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弃
当地时间11月11日,美国《华尔街日报》披露,美国副总统万斯正在考虑与伊朗一名高级安全官员举行面对面会谈,以推动结束美伊战争。美国与中东地区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经向核心幕僚及外国对口官员表示,同意由万斯重启对伊谈判,并授予其相应权限。不过,双方会晤仍处于初步磋商阶段,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特朗普政府正在把结束战争的外交任务交给副总统,而万斯也开始将自己置于这场冲突的政治责任中心。
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人事分工调整。美国副总统直接与伊朗高级安全官员接触,在美伊长期对立的背景下具有特殊意义。过去,美国对伊朗事务的外交工作更多由特使和总统身边的非正式外交团队承担,威特科夫与库什纳也一直参与相关谈判。如今,万斯的角色明显上升,意味着白宫正在重新安排对伊外交的权力结构,也意味着特朗普希望为结束战争寻找一条更具政治分量的路径。
万斯愿意接手这项任务,首先与他对战争代价的判断有关。报道称,他曾公开将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惨败归咎于这场战争。这种表态相当罕见,因为美国副总统公开把执政党选举失利与总统发动的军事行动联系起来,实际上是在承认战争已经成为共和党政治负担。对于万斯而言,战争不仅是一项外交和军事问题,也直接关系到他未来的政治前途。
美国国内政治对战争的容忍度从来不是无限的。军事行动刚开始时,政府可以通过国家安全、威慑和维护盟友等理由争取支持,但随着冲突延长,公众关注的重点就会逐渐转向人员伤亡、财政支出、能源价格以及生活成本。战争目标是否清晰?军事行动究竟要持续多久?美国是否能够承受长期投入?这些问题一旦无法得到令人信服的回答,政府的政治压力就会不断增加。
万斯显然看到了这一点。他将共和党选举失利与伊朗战争联系起来,实际上是在提醒特朗普,军事行动的收益与政治成本已经出现失衡。即便美国在军事层面取得某些成果,也不代表这些成果能够转化为国内政治支持。对于选民而言,战争胜利的定义并不只是摧毁了多少目标,还包括美国是否因此变得更安全,是否避免陷入新的长期冲突。
特朗普同意万斯出面,背后同样有现实考量。特朗普并没有公开否定此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定。他表示理解万斯的看法,但即便重新选择,自己仍会作出同样决定。这种表态实际上是在维护自己的政治判断,同时又为后续外交转向留下空间。总统可以坚持当初发动战争是正确的,也可以认为现在已经到了通过谈判结束冲突的时候。两者在政治叙事上并不必然矛盾。
但特朗普对6月份谅解备忘录的态度,暴露出白宫内部对于谈判策略并没有完全形成共识。据报道,特朗普曾私下质疑这份备忘录是否构成代价沉重的失误,认为它让伊朗获得了喘息机会,并在美国实施海上封锁前继续获得石油收入。白宫官员则否认特朗普对备忘录心存悔意,强调各方一直秉持诚意开展工作。这种说法上的差异说明,白宫内部对于过去谈判究竟是战略缓冲,还是给了伊朗重新组织力量的机会,仍存在不同判断。
这也是万斯此次谈判面临的最大难题。美国希望伊朗作出实质性让步,却又不愿让谈判看起来像是在军事压力下被迫退让;伊朗则需要评估,美国提出的条件究竟是结束战争的真正方案,还是为下一轮军事行动争取时间。双方都缺乏充分信任,任何一方都担心自己先作出让步,最终换来的却是对手获得更大的战略优势。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万斯已经公开承担了战争与选举之间的政治联系。如果他与伊朗谈判取得突破,促成停火并推动局势降温,那么他不仅能够为特朗普政府提供外交成果,也可能进一步巩固自己在共和党内部的地位。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伊朗拒绝美国提出的主要条件,万斯就可能成为新一轮外交挫折的代表人物。此前他对战争的批评,届时也可能被反过来解读为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于伊朗而言,与美国副总统直接会面也有一定战略价值。万斯的身份意味着谈判不再只是特使层面的沟通,而是获得了白宫更高层级的授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会轻易接受美国的条件。伊朗需要考虑自身安全、制裁解除、石油出口以及地区影响力等一系列问题。即便双方愿意坐到谈判桌前,真正决定谈判成败的仍是具体条件,而不是会谈代表的级别。
更重要的是,美伊双方必须回答一个根本问题:这场战争究竟准备以什么方式结束?如果只是暂时停止军事行动,却没有处理海上封锁、制裁安排、安全保障以及后续军事部署等争议,那么停火很可能只是下一轮冲突的间歇。外交接触可以降低误判风险,却无法自动消除结构性矛盾。
万斯走到谈判前台,说明特朗普政府已经感受到战争带来的政治和战略压力。美国希望结束冲突,却又不愿承认此前决策存在错误;伊朗希望争取安全与发展空间,也不会轻易放弃自身核心利益。双方都需要一个能够向国内交代的结果,这恰恰增加了妥协的难度。
这场谈判最终能否成功,不能只看万斯是否踏上谈判桌,更要看特朗普是否愿意接受外交妥协所必然伴随的政治代价。战争可以由总统决定何时开始,却很难由一个人决定何时结束。当军事优势无法直接换来政治解决,真正考验领导人的,便不再是发动行动的决心,而是停止冲突的判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