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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老汉去世后,4个子女为其办丧事。因没人抬棺材,就花3000元雇了平均年过6

重庆,老汉去世后,4个子女为其办丧事。因没人抬棺材,就花3000元雇了平均年过60的老人抬棺队。因为,当天下过雨,路面湿滑,其中,67岁男子抬棺时不慎滑倒,被棺木杠砸伤脚部,造成10级伤残。事后,老人将老汉的4个子女告上法庭,索赔8.3万元。4个子女怒了:我们是花钱雇人抬棺,你自己滑倒的,凭啥讹人?法院这样判了!

2023年10月4日清晨,重庆合川一处村道边,一场白事正赶着出殡。范家老人去世,四个子女把抬棺下葬的活儿包给当地一个长期搭伙的抬棺队,总价3000元,由领头的老高负责凑人、安排工具。

这支队伍平时按份分钱,出工具的人算一份,抬棺的八个人各一份,每人到手刚好300元。出殡前一天,原本要来的老高弟弟在搬棺板时伤了脚,临时叫来67岁的李某顶班。谁也没想到,这个临时顶上去的人,后来把范家四个子女告上了法庭。

当天凌晨五点多,天色还暗,刚下过雨,路面很滑。墓地离车还有一段距离,车开不进去,大家就在货车尾部搭了块跳板,准备把棺材从车上抬下来。

棺材少说三百公斤,八个人合力往下走,稍有闪失就容易出事。李某抬棺下跳板时脚下一滑,落下来的抬棺杠砸中右脚,当场疼得站不起来。范家亲戚临时顶上,才把下葬继续完成。

李某起初只在诊所简单处理,后来脚伤越来越重,2023年10月24日住院,诊断为右侧腓骨骨折累及踝关节、踝关节脱位。2024年4月,司法鉴定评定为十级伤残。

2025年4月,他又住院取出内固定。一场300元的辛苦活,换来的是反复治疗和长期影响。他把范家四个子女起诉到法院,要求对方承担七成责任,赔偿8.3万元。

范家子女当然觉得委屈。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把整件事包出去,人员怎么安排、怎么抬、走哪条路,都是抬棺队自己决定,家属并没有指挥。人又是雨天自己滑倒,凭什么让丧家赔这么多?

可法院没有按“谁请的人谁全赔”来判,而是先把双方关系捋清楚:这不是亲戚邻居无偿帮忙,也不是家属直接雇某个人,而是把抬棺下葬这件事整体包给一个合作团体,属于承揽合同关系。

承揽关系的意思是,丧家要的是“把棺材安全抬到墓地”的结果,具体怎么干、谁上杠、谁指挥,由抬棺队内部安排。按一般规则,承揽人干活受伤,定作人并不当然担责。

可法院同时指出,抬棺不是普通轻活,棺材重、雨天作业、凌晨走跳板,风险很高。范家把这种高风险作业交给一支平均年龄超过60岁、缺少安全防护的队伍,又拿不出证据证明事先审查过对方的安全作业能力,因此存在选任过失。

于是,法院最终把责任分成三块。范家四名子女承担30%;其他共同抬棺人承担40%;李某自己承担30%。

法院核定李某全部损失为95465.05元,按30%计算为28639.52元,再酌情支持1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最后判范家四名子女赔偿合计29639.52元。李某起诉时要8.3万元,最终拿到不到3万元。

这个判决最让人意外的地方,不是丧家赔了钱,而是其他抬棺人也要担责。法院认为,这支队伍长期搭伙、按份分钱,成员之间对作业安全负有相互提醒、监督和协作的义务。

雨天、凌晨、跳板、重棺,这些危险并不隐蔽,大家却仍按老办法干,属于对安全作业共同疏于管理。但李某没有追加其他同伴为被告,法院尊重他的选择,所以那40%并没有在本案里实际追偿。

这件事之所以引发争议,是因为它同时戳中了农村白事的现实困境。过去办丧事,靠亲戚邻里搭把手,讲的是情分。

如今青壮年大量外出,能凑齐八个有力气的人并不容易,花钱请队伍成了更常见的选择。可问题在于,很多乡村抬棺队仍是口头约定、临时凑人,既没有保险,也缺少防护。300元对老人来说不算少,可对应的是数百公斤重物和湿滑山路,收益和风险并不匹配。

丧家的责任也不能简单理解成“倒霉”。法院判30%,并不是说办白事就该为所有意外买单,而是提醒家属:越是高风险的活,选人越要过脑子。

不能只看价格合适、熟人介绍,就忽略对方有没有能力安全完成。抬棺队也不是“拿了钱就该自己扛一切”。长期合作、共同分钱,就意味着彼此之间不能只盯着工钱,还要对同伴的安全多留一份心。

李某自己承担30%,同样不是苛责。他常年参与抬棺,清楚重物和湿滑路面的危险,理应更谨慎。经验有时反而会成为大意,觉得“以前都没事”,可风险不会因人熟而消失。

这起判决没有偏袒任何一方,而是把过错拆开来看:谁该看见风险,谁该提醒同伴,谁该选择更稳妥的队伍,谁又该对自己负责,都算进账里。

它留下的问题并不轻松。乡村白事还需要人抬棺,年轻人又难以回流,这类重体力活短期内不会消失。靠熟人关系维持的旧方式,已经很难兜住现代风险。

以后类似事情,或许更需要提前说清分工、确认人员身体状况、准备基本防护,哪怕多花一点成本,也比事后对簿公堂强。判决能分清这一次的责任,却提醒所有人:别让老人的300元,变成一场没人愿意看见的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