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力资讯网

李世民硬改氏族志没用,真正拆穿门阀神话的是武则天贞观六年,朝廷编修的《氏族志》终

李世民硬改氏族志没用,真正拆穿门阀神话的是武则天

贞观六年,朝廷编修的《氏族志》终于定稿送到了李世民面前。负责修书的官员没把李唐皇室排第一,反倒把山东崔氏放在了榜首,理由也很充分:这几百年来的族谱排序里,崔氏从来都是头名,是全天下公认的顶级门第。李世民看完直接把书稿退了回去,没跟编修的人讲大道理,就一句话:我李家现在是天下之主,凭什么排在崔氏后面?全部重写。修订版的排名倒是顺了皇帝的意:皇族李氏第一,外戚长孙氏第二,原先的顶流崔氏直接被压到了第三。但排名改了,门第的分量半点没动。山东士族该看不起谁,还是照旧看不起谁,李世民自己心里也清楚,重排《氏族志》不过是开场的第一招而已。李唐王朝的基本盘,是关陇集团。这个统治集团的根源要追到西魏宇文泰时期,武川军事贵族和关中本地豪强合流,靠军功拧成了一股绳,北周、隋、唐三个朝代,全是从这个集团里出来的。李渊晋阳起兵靠的是他们,李世民打天下平割据,靠的还是这帮出生入死的老兄弟。但军功集团天生有局限:马上能打江山,马下治天下的本事他们确实不擅长。等到天下安定,皇帝需要的不再是能冲锋陷阵的武将,而是能处理政务、起草诏令、主持礼仪的文官,关陇集团的军功招牌,在太平年月自然就慢慢贬值了。李世民对这帮老兄弟,既有多年征战的袍泽之情,也有实打实的戒心:他们根基太深、人脉太广,历史上尾大不掉的先例他见得太多,不得不防。另一股能和关陇集团掰手腕的力量,是崤山以东的山东士族 —— 这里的山东不是今天的山东省,而是崤山以东的中原地区,范阳卢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也就是史书中说的 “五姓七望”。这些家族从汉魏时期就扎根于此,族谱传了几百年,家学渊源极深,在民间的声望高到连皇室都比不过。唐初甚至有个普遍的共识:哪怕五姓子弟穷得叮当响,也比新朝的暴发户权贵值得嫁。李世民曾经想替皇子求娶山东大族的女儿,对方开出的聘礼要求,满朝文武看了都咋舌。他们不靠军功立足,靠的是几百年攒下来的文化资本:代代相传的经学、礼法,刻在骨子里的门第意识。皇帝可以下旨改官方的家族排行榜,却改不了民间千百年形成的婚配选择和社会评价。李世民的破局思路,是大力推行科举。隋朝虽然已经有了科举的雏形,但真正把它当成制衡门阀的政治工具来用的,是唐初的李世民。进士科考试考诗赋、策论,不看出身,只看文章写得好不好,理论上只要寒门子弟肯读书,就有机会入朝为官。当然实际操作远没有理想中那么美好:读书需要时间和金钱成本,普通寒门根本负担不起;科举考试还需要人举荐、品评,主考官大多又是世家出身的官员,潜规则早就渗透进了考场。整个贞观年间,真正毫无背景、白手起家的进士,始终是少数。但方向已经摆得很明确了:每开一次科举,就有一批不依附于门阀的新官僚进入朝廷,皇帝手里的筹码就多一分。李世民从没想过要立刻把所有门阀全部消灭,他要做的,是慢慢稀释这些世家对权力的垄断。当时朝堂上还有第三股力量,就是江南文人,也是最难归类的一群人。隋朝统一南北之后,大批南朝旧族并入了新的官僚体系。这些人有文化、有声望,诗文写得比北人精巧,礼仪规制也比北人考究,但在关陇集团眼里,他们始终是外来者。他们在军事上毫无根基,在政治上也缺少人脉,长期处在权力边缘,大多只在文化层面发挥影响,根本碰不到核心的政策决策权。等到武则天登上政治舞台,这三股盘踞朝堂多年的势力,被她挨个收拾了一遍。首当其冲的就是关陇贵族。武则天要称帝,最大的阻力就来自这些旧贵族,徐敬业起兵、骆宾王写讨武曌檄,背后的核心人物大多有关陇或者山东士族的背景。武则天直接起用来俊臣、周兴这批酷吏,靠严刑逼供大肆株连,世家贵族杀的杀、流放的流放,剩下的人个个噤若寒蝉,再也不敢跟她对着干。山东士族维持了几百年的门第神话,也在武则天手里加速破碎。她直接把科举的口子拉得更大,不仅大幅扩招取士规模,还增设殿试亲自主持考试,进士的数量比贞观年间翻了好几倍,同时又不断打压门阀子弟靠祖上荫庇入仕的特权。旧世家靠祖宗余荫当官的老路,越走越窄。她亲手提拔起来的新贵,要么是寒门进士出身,要么是靠个人才能在武周朝廷里出头的普通人,全没有世家背景,只能依附于武则天的权威存在,干净、好用,完全在她的掌控之中。其实整个唐初的几十年里,“谁才有资格成为顶级贵族” 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一个公认的答案。血统派觉得门第是几百年攒下来的,改不了也买不来;军功派觉得天下是自己打下来的,坐享其成的文人根本不算数;才学派觉得天下英才不问出处,考场上见真章才是硬道理。三套标准并行,几拨人互相蔑视,谁也说服不了谁。李世民用制度慢慢调整秩序,武则天用暴力直接掀桌洗牌,两种方式都有效果,也都付出了相应的代价。门阀的社会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了唐中期以后,安史之乱爆发之前,五姓七望的内部通婚圈依然在半封闭运转,而科举出身的官员要真正成为朝堂的主流,还要再等上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