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力资讯网

有一位学者曾质问说:为什么那群写伤痕文学的人,不写工人下岗,不写农民工的城市生活

有一位学者曾质问说:为什么那群写伤痕文学的人,不写工人下岗,不写农民工的城市生活。答案说穿了并不复杂,写是因为需要,不写也是因为需要。写,是自家阶层利益受了损;不写,是别家阶层利益受了损。

伤痕文学是 1977 年之后出现的第一股小说创作潮流。1977 年 11 月,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在《人民文学》发表,被视为这一思潮的发轫之作;1978 年 8 月 11 日,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在《文汇报》刊出,这一类作品也由此得名。

此后几年间,大量反思动乱年代创伤的作品集中涌现,到 1984 年前后这股思潮基本落潮,前后活跃时间大约 7 年。

这批作品的视线落点,有相对集中的人群。小说里出现的主要是教师、学生、干部家庭、知青、知识分子及其亲属,写的是家庭离散、亲情被破坏、精神受到压抑这类经历。

作者本人多数来自城市,有文教、机关、出版系统的工作背景,笔下的生活经验和自身成长轨迹高度重合,这是读公开文学史材料时很容易看到的事实。

再看普通劳动者这边经历了什么。90 年代后期,国有企业经营困难,减员增效成为普遍选择。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98 到 2002 年间,国企下岗职工累计 2023 万人,加上 1998 年以前累积的人员,下岗总量达到 2715 万人;1998 到 2005 年,全国共有国企下岗人员 2867 万人,其中 1975 万人实现再就业。

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城市转移,1990 年农村外出劳动力突破 5000 万人,2000 年突破 8000 万人,到 2008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 22542 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 14041 万人。

这两个群体的规模和承受的生活压力,在同期主流文学作品里很难找到分量相当的书写。

这里需要把时间顺序讲清楚。下岗潮集中发生在 1998 年之后,而伤痕文学的高潮在 1977 到 1984 年,时间上确实存在错位。但错位只能解释一部分,解释不了全部。

下岗、进城务工这类议题在后来的年代里持续存在,城市里的劳工处境、居住条件、社保覆盖、子女教育问题,一直延续到 2000 年以后,并不缺少可写的现实素材。

问题不在素材有没有,而在素材会不会进入写作者的视野。

一个人长期生活在什么位置,决定了他日常接触什么人、关注什么矛盾、对哪一类痛苦有切身感受。

写作者也是如此。自己所在群体的遭遇,感受直接,细节充足,情绪也容易调动起来;其他群体的处境,隔着距离,缺少第一手经验,又不涉及自身利害,自然不容易成为动笔的对象。

书写从来不是纯粹个人的事,谁掌握发表渠道、作品进入哪一类读者视野、哪一类情绪容易被刊物和市场接纳,都会影响题材的取舍。

所谓需要,一部分来自作者自身的经验立场,一部分来自外部环境允许和鼓励表达的方向。

这就回到开头那个问题。写与不写,表面看是题材选择,背后是位置和利益的差别。自家阶层利益受损,痛感具体,表达冲动强烈,作品也就集中出现;别家阶层利益受损,痛感传不过来,表达动力不足,文字记录就跟着缺席。

两类人群经历的都是真实的生活磨难,被记录下来的程度却完全不同,这种不对称本身就值得被认真看待。

评价一类文学书写,不能只看文字是否动人,还要看被写进去的是谁、被省略的是谁。一部作品把某个群体的命运讲得充分,同时把另一群人的处境留在文本之外,读者读到的就只是局部的真实。

今天回看这段文学史,意义不在于否定哪一批作者,而在于看清书写选择背后的社会位置。任何一个群体的困境,如果只能等待自身具备写作能力的人出现才会被记录,那么发声的节奏和内容,就会被身份和资源的分配方式限制住。

放到现实里看,这一点仍然成立。普通劳动者的处境要被看见,除了依赖写作者主动靠近,更依赖稳定的记录渠道、调查机制和公开讨论的空间。

国家统计局从 2008 年起建立农民工监测调查制度,定期公布总量、外出比例、社保参保等数据,这类制度化的记录本身就是一种补充。

文学可以有自己的偏好,但公共层面不能让任何一个规模上亿的群体长期处于无声的状态。书写的偏向可以理解,记录的缺口则必须补上,这是讨论伤痕文学题材选择之后,真正留下来需要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