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倒霉!”重庆,一老人去世,67岁老汉去抬棺,参与抬棺的有8人,每人300块酬劳,岂料,途中老汉不慎滑倒,被棺材砸伤右脚,造成右脚骨折住院18天,事后,老汉将逝者家属告上法院,要求赔偿8.3万,而法院这样判!
2023 年 9 月 28 日,范某因病去世,四个子女在家操办丧事,出殡定在 10 月 4 日。范家知道高甲、高乙这些人长期在当地干抬棺下葬的活,就跟高甲商量好,这次抬棺下葬的服务费一共 3000 元,墓地在合川区某村附近。
高甲这边不是单干,他跟 67 岁的李某也就是受伤的老汉,还有另外几个人组成一个固定的小团体,长期一起接抬棺下葬的活。团体内部分钱有个约定,一般按 9 份平分,出工具的人算 1 份,参与抬棺下葬的 8 个人每人算 1 份;如果路途远需要用车,再加 1 份,按 10 份平分。
出殡前一天,高乙等两个人先把棺材板抬到范家组装,结果高乙自己不小心把脚弄伤了,第二天没法再抬,就临时通知李某第二天过来接替。就这样,李某进了这支抬棺队伍。
出殡当天早上五点多,天还没亮。墓地附近车子开不进去,车子只能停在路边,由高甲和李某等 8 个人把棺材抬到墓地安葬。为了把棺材从货车上抬下来,车尾搭了一块跳板。当时下着雨,路面湿滑,李某抬着棺材往下走跳板的时候,脚下一滑摔倒了,落下来的抬棺杠正好砸在他脚上。范家亲戚临时顶上去,替他把棺材抬到墓地,丧事这才办完。
事后结算,这次 3000 元服务费,高甲和李某等 8 个人每人分得 300 元,高乙虽然没抬成,但出了抬棺杠、绳子这些工具,也分了 300 元,另外还付了 300 元车辆运输费。也就是说,李某这一趟拿到手的报酬就是 300 块钱。
李某受伤之后,先在诊所简单处理了一下,2023 年 10 月 24 日到医院住院,诊断结果是右侧腓骨骨折累及踝关节、踝关节脱位等,之后转院继续住院治疗了 15 天。2024 年 4 月 12 日,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李某的伤残等级评定为十级。2025 年 4 月 23 日,他又住院 6 天,做右外踝骨折内固定取出手术。前后折腾下来,脚落下了毛病,干活也受影响。
伤好之后,李某把范某的四个子女起诉到法院,主张由家属一方承担 70% 的责任,索赔各项损失 8.3 万元。他的想法很直接,人是在给范家抬棺的时候受的伤,家属总得拿出钱来赔。
判决书里写明,棺材一般在 300 公斤左右,人力抬棺下葬一般需要 8 个人或者 16 个人一起完成。现在农村大量年轻劳动力外出打工,靠亲戚邻居帮忙出力办白事已经不是首选,更多丧家愿意直接付钱,请人或者请专门的团体来抬棺下葬。
法院认为,人力抬棺下葬看着是体力活,实际上是一项需要整体配合的技术活,有一定专业性。这个抬棺团体跟范家四个子女之间,成立的是承揽合同关系。
接下来法院把责任分成了三块,一块一块算。
第一块是逝者家属,也就是范某四个子女,法院酌定他们承担 30% 的赔偿责任。理由是,这四个人把抬棺这项有风险的活,发包给了一支平均年龄在 60 岁以上、缺乏必要安全保障设备和措施的自然人团体,而且家属拿不出证据证明,自己在找人的时候对这个团体的安全作业能力做过基本审查。
法院认为这属于选任上的过失,这个过失跟最后受伤的结果之间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所以家属要为自己的选人不当担一部分责任。
第二块是其他一起抬棺的人,法院酌定他们承担 40% 的赔偿责任。法院认为,这些人都是具体抬棺材的人,明知道棺材沉重,尤其是长期一起干这行的团体成员,彼此之间负有相互提醒、监督、协作保障的附随义务。
对于团体内部一直存在的、或者这次干活明显采用的危险作业方式,不管事发时人在不在场,都拿不出证据证明自己主动采取过有效措施,比如提议改善干活的方法来预防风险,属于对安全作业共同疏于管理,所以其他共同抬棺人要担这 40%。
第三块是李某自己,法院酌定他自行承担 30% 的责任。李某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长期跟人合作干抬棺下葬的活,有一定工作经验,也熟悉抬棺下葬的门道。棺材是几百公斤的重物,这里面的人身危险性他应当是清楚的。
他不光要注意自己怎么操作,还要注意跟大家配合,但他个人没有尽到对自身安全的高度注意义务,对损害发生也有过错。按照过失相抵的原则,这 30% 由他自己承担。
赔偿金额这边,法院经过认定,李某的各项损失合计是 95465.05 元。这里要说明一点,李某在起诉的时候,自愿放弃追加其他共同承揽人作为本案共同被告来承担责任,法院对他这个选择予以尊重。
所以在本案里,只算家属这一方的责任。按 30% 的比例算下来,范某四个子女应当赔偿 28639.52 元。另外法院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 1000 元。最终判决,范某四个子女赔偿李某各项损失合计 29639.52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