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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一名高中男生暑期到上海跑外卖。他苦干一个月,跑了338单,每天只吃一顿饭,才

上海一名高中男生暑期到上海跑外卖。他苦干一个月,跑了338单,每天只吃一顿饭,才挣1737.5元。可结算工资时,站点坚称他单量未达标、违反规定,又扣除住宿和水电费用。结果他分文未得,反而倒欠站点114元。

这名年轻人在结束高中阶段学习之后,萌生外出务工积攒社会经验的想法,独自动身来到上海寻找配送相关岗位,他此前没有接触过外卖行业,对于整套跑单规则、扣款细则都缺少足够认知,入职环节的协议签署流程没有让他充分读懂条文内容,后续才发现这份协议写明双方属于合作关系,相关劳动类法规不能直接套用在这份协议之上。

整个服务周期从六月中旬延续到七月中旬,在这三十天的服务周期里面,他需要依照站点下发的排班安排上线接单,奔波在城市道路当中完成取餐送餐,高温环境下持续的户外作业消耗大量体力,为压缩日常开支,他主动缩减饮食频次,长时间的体力付出搭配得不到充足补给的身体状态,让他的身体承受不小负担,他心里还抱着简单的期待,只要完成手上的订单,等到结算日就可以拿到属于自己的劳动所得。

订单统计的最终数字定格在三百三十八单,按照事先核算的计酬标准核算,对应的劳动报酬总额为一千七百三十七点五元,等到结算清单交到眼前的时候,清单上罗列的各类代扣项目与违规扣款累加之后的总额,已经超过这份应得报酬,两相抵扣之后出现负值,一百一十四元的欠款数字让他一时难以接受,他随即把结算当中遇到的问题告诉家中长辈,亲属在了解整件事情之后,开始着手收集跑单记录、结算单据还有沟通记录,尝试和涉事企业沟通核对账目,希望厘清每一笔扣款对应的事由,拿回属于年轻人的劳动所得。

沟通过程当中,涉事企业坚持以已经签署的服务协议作为核心依据,重申双方不属于劳动用工关系,相关争议不能走劳动纠纷处理通道,亲属转向多个政务渠道提交诉求,不同渠道给出的答复让维权的推进变得阻滞,相关渠道在核查对接主体之后,告知诉求不在自身直接管辖范围,来回的反馈消耗大量时间与精力,维权的进程暂时卡在责任划分这一关。

随着这件事情进入媒体调查视野,更多结算明细里面的条目被梳理出来,排班达成情况对应的扣款是占比最高的项目,统计规则当中的有效出勤认定,需要骑手同时满足上线时长还有最低单量两项要求,只要两项指标没有全部达标,当日就不算作有效出勤,未达成排班目标的次数累计之后折算成对应的扣款金额,除此之外提前点送达、相关抽检没有通过也各自生成一笔扣款,住宿、水电还有跑单所需装备相关支出,同样被纳入代扣的款项当中。

家属提出质疑的重点集中在入职告知环节,站点工作人员没有完整清晰地讲解有效出勤、最低单量还有整套扣款触发条件,只在后续跑单过程里面做过简单提醒,年轻人没办法提前预判自己最终会差多少指标,也就无法及时调整跑单节奏规避大额扣款。

参与解读的法律专业人士点明,协议的名称和文字表述不能够直接定义双方之间的关系,判断核心要回看整个合作周期里面的实际用工状态,如果站点对骑手的排班、接单行为、服务标准形成较强的管控,骑手要服从相关管理安排完成属于站点业务板块的配送工作,就算签署的是服务协议,依旧有被认定构成事实劳动关系的可能性,这套判断逻辑已经在过往同类争议案件当中得到采用。

新业态灵活用工模式发展至今,大量岗位会采用第三方分包转接业务的形式,一层一层的业务流转,会让普通务工者很难快速分清谁才是实际的管理主体还有报酬结算主体,一旦发生报酬争议,多方互相推诿核实责任的情况就容易出现,缺少维权经验的务工者很难独自理清多层主体之间的权责划分。

这件事情暴露出的矛盾,一边是企业想要依托灵活用工协议降低自身用工成本与相关责任,一边是初次入行的年轻人缺少辨识合同风险的能力,在信息不对等的前提下签下文件,等到结算阶段才知晓条款会给自己带来经济损失,这类矛盾如果缺少配套的核查机制去约束,后续还会有其他求职人员陷入相似的困境,监管层面需要完善新业态用工的核查路径,建立起更顺畅的争议受理渠道,缩小企业通过协议规避法定责任的操作空间,求职的群体也需要在签署各类文件之前,花时间逐条弄懂权责、计酬、扣款相关全部内容,留存招聘沟通记录、排班通知、订单记录还有各类单据,一旦后续出现报酬纠纷,这些材料会成为维权时重要的凭证。

这件事情后续的协商走向还需要各方拿出详实的记录逐项核对每一笔款项的合理性,劳动所得的核算应当匹配劳动者实际付出的劳动量,不能依靠格式条款随意抵扣,市场当中灵活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岗位的权责边界更需要被清晰划定,保障每一份劳动付出都能够得到公允的回报。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