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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刑事法院这下子就更难受了。中美俄三国均未加入《罗马规约》,因此都不承认国际刑

国际刑事法院这下子就更难受了。中美俄三国均未加入《罗马规约》,因此都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本国具有管辖权,但三国的法律状态和具体立场并不相同。‌中国始终未签署,美国签署但未批准,俄罗斯曾签署后退出,三国一致拒绝接受ICC对本国的约束‌。

国际刑事法院有权签发逮捕令,却不具备自行派遣人员开展抓捕行动的能力。真正执行,得靠各国配合;一旦碰上大国博弈,法律文书和现实行动之间,往往隔着一道很难跨过去的门槛。

国际刑事法院简称ICC,依据1998年通过的《罗马规约》设立,2002年在海牙正式运作。该机构负责追诉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等严重罪行,初衷是在一国无力或不愿追责时,填补国际司法领域的空缺。

但该法院绝非可以凌驾于各主权国家之上的所谓“世界警察”。它能否审理某个案件,要看犯罪发生地、嫌疑人国籍等管辖条件;逮捕令发出后,也没有自己的警察力量,仍要依赖国家执行。法律上的权限与现实中的抓捕能力,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回事。

中美俄三国目前都不属于《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不过三个国家各自的相关历程并不一致。中国自始至终没有签署该规约;美国曾完成签署,后续公开表明无意成为缔约国;俄罗斯也签过字,却始终没走完批准流程,之后告知联合国无意加入。不加区分地将三者一概称作“都退出了”,这样的表述并不准确。

1998年罗马举办的外交大会上,中国投出反对票,后续便以观察员身份参与缔约国大会的相关活动。中方支持对各类严重国际罪行开展追责,此前也参与过前南斯拉夫、卢旺达等特设国际刑事法庭的相关事务。它拒绝加入,主要担心的是规约的管辖设计可能越过国家同意边界,也担心检察官的裁量权被政治因素影响。

美国所持的立场,恰似一柄能够随时灵活调整开合尺度的标尺。2000年克林顿政府签署相关规约,并未提交参议院完成批准流程,后续小布什政府撤回该签署,既限制美国和ICC合作,还立法授权总统采取行动,营救可能被该法院羁押的美国人。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这部法律被外界冠以“入侵海牙法案”的称呼。

奥巴马执政期间,美方恢复了部分有限度的相关合作,但始终没有认可该法院对美国公民的普遍管辖权。在ICC启动针对驻阿富汗美军涉嫌战争罪的相关调查之后,特朗普政府对该法院的有关人员采取了制裁举措。制裁不只是外交表态,也可能卡住实际运转:跨境付款受阻,工作人员出行和出庭遇到麻烦,听证安排甚至可能因此改期。

这一现象也直接暴露出国际司法领域本身存在的固有脆弱性。法院的调查、审理和日常工作,都需要跨国协作;当大国动用金融和外交影响力时,即使没有直接推翻一项裁决,也足以让它执行起来更费力。

反观俄罗斯,它的相关发展路径则走出了完全不同的走向。它于2000年完成规约签署,后续始终没有走完对应的批准程序。2016年,ICC将克里米亚局势判定为国际武装冲突并启动相关调查之后,俄罗斯宣布不再谋求成为缔约国。俄乌冲突爆发后,法院又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逮捕令,双方对立进一步公开化。俄罗斯不认可该法院对自身享有管辖权,同时指责相关行动存在政治层面的动机。

涉及法律层面的各类争议,很快就演化成了摆在眼前的实际考核题目。普京于2024年期间,对蒙古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蒙古国是《罗马规约》缔约国,面对已经发出的逮捕令,仍让这次访问照常进行。事后,ICC认定蒙古国没有履行合作义务,并将问题提交缔约国大会处理。

法院能够判定某一成员国没有履行配合义务,却无法代替该国承担对应的相关后果。乌兰巴托需要考量的内容,不止是条约层面的义务,还包括能源供给、同邻国的相处关系以及当下的实际安全压力。石油从哪里来,电力能否稳定,关系闹僵后谁来承担代价,这些都不是一纸逮捕令能替它回答的。

这股压力发展到最后,同样也会传导到那些正等候开庭审判的人员身上。逮捕令已经发出很长一段时间了,涉案的嫌疑人究竟何时才能够到庭?证人究竟何时才能完成全部陈述内容?对受害者而言,法院认定了什么固然重要,案件能不能继续往前走,同样重要。

ICC成立至今已有二十余年,早期受理的案件大多集中在非洲地区,长期以来始终承受着“选择性司法”的质疑。后来法院也把调查范围扩展到其他地区,但只要执行高度依赖各国合作,尤其依赖政治意愿,类似质疑就很难消失。大国不接受管辖、成员国又要独自承担执行成本,都会削弱法院的实际影响力。

缔约国大会因此不能只讨论谁违反了义务,也该把执行中的风险和支持机制谈清楚:下一次类似访问,谁来协调;执行遭遇压力,其他成员能提供什么帮助;案件卡住后,受害者能否知道进展。国际正义不该只停在逮捕令上,真正的考验,是能不能让它走到法庭。

信源:新华网 2026-11-03 15:30 中方:国际刑事法院应防止不当扩大管辖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