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曾称,“中国人生活在一种奇怪的悖论中,在国际上中国看似强大, 但在国内,人们对经济和个人前景暗淡的绝望感无处不在,人们感到自己成了一个痴迷于世界大国地位和击败美国的国家牺牲品,无从发声。”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10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分年龄看,16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7.2%,30至59岁劳动力只有3.9%,同一个月里两个年龄段相差四倍多。纽约时报曾说,中国人困在“国际上强大、国内绝望”的悖论里,觉得自己是国家追逐大国地位的牺牲品。
可是从这组数字看,中国并没有出现全民性的悲观,压力主要压在特定年龄段和特定行业身上。看清压力落在哪里,成因也就容易找到。过去靠地产和基建拉动增长,这条路的效益在下降,新动能接上来需要时间,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正好赶上新旧交替的空档。
这是增长方式切换造成的时间差,和国家在国际上的姿态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如果国家真的为了争夺大国地位而牺牲民生,财政支出应当从民生领域往外挪,实际情况恰好相反。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超过12.4万亿元,占比41.3%,是近年来的最高水平。
2025年,各级财政发放育儿补贴约1000亿元,惠及3000多万婴幼儿。同年秋季学期起,幼儿园大班儿童免除保育教育费,约1200万名孩子受益。“十五五”规划建议还提出,要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
国家把谁放在优先位置,要看财政的钱实际花在了哪里,用什么形容词去描述并不能说明问题。当然,预算增加了,家庭不一定马上就能感受到。补贴要一级一级落实到位;毕业生专业和岗位对不上的问题,要靠教育和产业结构慢慢调整;房价调整对家庭资产的影响,也要几年时间才能消化。
衡量政策有没有效果,应当看毕业生多久能找到合适的工作,老人看病自己要掏多少钱,而不是看中国在国际上排第几。我认为,那段报道的真实用意并不是同情中国百姓,而是在大国竞争中争夺对中国的解释权。它把国内的结构调整和中美竞争放在一起讲,读者就容易把转型阵痛看成体制危机,进而把中国的产业升级理解成以百姓为代价的扩张。
类似的说法在西方舆论里反复出现过,从唱衰中国制造业到鼓吹“中国崩溃论”,这些预言一再落空,但同样的论调换个说法又会重新流行。最有力的回应不是坚称一切都好,而是让转型带来的好处更快落到普通家庭身上,等这些好处一项项兑现,所谓的悖论自然站不住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