。

谈到如果战争持续更长时间怎么办，他的回答也很直接：已经作了准备，而且是为长期战争作准备。在他看来，这就是韧性。制裁持续多年，战争和海上封锁又进一步增加了运输、融资和出口的难度，但工厂还在生产，商品还能供应，出口还在继续。新一轮压力没有让经济活动彻底停下来，企业会寻找新的运输路线，寻找替代零部件，寻找新的客户。

省长说，伊朗已经习惯在制裁和限制中寻找解决办法。同时敌人经济压力的目标是普通民众，希望通过经济困难和社会压力，使民众转而向政府施压。但他们不了解的是，对大多数伊朗人来说，保卫自己的国家仍然是一项基本诉求，外部压力越大，社会内部要求抵抗和维护国家的声音反而更强烈。

省长说，“我自己也是普通民众中的一员。对很多普通民众来说，他们所强调的仍然是自由、保卫国家以及国家独立。当外部威胁触及国家独立的时候，很多人并不愿意拿自己的独立和自由去交换其他东西。而伊朗选择今天的发展道路，也是基于国家和人民自身的需求与选择当然，政府并不是看到民众现实中的需求，尤其是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他们有自己的诉求，比如就业、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这些问题他们都很清楚。但是，所有真正希望国家和人民过得更好的人，有一点应该是共同的：只有首先拥有独立和自由，我们才有可能改善年轻人的生活，满足他们的这些需求。”

对国家的热爱，这当然是一种韧性。在工厂里得到的回答也差不多。机器还在转，工人还在上班，货物还在装车。有人告诉我，制裁当然带来了麻烦，原材料更贵了，运输成本也增加了，有些设备和零部件很难买，但总能想办法找到替代品。能自己生产的自己生产，不能生产的寻找新的渠道。战争来了也是一样，受损的地方修，供应链断了再想办法接起来。“我们是为了国家的尊严和独立，为了胜利努力奋斗”，这种话在伊朗并不陌生。

制裁已经持续很多年，“تاب‌آوری”——韧性、承受力——也早已进入伊朗人的日常语言。政府谈经济时会使用它，企业负责人会使用它，普通人也会使用它。一个国家在长期制裁下仍然维持着庞大的工业体系，商店仍然开门，工厂仍然生产，九千万人每天仍然上班、上学、结婚、过生日，这当然是一种韧性。

一路遇见的那些普通人

但几天下来，我再想到这个词，脑子里出现的已经不太是41%的出口增长，也不是多少兆瓦的太阳能，而是一路遇见的那些人。

在中央省的一座高尔夫球场，我遇见一个负责草坪养护的人。伊朗中部大片土地是干燥的，远处的山呈灰黄色，偏偏脚下是一大片浓绿的草坪。阳光很好，有人在远处挥杆。他告诉我，这些草最初来自澳大利亚，他们已经在这里养护、培育了二十年。

他说起这些草的时候很骄傲。他蹲下来摸草，跟我讲怎么养、怎么浇水，怎么在这样的气候里让它们一直活下来。我站在那里忽然想到，这二十年正好也是伊朗不断经历制裁、汇率危机、核谈判、疫情和战争的二十年。对我们来说，这些都是新闻里的词，对他来说，也许就是每天早上来到这里，看看草长得怎么样，哪一块需要补，哪一块需要重新养。

后来我们去了一个很大的奶牛场。进去的时候，工作人员先提醒我们，说话要轻一点，不然牛会紧张。偌大的牛舍很安静，二十多天大的小牛伸过头来舔我的手，怀孕的奶牛挺着大肚子，慢慢吃草。牛舍很干净，饲料、饮水、挤奶都有固定流程。负责技术的人一路介绍，说起他们的管理技术时也很自豪，他说，他们的水平不比欧洲、美国和加拿大差。

