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午
编辑|面包飞满天
袁钧瑛回国被骂“骗养老”,胡锡进开炮反驳。
项立刚算两笔账:年龄账——62岁不能科研?她全职带团队推进新药临床;道义账——公派未归旧事。用旧选择否定现实贡献,逻辑跳步。胡抓住“以己度人”和资源通道两条硬伤。项的话站不住,却精准寄生青年科研焦虑——靶子错了,焦虑是真的。
一句“血是中国血”,把一位归国科学家推上了舆论风口
2026年11月上旬,一则采访类视频开始在各大网络渠道流传。谈及自身身份相关问题时,袁钧瑛明确表示自己至今仍是上海人,血管里流淌着中国人的血液。原本只是一句抒发对故乡眷恋之情的表述,没料到竟意外引发了不小的讨论风波。
1958年,袁钧瑛在上海出生。1977年高考恢复之际,此前有工厂工作经历的她,凭借自学成功考上复旦大学。1982年,她参与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前往哈佛大学就读,1989年取得神经生物学博士学位。在那之后,她多年任职于哈佛医学院,2000年获评教授职称,2017年成功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2020年9月,她正式终止了自己在哈佛大学的所有任职关系。同一年的10月,她以全职身份回到国内,出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主任一职。2023年,她再度入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名单。有必要明确说明:她持有美国国籍,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是她的正式身份。
直接推动争议升级的,是11月6日通信领域评论员项立刚发布的题为《可以骗我们一次,别老骗我们》的文章。
项立刚质疑她早年留学结束后未归国,认为其青年时期为美国科研领域效力,等到年岁较大才返回国内享受相关待遇。他还怀疑她回国是为了养老、获得收入和职位,并称她占用了年轻人的科研经费和发展机会。针对袁钧瑛提到的自身中国血统相关表述,他甚至说出了“血是有毒的”这类带有侮辱性质的言论。
两天后,胡锡进公开发文反驳。他认为,袁钧瑛当年留在美国的选择可以讨论,但不能因此断定她2020年回国就是为了捞好处,更不能把一个人的科研价值简单归结为年龄。
本次争议实际涉及三个相互独立的议题:当初为何留在美国,如今又因何选择归国,以及回国之后究竟做出了哪些贡献。
单说早年的CUSBEA项目,相关人员是否负有明确的回国履约义务,一切都要以留存的原始协议为准。胡锡进在其刊发的文章中提到,该项目不存在要求参与者学成必须归国的书面契约,不过社会层面普遍对相关人员回国抱有期待。我们切不可直接在这两类事物之间简单划上等号。
可以讨论历史选择,也可以审视人才引进政策,但不能把没有证实的个人动机直接当成事实。否则,讨论还没开始,就已经先给当事人定了罪。
62岁回国后,她究竟做出了什么?
