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籍学生魏巍在日本被羁押整整16年,最终还是被执行了死刑。更让人意外的是,临刑前,他只留下了一个字,作为自己的“遗书”。
2019年12月26日,日本福冈拘留所。一名四十岁的中国籍男子被处以绞刑。行刑之前,看守问他还有没有话要说,或者有没有信要留给家人。他没有长篇大论,也没有写满一页纸的忏悔。他拿起笔,在白纸上写了一个字。
悔。
这个字落在纸上的时候,距离他参与那桩案子,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六年。
时间退回到2003年6月,福冈市的一户普通人家里,男主人松本真二郎做服装生意,家里有妻子和两个还在上小学的孩子。
一个深夜,三个中国留学生闯了进去。他们事先准备了哑铃、手铐、铁块和匕首,目标很明确:钱。可真正到手的现金少得可怜,不过几万日元。人却没能活着走出来。一家四口被杀害,遗体被铐上手铐、绑上重物,运到博多港,沉进了海里。
案子破得不算慢,另外两名同伙案发后很快潜逃回中国,在中国落网。一个叫杨宁,被判了死刑,2005年7月在辽宁被执行。另一个叫王亮,因为主动交代并供出同伙,被判了无期徒刑。留在日本的魏巍,2003年8月被日本警方逮捕,此后就开始了那条漫长到近乎凝固的司法轨道。
2005年5月,福冈地方法院一审判他死刑。他不服,上诉。2010年,高等法院维持原判。2011年10月20日,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上告,死刑正式确定。从这一天起,魏巍的名字被放进了一个特殊的名单里:死刑确定,等待执行。
日本的死刑执行程序有一套制度上的规定,判决确定之后,法务大臣签署执行命令,命令下达后五日内执行。纸面上看,流程不算复杂。可现实里,法务大臣签不签字,什么时候签,往往牵扯着远比法律条文更复杂的东西。
有的法务大臣不愿意在自己任内充当那个按下按钮的人,于是一批死刑犯就在拘留所里一年一年地等下去。魏巍等到了2019年。那年12月,法务大臣森雅子签署了执行令。12月26日上午,绞刑在福冈拘留所执行完毕。
十六年。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进去,出来的时候已经四十岁。这十六年里,他经历了逮捕、起诉、一审、上诉、终审、以及终审之后那段没有明确终点的等待。日本法务省后来披露的信息很有限,外界能确认的是,他曾经在某个阶段给国内的父母寄过一封信。那封信上,同样只有一个字:悔。
一个“悔”字,出现在两个不同的时间点上。第一次是在他被捕之后不久,写给父母的。第二次是在生命最后时刻,留给这个世界的。中间隔了十几年。如果只看字本身,好像什么都没有变。
可一个字写一次,和同一个字在十几年后再写一次,分量是不一样的。第一次写,可能还有“如果当初没有走那条路”的假设。第二次写,假设已经没有了。所有能走的程序都走完了,所有能等的时间都等完了,剩下的只有一个已经无法更改的结果。
回过头看这桩案子,有几个地方让人很难绕过去。作案动机说到底是钱,可抢到的数目小到几乎荒诞。三个年轻人准备了工具,踩了地点,把一整套犯罪的流程走了一遍,最后拿到的现金折算下来,连像样的报酬都算不上。
魏巍自己在后来的庭审里说过一些话,说当时日语不好,和周围人交流困难,有一个中国大哥一直照顾他,他跟着去作案,有一部分原因是想还这份人情。
这种说法在法律上构不成任何减免的理由,但它至少指向一个事实:一个人做出不可挽回的选择,有时候并不需要一个同样分量的理由。一个很小的缺口,加上一时的糊涂,再加上身边有人推了一把,就足以把一整条人生轨道掰到另一个方向上去。
魏巍是中国人,在日本犯罪,在日本受审,在日本被执行。他的两个同伙在中国受审,一个死了,一个在监狱里活着。同一桩案子,三个参与者,两条完全不同的司法路径,三种不同的结局。这种分岔本身并不罕见,跨国犯罪案件里经常出现。
十六年的羁押,在法律程序上可以一条一条地解释清楚。逮捕需要时间,审判需要时间,上诉需要时间,终审之后的等待也有它自己的运行逻辑。可十六年这个数字放到一个人的生命里,就没办法只用“程序”两个字轻轻带过。
一个人从青年等到中年,父母从壮年等到老去。那个“悔”字写出去的时候,收信的人还在等。等到第二个“悔”字被写下来的时候,写信的人和收信的人之间,已经隔了一整个无法回头的时间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