玻璃工厂更热。生产车间接近50摄氏度，玻璃不断从高温生产线上送出来。工人告诉我，即使到了最热的夏天也是这样工作，三班倒，生产线不能停。采访结束时已经是傍晚，暮色慢慢下来，厂门口亮起灯，下班的工人坐上班车，另一班工人又进去。月亮已经升起来了，我站在门口，看着一张张从高温车间里出来的脸，他们笑起来很朴实，也有一点腼腆。

在一家金枪鱼罐头厂，我又看到了另一种劳动。女工们坐成一排，手里的动作非常快，把煮熟的鱼一点点剥开，去掉不能使用的部分，再把鱼肉装进大盘子里。空气里一直有很重的鱼腥味。一名女工告诉我，她一天大概要处理16条鱼，装满21个大盘子，每天重复一样的工作。

我问她现在生活怎么样。她没有说很好。

她说，现在生活变得非常艰难。每天在厂里工作12个小时，再加上上下班，差不多有13到14个小时不在家，儿子很多时候只能一个人待着。终于回到家，看到外面的情况也不好，心情会很低落。战争开始以后，她们没有停工，所有人一直在一起努力，希望生产还能继续增加。

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不是“不困难”，而是很困难，但还是每天来。

在收割机组装车间，工人也一直在干活。总经理告诉我，战争最紧张的时候，他们能听见战机从天空飞过，但车间里的工人没有停下手里的活。机器还在装，生产线还在走。

我后来又去了霍梅因市。那里有一些房屋和学校在战争中被炸毁，但就在这些废墟旁边，重建也已经开始了。一边是被炸塌的墙，一边是刚刚砌起来的新砖，拆除、清理和钢筋架的重建同时发生，画面呈现出很强的反差。

我想，这些普通人在默默做好自己的工作，无论有多难，都在咬牙努力，为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打拼，也为别人，一如医生护士在辛苦照顾病人，而每月只拿到微薄的薪水，如果不是对工作和病人负责的责任心，他们恐怕很难坚持下去。那些奶牛场和鱼罐头工厂的工人也是如此，虽然生活很艰难，但都咬牙在坚持。我觉得他们才是伊朗的韧性和底气。

伊朗人没有喊，不代表他们没有感觉

从中央省回来后，我和伊朗干妈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

我跟她讲起这次去中央省的采访，说当地很多人精神状态不错。问到战争，他们说已经有了准备；问到制裁，他们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问如果再打起来怎么办，他们说继续生产、继续生活。

她听完沉默了一会儿。

“我很高兴大家还能保持士气，”她说，“我真的很高兴大家精神这么好。但是亲爱的，现实我们改变不了，对不对？”

然后她开始跟我讲她理解的“韧性”。

她说，过去伊朗有开心果，有地毯，有皮革，有鞋，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可以出口。伊朗人把出口赚取外汇叫作“赚外汇（ارزآوری）”。东西卖出去，外汇赚回来，国家和企业都有收入，再拿这些钱进口自己缺少的东西。如今在她的感受里，这套循环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银行渠道被堵，转口贸易受到限制，钱庄和中间商害怕遭到制裁，过去可以绕过去的地方越来越少。药品、粮食、原料和零部件，每一样东西都比以前麻烦。

她一口气数了伊朗周围的几个国家：土耳其、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伊拉克、巴基斯坦，然后又说到阿富汗。

“你想想，”她说，“一个过去四面八方都可以进货、出货的国家，如果有一天越来越依靠东边那一条边境，那一条边境又能运多少东西？”

这些是她对今天伊朗经济处境的理解，其中一些宏观判断未必准确，但她接下来讲的事情不需要任何统计数字。

那天她去买了一支润肤膏。

是伊朗国产的，也不是什么高级化妆品。每年天气转凉以后，她的膝盖、手肘和脚容易干，所以秋冬一直用这种东西。她记得以前一支大约四五万土曼。这一次走进药店，拿了同样的东西，结账时才发现已经要70万土曼。

“70万啊。”