如果只盯着年龄和国籍,很容易忽略袁钧瑛真正的专业价值。
她多年来的核心研究方向始终围绕细胞死亡机制展开。简单来说,人体细胞并不是无缘无故死亡,有些细胞会按照特定的生物程序结束生命。弄清楚这些过程,对理解癌症、炎症和神经退行性疾病都有重要意义。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袁钧瑛带领的研究团队在细胞凋亡相关研究领域获得了关键性突破。在这之后,她进一步推进了程序性细胞坏死相关研究方向的探索,证实RIPK1在该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早些时候,人们普遍将细胞坏死视作是一类被动发生的现象。她的相关研究结果证实,有部分细胞坏死的过程同样会受到分子机制的调控。这一发现改变了相关领域的传统认识,也为研究阿尔茨海默病、渐冻症等疾病提供了新的方向。当前,靶向RIPK1开发的相关抑制剂,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2026年9月10日,袁钧瑛、王晓东、邵峰与美国科学家维什瓦·迪克西特四人共同斩获2026年世界顶尖科学家奖生命科学或医学奖项。该奖项认可的是他们几人在程序性细胞死亡相关研究领域做出的开拓性成果。
再看她回到国内之后开展的相关工作,绝非只是简单空挂一个院士的头衔而已。
由她出任主任的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现已建成十余个共享技术平台,涵盖冷冻电镜、AI建模、光学成像、干细胞、高通量筛选等方向。这些设备与技术的服务范围不局限于单个实验室,也能为各类研究团队开展交叉领域研究提供充足支撑条件。
2026年10月31日,袁钧瑛在接受解放日报采访时介绍,该中心约三成的重要科研成果都来自不同团队的协同合作。近年来,团队在新型RIPK1抑制剂、帕金森病早期诊断示踪剂、新机制抗抑郁药物和人造血小板等方向持续开展研究。
她还谈到,自己最有价值的时刻,往往是与学生讨论实验结果,帮助他们解决研究中的困惑。
相较于头衔,这段表述反而更值得我们留意。
从业多年的资深科研人员,其价值未必能通过每日亲手完成的实验组数来体现。判断研究方向、搭建科研平台、吸引不同领域的人才、帮助年轻人少走弯路,同样是科研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获得大奖并不意味着所有科研项目都已经成功,也不能单凭一座奖杯证明人才引进政策没有问题。但至少,袁钧瑛这些年做过什么,有公开履历、研究成果和实际工作可以检验。倘若直接将她简单归类为回来养老的普通退休人员,明显和已公开的事实并不吻合。
年轻人的科研压力是真的,但不该让一个归国科学家背锅
项立刚提出的质疑能获得不少年轻人的认同,本身就存在对应的现实支撑。
近些年来,国内青年科研工作者身上背负的压力着实不小。申请项目要竞争,找教职要竞争,争取实验设备和研究空间也要竞争。不少年轻人在拿到博士学位离校之后,仍要走完一段很长的职业发展路径。
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C类)作为示例,该类基金专门为青年科研人员自主开展基础研究提供支持。根据当前施行的相关规则,男性申请者年龄通常需小于35岁,女性申请者年龄则不满40岁即可。2025年,这一项目累计获批资助的总量达2.4万余项,对应的资助资金总规模约为72亿元。
这些制度本身就足以表明,国家针对青年科研人员设置了专属的配套支持规划。但青年项目竞争激烈、科研岗位有限等问题,也确实需要进一步解决。
问题在于,袁钧瑛回国是否直接挤占了年轻人的经费和岗位?目前并没有公开的具体预算和分配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
青年基金的申请资质、评审标准都有清晰界定,资深人才引进、研究平台建设也各有对应的落地安排。不过这一情况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科研资源之间完全不存在重叠的情况。要判断是否存在资源挤压,应该拿出实际经费来源、岗位分配和项目预算,而不是仅凭一个人的年龄和身份作出推断。
在我的视角里,这场争论本质上是一次针对科研资源分配相关问题的提示。年轻人需要更多机会,老科学家也需要合理发挥经验优势。两者并不天然对立。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引进来的专家能不能培养出年轻团队,建设的平台能不能向更多科研人员开放,公共科研经费能不能得到合理使用。
要是某位资深科研工作者归国后仅空有名头,既无实际产出,也没开展人才培养工作,公众自然有提出质疑的合理依据。可要是她能引入全新研究方向、前沿技术以及国际合作机遇,还能协助国内青年搭建专属科研团队,这类人才引进就具备相应价值。
说到底,评价科研人才不能只看年龄,也不能只看国籍,更不能只看一段个人表态。历史选择可以讨论,科研成果可以检验,资源分配可以监督,但人身羞辱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年轻人真正需要的,不是把一位归国科学家赶走,而是更多公平的科研机会、更合理的经费分配,以及能够让他们安心做研究的环境。
一国的科研事业发展,既离不开年轻群体奋勇争先闯新路,也少不了经验丰富的从业者做好引路工作。真正应该避免的,从来不是谁占了谁的位置,而是让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科研人才陷入彼此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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