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事法院这下子就更难受了。中美俄三国都没有加入《罗马规约》,所以均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本国拥有管辖权,但三国的法律处境与具体态度并不一样。具体说,中国自始至终未签;美国签了却没批;俄罗斯先签后撤。三家路径不同,态度却一致:不接受ICC把管辖之手伸向本国。
1998年7月17日,《罗马规约》在意大利罗马通过,国际刑事法院由此有了法律基础。2002年7月1日,规约正式生效,国际刑事法院开始运行,总部设在荷兰海牙。
它主要处理四类严重国际犯罪: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国际刑事法院追究的是个人的刑事责任,而不是直接审判一个国家。换句话说,即使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身居高位,也不意味着天然拥有免于国际刑事追责的身份。
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谁来决定管辖范围?检察官能在多大程度上独立启动调查?国家主权与国际司法之间,又该划出怎样的边界?
中国对这几个问题一直有自己的考虑。
1998年罗马外交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积极参与了《罗马规约》的谈判,但在最终表决时投了反对票,没有签署规约。
中国当时关注的重点之一,就是检察官自行启动调查的权力。按照规约设计,检察官在掌握相关线索后,可以主动申请启动调查,虽然需要预审庭授权,但中国认为对这一权力的制约仍然不够充分。
此外,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安理会之间的权限关系,以及侵略罪的认定问题,也涉及国家主权和国际安全机制。
中国并不否认惩治严重国际犯罪的必要性,但更强调法院必须保持独立、公正,尊重国家司法主权,遵循补充性原则。
这也是中国始终没有签署《罗马规约》的重要背景。
美国的情况就有意思了。
美国最初同样对《罗马规约》持反对态度,尤其担心美国军人在海外执行任务时,可能因为所在国加入了规约,就受到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
毕竟,美国在全球拥有大量军事基地和海外军事部署。如果美国士兵在其他国家执行军事任务,而当地又属于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那么相关行动就可能进入ICC的管辖范围。
这让美国相当警惕。
2000年12月31日,克林顿政府还是在任期最后一天签署了《罗马规约》,但克林顿同时明确表示,在美国关心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前,不会建议继任者将规约提交参议院批准。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02年。
5月6日,布什政府通过时任美国负责军控与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正式信函,明确表示美国不打算成为《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并声明美国不再承担此前签署行为所产生的相关法律义务。
美国这一步,相当于把此前签下的名字又收了回去。
所以,美国虽然曾经签署,但从未完成批准程序,也没有成为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
俄罗斯走的又是另一条路。
2000年9月13日,俄罗斯签署了《罗马规约》,但始终没有完成批准程序。
到了2016年11月30日,俄罗斯正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表示不打算成为《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并要求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18条处理这一通知。
至此,俄罗斯也明确结束了加入规约的进程。
如果把三国的经历摆在一起,就能看出差别:中国从谈判阶段就没有接受最终文本,美国签署后明确表示不再加入,俄罗斯则是在签署多年后通知不再成为缔约国。
三条不同的路,最终走到了同一个结果。
不过,这里面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没有加入《罗马规约》,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公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受到国际刑事法院管辖。
规约第12条规定,假如相关犯罪发生在缔约国领土上,即使嫌疑人来自没有加入规约的国家,国际刑事法院仍可能依据属地管辖原则行使管辖权。
另外,如果联合国安理会依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将相关局势移送国际刑事法院,即使涉及的国家没有加入规约,也可能进入法院的管辖范围。
这意味着,国家没有签字是一回事,法院在特定条件下能否对相关个人行使管辖权,则是另一回事。
真正让国际刑事法院头疼的,还不只是中美俄没有加入。
它本身就缺少一支能够独立执行逮捕任务的警察力量。调查需要各国提供证据,逮捕嫌疑人需要各国配合,后续移交和执行判决,同样离不开国家合作。
法院可以签发逮捕令,却不能像一个国家的警察机关那样,直接派人到另一个国家抓人。
而中美俄恰恰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涉及安理会移送的案件,任何一国的反对都可能让相关决议无法通过。
说到底,国际刑事法院要想真正树立权威,靠的不能只是逮捕令,更要靠让不同国家都信服的规则和执行标准。否则,法律条文写得再漂亮,到了真正需要执行的时候,依然可能陷入有判决、难执行的尴尬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