她说自己当时站在那里愣了一下。

“这还根本不是什么特殊的药。你想想真正生病的人怎么办？那些每天必须吃特殊药的人怎么办？”

她最近还在找疫苗。托了大约二十个地方，最后才找到两支。不是通过什么特别的渠道，只是一个朋友的儿子给自己的父母和舅舅找疫苗时，还记得她们，顺手帮她们留了两支。

她说，现在再讲“韧性”，有时候自己都不知道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了。

“我们不能自己骗自己。”

她说完以后，给我打了一个比方。

一间房子的屋顶要塌下来以前，总会有迹象。最开始是石膏出现一道裂缝，后来裂缝越来越多，再后来开始有小块的墙皮往下掉。这个时候人坐在屋子里，抬头看看，还会觉得没什么，屋顶毕竟还在那里。掉一块，扫掉；再掉一块，再扫掉。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所有的裂缝了，”她说，“也看见屋顶上的东西正在一块一块往下掉。”

真正危险的是，人会慢慢习惯这些裂缝。

今天东西涨一点，明天汇率再跌一点；这家药店没有药，就托朋友去另一家问；这个银行渠道不能用了，就换一个渠道；进口零件买不到，就找国产替代；无线网络不好，就从客厅拉一根网线到厨房。每一次似乎都有办法，每一次生活也确实继续下去了。于是屋顶仍然像是完整的。

“可是钢梁和柱子掉下来的时候，是一下子掉下来的。”她说，“不会再慢慢告诉你。”

一边经济在运转、工厂也在继续生产；另一边每天的物价都在上涨，人们在咬牙坚持生活下去，这也是真实的伊朗。

伊朗妈妈说，外面的人有时候会奇怪，伊朗经济已经这么困难，为什么伊朗社会看上去仍然可以承受？街上没有每天都挤满抗议的人，餐厅里还有很多人在吃饭，婚礼还在办，去北方里海的高速公路到了周末依然堵车严重。

她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少被经济学数字计算进去的东西。

“伊朗人很爱面子。”她说。

她说的并不是虚荣，而是“عزت نفس”——自尊。

她举了一个很小的例子。在很多伊朗家庭，一个孩子去亲戚家，姑姑问：“你吃饭了吗？” 即使这个孩子肚子很饿，可他从小受到的教育也可能告诉他：不要说饿。

“如果饿了，也别说。”

她说，这是她小时候就知道的规矩。不要轻易向别人显示自己的窘迫，不要让自己显得可怜。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尽量保留自己的位置、自己的体面。

“如果今天你们看到伊朗人这么能忍，”她说，“有一部分就是这种伊朗式的教育。跟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有关，也跟这个民族很看重自己的尊严有关。”

她说，如果一个伊朗人穷了，很多时候第一件事不是告诉别人自己穷了，而是尽量不让别人看出来。

所以，“没有声音，不等于一切都好。”

她又拿法国和中国的孩子作比较。她认识我的孩子很多年，知道他们在法国教育体系里读书，也知道中国和伊朗的孩子为了考试要承受什么。她说，法国孩子的学习压力在她看来已经轻得多，可法国人觉得生活出了问题，还是会走上街头喊，会表达不满。

“伊朗人没喊，不代表他没有感觉。”

她这一说，我突然想起十年前的一件事。

那时候我去一位伊朗朋友家吃饭。朋友邻居家的一个小男孩也在那里玩，名字叫帕沙，只有五六岁，很可爱。到了中午，朋友摆了一桌很丰盛的饭菜，叫帕沙留下来一起吃。帕沙不肯。他说：“我们家也有。”然后就回家了。

小男孩走了以后，朋友看着门口，叹了一口气说，“他们家怎么会有。”她告诉我，帕沙的爸爸四个月前失业了，家里现在连他上幼儿园的钱都交不起，更不要说经常买肉。一个月能不能买一次鸡肉都很难说。我当时听得有点发愣。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已经知道不让别人看出自己家里的窘迫。肚子可能是饿的，面对一桌饭，他还是说：“我们家也有。” 那以后很多年，我偶尔还会想起那个小男孩。不知道帕沙现在多大了，也不知道他们一家后来过得怎么样。

