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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好奇,黄仁勋作为英伟达创始人,为什么只有3.58%的股份!原因其实很简单,

很多人好奇,黄仁勋作为英伟达创始人,为什么只有3.58%的股份!原因其实很简单,这是几十年持续稀释的结果。

这事得从1993年公司成立那年算起。黄仁勋和另外两位联合创始人马拉科夫斯基、普里姆一起创办英伟达,三个人从一开始就分持股份,黄仁勋并没有在成立时拿到超过半数的股权。

创业初期资金紧张,芯片研发投入大,第一款产品NV1表现不佳,NV2项目又被终止,公司一直在消耗现金。

没钱就得融资。1993年到1997年,英伟达连续完成多轮优先股融资,合计约1977万美元。

风险投资进来不是白给钱,优先股对应清算优先权和转换后的投票权,每一轮融资都会把创始人手里的比例往下压一截。红杉资本、Sutter Hill这些机构从创始时期就进入董事会,持股比例和黄仁勋一度处在同一量级。

1998年底的股东名册上,红杉相关实体持股13.2%,黄仁勋13.1%,另外两位创始人各约13%,Sutter Hill相关实体持股11.9%。

三位创始人加起来约39.1%,机构股东合计约25.1%,上市之前黄仁勋个人持股已经低于红杉关联实体。

同一年,英伟达还向Creative、Diamond、STB三家主要客户发行总额1100万美元的可转换票据,1999年1月转换成约157.14万股普通股,代价同样是让出一部分未来股权。

1999年1月,英伟达登陆纳斯达克,发行价12美元,初始发行350万股,募资4200万美元。IPO本身就是一次大范围增发,新股面向公众发售,原有股东比例被再次摊薄。

招股书口径下,黄仁勋IPO前持股约13.1%,上市后降到10.8%,两位联合创始人各持10.7%,红杉关联实体合计10.8%。

上市之后稀释并没有停下来。英伟达持续补充资本、扩充股本,同时用股权激励绑定核心员工,期权和限制性股票单位逐年发放。

公司股本总数从17亿股一路扩容到240亿股上下,分母越撑越大,黄仁勋的持股比例从上市后的10%左右,降到2010年前后的4%上下,之后多年基本维持在这个区间。

除了股本扩张,他个人名下的股数也在变动,慈善捐赠、出售部分持股、捐赠时代扣代缴税款,都会让分子缩水。

分母被股权激励和增发撑大,分子又被个人交易和捐赠削掉一部分,两头一起作用,3.58%就是这么一年一年走下来的。

还有一层制度因素。英伟达只发行单一类别普通股,每股一票,没有Meta、谷歌创始人那种高投票权股份,黄仁勋手里股份对应的投票权和其他普通股完全相同,不能靠自己的持股决定董事选举结果。

他过去在公司里的权威,主要来自经营成绩、董事会支持和股东信任,而不是一张能否决所有人的选票。

两位联合创始人后来陆续淡出,普里姆把约四分之三持股转入家族基金会,2003年离职,马拉科夫斯基持股不足5%,外界已经无法掌握具体比例,创始团队原本分散的股权进一步流向机构和员工。

顺着这条时间线看,黄仁勋持股被摊薄到3.58%,不是某一次决策失误造成的,而是创业融资、上市增发、股权激励、个人处置股权这几条线叠加了30多年的累积结果。

这里面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区分:稀释分两种,一种是公司股本变大,把所有人的比例一起摊薄;另一种是创始人自己卖出、捐出股份,直接减少持股数量。

英伟达属于两种同时存在,前者是公司发展的常规动作,后者是个人选择,两者性质不同,但落到比例上效果一致。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讲,用股权换人才、换资金,是美股科技公司通行的做法。英伟达要留住顶尖工程师,薪酬里很大一块靠股票,长期发期权和RSU,股本必然持续膨胀,创始人比例往下走是这套机制运转的自然结果。

黄仁勋选择把股权广泛分配出去,换来的是公司在GPU、AI方向上连续几十年的投入和扩张,剩下的3.58%放在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身上,对应的身家仍然以百亿美元计,比例低不等于财富缩水。

但比例低带来的另一个后果同样明确:在一股一票的结构里,创始人没有制度层面的兜底筹码。

股权比例是控制权的硬基础,比例被摊薄到这个位置,话语权就更多依赖业绩和董事会关系,而不是股权本身。

这也是市场讨论英伟达治理时,会把股权结构单独拎出来看的原因——一家公司的业绩可以由一个人撑起来,股权结构却决定了这个人在制度里到底有多少话语权。

对后来的创业者来说,这条路径提供的参照很直接:早期每一轮融资、每一次员工发股、每一轮增发,都会在创始人持股比例上留下记录,今天看着不起眼的比例变动,几十年后会累积成完全不同的控制权格局。

没有双层股权保护的创始人,从融资第一天起就要持续面对稀释,公司做大和个人持股比例下降,往往是同一件事的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