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 年,郑孝胥收了一字一千两白银的润笔,写下 “交通银行” 四个字,方折雄健,被业内奉为楷书典范。1932 年,他用同一支笔签下《日满议定书》,把东北主权拱手让给日本。字挂了一百年,人却跪了一辈子。一个写得一手好字的名士,怎么就成了汉奸?
1908 年,交通银行新招牌竖起来,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印在牌匾上,这字出自郑孝胥之手。
这年他 48 岁,福建闽侯人,清光绪八年中举,前后当过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是个读书和做官都不差的人物。
仅这四个字的润笔费就是四千两白银,那时已是清末,能有这份身价,郑孝胥在书法圈确实有本事。
他的字讲究骨力,在北方碑帖上下过大工夫,对同光体诗坛也有带头作用。
举人、遗老、书家这三重身份,民国以后,郑孝胥不再仕途,也靠卖字生活。
他索性在书桌玻璃板底下压一张字条:“亲友求书,概照润例”,一分不打折,各路来求字的人照样排队。
为《辞源》题字,两字要价五百两;给商务印书馆写五字,开价上万两的高价,但因落款争执没有成单。
名声和财富都因为一手好字得来,郑孝胥那时的风光不少。
可多年以后,到了 1932 年,他的人生彻底翻篇,这一年日本人扶持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把郑孝胥请出来当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
9 月 15 日,在长春,他和日本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一起坐在桌前,正式签下了《日满议定书》。
这份文件直接让日本人在东北的特权变成了合法,驻军权都被承认,把这片国土的主权拱手交了出去。日方书记官米泽当时见证,郑孝胥签字时脸部抽搐、半天没说出一句话。
这一幕,后来成了 “卖国文书” 的代名词,伪满成立后,他还领到了三十万元 “建国功劳金”,按今天标准,也是顶级权贵的待遇。
其实,如果把郑孝胥只当作 “怕死贪财” 的角色未免单纯。
早在 1918 年,他就在日记里写下过一句话:“余与民国乃敌国也。” 他根本不认可新政权,自认为是大清的遗老。
他提出过 “三共论”,把 “共管中国” 当救国方案,认为本地人管不好国家,最好是请外国人来做主。
他还大方发布自己的 “借款论”, 洋人借钱给自己,自己富了,外国人反倒穷了。
一个人都把治国指望寄托在外人身上,也就不难想象他后来为何赤膊上阵替日本人干事。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都说,郑孝胥主张用外人的技术、资金,连官员和御林军都觉得应该 “洋为中用”。
九一八之后,他甚至把列强调查团来中国看成天赐良机,盼着大国共管能给国家带来新生。
一直到 1933 年国联通过报告、日本撕下面具退出,他的幻想才算彻底破灭。
郑孝胥的信念和选择,从始至终都是主动的,他不是崩溃,不是屈服;他从心底瞧不上民国,也真信自己那套旧思维比现实中国高级。
同样是读书人,做出的选择却完全相反。
诗坛好友陈三立和郑孝胥 “划清界线”,1932 年伪满成立,他删去郑孝胥为自己诗集所作序言,痛骂其 “自图功利”。
后来日本人又来拉拢,陈三立愤然拒绝,卢沟桥事变后北京沦陷,他坚决不合作,闭门绝食五天而死,享年 85 岁。
两个身份、地位、才华接近的人,选择了完全不一样的路:一个屈辱苟活,自己贴个 “大清遗臣” 的标签,为伪满歌功颂德;一个血性到底,宁死不低头。
郑孝胥后来在伪满也失了势,1935 年去权,1938 年在长春病逝。
纵观他的一生,日记写了 56 年,从 1882 年一直写到去世。
他书法确实开宗立派,连徐志摩、林语堂、曹聚仁都受他影响,但既然署自己的名字,历史留的账也没法抹去。
今天路过交通银行门口,那四个大字还是用着。
百年传承自有它的用意,可会写字和会做人,两码事。
高才未必有高骨,好字遮不住卖国之耻。
好看的招牌,不能自动转化成值得称颂的人品。
郑孝胥这一支笔,写出来过一幅幅体面也写下了百年耻辱。
信源
《三、东北沦陷与东北人民的英勇斗争》 —— 2015 年 5 月 26 日 来源:人民网・党史频道
《伪满时期在长春的日历上》 —— 2012 年 7 月 16 日 来源:长春市政协
《【义宁陈氏 文化世家】陈三立轶事(二)》 —— 2020 年 11 月 5 日 来源:修水县人民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