我也想起另一个孩子。

有一次我坐车，在路边遇到一个卖袜子的小男孩。他走过来向我兜售。我其实并不需要袜子，看他年纪小，就想直接给他一点零钱。他没有收。他说：“我不是乞讨的人。” 那句话我一直记得。后来我收下了他的袜子，又多给了他一些钱。那一刻让我难受的，不是他在街上卖袜子，而是一个那么小的孩子，已经很清楚自己和“乞讨”之间的界线。他可以卖东西，可以辛苦，可以穷，但他不愿意被当成一个接受施舍的人。

这些事情过去很多年，我其实没有特别把它们和什么“大词”联系在一起。直到这一次，伊朗妈妈在电话里说起“自尊”，我才突然把它们重新想起来。她说，如果一个伊朗人穷了，很多时候第一件事不是告诉别人自己穷了，而是尽量不让别人看出来。

所以，“没有声音，不等于一切都好。” 伊朗人没有喊，不代表他没有感觉。

扎里夫的讲话

美伊战争到现在，陷入僵局。双方都在发出军事威胁，但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

这时伊朗前总统哈塔米、鲁哈尼和前外长扎里夫纷纷出来讲话，在国家存亡危急的时刻，国家利益应该在意识形态之上，而不是意识形态主宰国家利益。但他们这些话也遭到一些强硬派人士的批评，说他们是美国的代言人。

我注意到，扎里夫反复谈到一个问题：一个国家当然需要有抵抗压力的能力，需要能够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尊严，但外交的意义，恰恰是尽量减少国家为了安全和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国家利益并不只是能够承受多少压力，也包括给普通人创造怎样的生活和发展的可能。

这几天在中央省，我看到的恰恰是这种很复杂的两面。

一个国家在如此长期的制裁、金融限制、战争和运输困难之下，工厂仍然能够生产，企业仍然能够出口，九千万人仍然每天上班、上学、做生意，这当然说明这个社会有很强的承受力。可是换一个角度想，那些企业为了寻找替代零件、替代付款方式、替代运输路线所花掉的时间和金钱，那些原本可以投入技术升级和扩大生产的资源，那些普通家庭为了应付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耗费的精力，也同样是真实存在的。我在想，如果没有这些限制，他们原本可以走到哪里？

在中央省的工厂里，很多负责人跟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没有停下来。” 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很有力量。听得多了，却又觉得里面有一点让人难过的东西。一家企业最希望告诉别人的，本来应该是我们又做出了什么新产品，我们准备进入什么新市场，我们明年要发展到哪里。可是在战争和制裁之下，“我们没有停下来”，本身已经成了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那天从中央省回德黑兰，已经很晚了。大巴中途停在一个休息站，我下车想买一杯热茶，到了柜台才发现身上既没有现金，也没有带银行卡。店里不能接受转账，我正准备算了，旁边一个带着妻子和孩子的伊朗男人听见我们的对话，没有问什么，直接替我买了一杯。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只是冲他感激的说谢谢。他对我笑笑就离开了。

一路上，我捧着那杯茶坐在车里，看着窗外一路闪过的灯光、来往车辆、工厂、商店。

我又想起那个在荒漠里养了二十年草坪的人，想起牛场里提醒我们小声一点、不要惊动奶牛的技术员，想起50摄氏度玻璃车间里的工人，想起那些一天处理16条鱼的女工，想起霍梅因废墟旁正在重新砌起来的墙，也想起很多年前那个明明家里已经买不起鸡肉，却对别人说“我们家也有饭”的五六岁男孩帕沙。

他们都很能扛。

只是有时候我也会想，如果不用一直这么扛，他们原本可以过怎样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