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部的加里・沃斯基(Gary Werskey,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研究者,任职于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部)专门研究过20世纪30年代英国批评建制科学的左翼学者。沃斯基把这批左翼科学家称为「有形学院(Visible College)」:这一称呼一方面是为了呼应17世纪伦敦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成立之前的「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强调这两代人都共同信奉「具有实用倾向的知识」。
当年的英国科学左翼汇聚了约瑟夫・李约瑟(Joseph Needham)、约翰・伯顿・桑德森・霍尔丹(J. B. S. Haldane;英国遗传学家、进化生物学家,英国左翼科学运动的代表人物)、约翰・戴斯蒙德・贝尔纳(J. D. Bernal;英国物理学家、晶体学家,科学社会学奠基人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家)、兰斯洛特・霍格本(Lancelot Hogben;英国实验动物学家、医学统计学家与科普作家)以及康拉德・哈尔・沃丁顿(C. H. Waddington;英国发育生物学家、遗传学家,表观遗传学奠基人)等人,他们无一不是各自专业领域里声名显赫的学者。 这批走出牛津与剑桥的异议分子出身中产阶级,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浩劫,加上他们对20世纪英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深切体认,极大塑造了他们的思想立场。面对一个深陷经济崩溃泥潭、正一步步滑向战争深渊的动荡世界,他们苦苦思索:科学理性与专业知识究竟应当摆在什么位置?马克思主义立场促使他们全身心投入公众科学教育,并坚决否定纯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的传统界限。他们一致认为,无论科学家个人怀有什么样的研究动机,一切科学知识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关切、特别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科学家提问的方式、吸引他们思考的具体课题、获得经费资助的渠道,乃至任何一套科学理论最终产生的社会后果,都无一例外地证明科学早已深深嵌入文化肌理之中,根本无法剥离。沃斯基之所以将这小群激进派称为「有形学院」,正是为了凸显他们的核心关切,那就是让普通大众认识科学,让科学在民众眼前变得「有形可见」。只要看一眼他们在二战前出版的那些著作标题,就能明白这份良苦用心:贝尔纳的名著『科学的社会功能』(『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霍格本的『百万人的数学』(『Mathematics for the Million』)与『公民的科学』(『Science for the Citizen』),以及沃丁顿在『每日工人报』(『Daily Worker』)上发表的文章,都还只是他们著述中的冰山一角。
1931年伦敦召开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时,苏联代表在会上描绘了一幅令英国同行赞叹不已的图景:研究与开发紧密结合,五年计划赋予科学研究崇高的地位,纯科学与应用科学的虚幻割裂被彻底摒弃,理论与实践实现了统一。尼古拉・瓦维洛夫(Nikolai Vavilov;苏联植物学家、遗传学家,现代栽培植物起源理论奠基人)向英国学者展示了他从世界各地搜集而来的大量种苗材料,以此奠定苏联农业大飞跃的根基,这同样令英国同行大为折服。只是,这一切背后所隐藏的悲剧性讽刺,要过上好些年才会暴露出来。沃丁顿的『科学态度』(『The Scientific Attitude』)与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是当时阐述最明确、影响也最深远的两部代表作,双双指明了科学理性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光明前景;或者更宽泛地讲,就沃丁顿而言,科学理性将在一个治理得当的自由主义国家里大显身手,因为这样的国家致力于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这种幸福自然也是用量化手段测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