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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比赛,她力压韦唯、毛阿敏拿下冠军,拿到去南斯拉夫参赛的资格,临出发却被

1987年比赛,她力压韦唯、毛阿敏拿下冠军,拿到去南斯拉夫参赛的资格,临出发却被换掉,换成毛阿敏上场。她一气之下直接退圈,之后婚姻破裂,回娘家又被弟弟打伤,患上抑郁症,曾两次产生轻生念头,最后为了谋生,只能靠着做保姆艰难度日,她就是金炜玲。


八十年代的上海,流行音乐刚起步,没有成熟的经纪公司,也没有签约制度,歌手想被记住,靠电视露脸和比赛拿名次。


金炜玲出身音乐家庭,参加市里的业余歌手比赛拿过一等奖,录的卡带卖出去八十多万盒。


那几年她一周有三天以上出现在电视上,出门戴墨镜照样被认出来,名气是真的,收入也是真的,可她始终是个没有单位、没有团队的歌手。


转折在1987年,南斯拉夫国际音乐节在中国设赛区,谁拿第一谁代表国家出去。


金炜玲唱《绿叶对根的情意》,评分出来,她第一,韦唯第二,毛阿敏第三,按规则该她走,礼服都备好了。


可临出发前名单改了,去的是毛阿敏,据说因为歌曲作者希望由自己的学生来唱,毛阿敏在南斯拉夫拿了奖,回来迅速走红。


这个改动,改的不只是一个名额,她当时的感受很直接,觉得自己的机会被人拿走了,后来歌曲作者到上海演出,在后台递给她名片,邀她去北京,歌舞团也伸过手,她都没接。


她辞掉歌舞团的工作,转头去各地跑商演,这个决定放在当时是赌气,放在后来看是分水岭:她把一次不公,变成了对整个体系的退出。


离开体制之后,钱来得快了一阵,她四处演出,在苏州认识了一个比自己小十五岁的男大学生,两人结婚,合伙开茶酒楼。


开头生意不错,后来经营出问题,积蓄赔光,婚姻走到尽头,她净身出户,带着女儿回上海娘家。


自由歌手的好处是没人管,坏处是也没人兜底,赚得多时没人替她规划,赔光时也没人接住。


娘家本该是喘口气的地方,结果家里闹得不可开交,弟弟弟媳认定她回来是争房子的,话越说越难听,最后动了手。


她被打成轻微脑震荡,一只耳朵的听力也受了影响,事业、婚姻、亲情一起断掉,她确诊抑郁症,两次走到楼边,两次都被女儿拉回来。


那时她连每周的药费都吃力,只能去做钟点工、当保姆,擦地、买菜、看孩子,一个月挣几百块。


第一次进雇主家,她最怕被老歌迷认出来,后来才想通,靠自己的手吃饭不丢人。


结果出在2012年,她重新站上舞台,在一档电视节目里把这些年讲了出来,台下的老友听得落泪。


很多人这才知道,那首熟悉的歌原唱是她,她也想再录唱片,可时代变了,唱法被说成过时,观众记住的还是二十多年前的名字。


她自己回头看,说年轻时太要强,没接那张名片,是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这件事不能只算在某个人头上,就算当年她顺利去了南斯拉夫,也未必能一直红,行业靠作品、资源、运气一起推着走,一次名次决定不了后面的二十年。


真正要命的是结构:一个有天赋的歌手,没有团队、没有合同、没有收入规划,红的时候全靠自己跑,出事的时候全靠自己扛。这种热度没有根基,很容易散掉。


性格也值得说一句,不肯低头是骨气,也是代价。受了委屈的人最容易掉头就走,觉得这样才算有尊严,可走得越干脆,退路关得越彻底。


她后来吃的那些苦,有一部分就是那个当场转身的决定埋下的。


一个行业成熟不成熟,不只看捧出多少明星,也看能不能接住掉下来的人,八十年代的歌坛给了她名声,没给她一份能抗风险的保障。


她能放下身段去做保姆,能从楼边退回来,这份劲头很少人有,但再强的劲头,也不该用来填制度的空缺。


记住那次被换掉的冠军,也记住那个年代草根艺人共同的处境,比记住一段恩怨有用。


信源: 人民网,2012-11-06——昔日歌星金炜玲沦为钟点工

中国新闻网,2012-11-06——昔日歌星金炜玲沦为保姆 曾被前夫打到耳朵听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