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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老汉去世后,4个子女为其办丧事。因没人抬棺材,花三千块雇人给父亲抬棺下葬

“重庆,老汉去世后,4个子女为其办丧事。因没人抬棺材,花三千块雇人给父亲抬棺下葬,工人自己雨天滑倒摔成十级伤残,反倒要主家赔近八万块?


要是在二三十年以前,村里老人去世,抬棺根本不用花钱,左邻右舍的青壮年过来搭把手,是人情也是规矩。
 

可这些年不一样了,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常年不在家,遇上白事别说凑齐八个壮劳力,就连搭把手的亲戚都难找。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专门的抬棺队慢慢成了乡村白事的标配,而且干这行的,基本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

 
他们大多是附近村里的,互相搭伙接活,没公司没社保,就靠一身力气挣点辛苦钱,一场活下来每人分个几百块,补贴家用。

 
2023 年 9 月底,合川的范老爷子因病去世,四个子女张罗着给父亲办一场体面的葬礼,出殡日子定在 10 月 4 号。

 
家里找不到抬棺的人手,他们经人介绍找到了常年干这行的高甲,双方谈好整趟抬棺下葬的服务费一共三千块,到时候人过来把活干好就行。

 
高甲手里的这支队伍,说起来是个团队,其实就是几个相熟的老人凑的伙,平均年龄都在六十岁以上,大家一起干活,钱按人头和工具平分,出工具的也算一份,一单下来每人差不多能拿三百块。
 

本来安排好的人手,偏巧出了点意外,出殡前一天,队员高乙去帮忙组装棺木,不小心崴了脚,第二天没法上场。
 

高甲临时联系了 67 岁的李某,让他过来顶替一天。李某干这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想着就是出点力气挣三百块,没多想就答应了下来。

 
出事那天是清晨五点,天还没亮透,头天晚上下过一场雨,地上到处都是湿的,乡间小路本就不好走,沾了水更是滑得厉害。

 
送葬的货车开不到墓地跟前,只能停在路边,剩下的路得靠人力把三百公斤重的棺材抬过去,大家在货车尾搭了块跳板,准备把棺材从车上抬下来,李某跟着队伍一起踩着跳板往下走,没成想脚下一滑直接摔倒,沉重的抬棺杠狠狠砸在了他的脚上,当场就疼得站不起来。

 
当下先顾着下葬的正事,范家赶紧找了亲戚临时顶替,顺顺利利把老人下了葬。事后三千块服务费照常结算,李某也拿到了属于他的三百块工钱。

 
一开始他以为就是扭了一下,在村里诊所简单处理了下,想着养养就好,谁知道疼得越来越厉害,撑到 10 月下旬实在扛不住了,才去医院检查,结果是腓骨骨折、踝关节脱位,前后两次手术,遭了不少罪。到了第二年 4 月,伤情稳定后做了鉴定,已经构成十级伤残。

 
一把年纪出来挣辛苦钱,结果落下了残疾,李某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他觉得自己是给范家干活受的伤,主家就得承担责任,于是把范家四个子女告上了法院,索赔八万三千多块钱。
 

这下范家子女也气坏了,在他们看来,活是整个包给抬棺队的,人是高甲找的,李某自己走路不小心滑倒,怎么能算到他们头上?不少知道这事的村里人也觉得,李某这是有点讹人的意思。
 

法院的判决,却给所有人都上了一课,法院首先认定,范家和抬棺队之间是承揽关系,不是雇佣,正常情况下定作人本来不用承担侵权责任。

 
但问题在于,抬棺本身就是高风险的重体力活,范家选了一支平均年龄六十多岁、没有任何安全防护设备的老年队伍,也没对对方的安全作业能力做基本的审查,存在选任上的过错,最终判定承担 30% 的责任。

 
剩下的责任里,其他共同抬棺的队员,长期搭伙作业,互相之间有提醒安全、协作保障的义务,没做好风险防范,要担 40% 的责任,只是李某没起诉同伴,这部分也就不做追究。

 
而李某自己常年干这行,清楚抬棺的风险,雨天作业没尽到足够的安全注意义务,自己也要承担 30% 的责任。

 
算下来李某的各项损失一共九万五千多,再加上一千块精神抚慰金,最终法院判决范家四名子女赔偿李某两万九千多块钱。
 
 
更值得我们留意的,是案子背后的行业现状,当农村的青壮年越来越少,抬棺这种又苦又有风险的活,只能靠老年人撑着,没有正规的管理,没有完善的保障,全靠人情和经验撑着,出事几乎是迟早的事。

 
这纸判决与其说是判了谁的错,不如说是给所有人提了个醒:不管是雇人干活的主家,还是出力挣钱的从业者,都别把 “一直这么干” 当成理所当然,安全这根弦松不得,责任的边界也得心里有数。

 
说到底,乡土社会的旧规矩,终究要撞上现代社会的规则。人情和惯例能解决日常的琐碎,可真出了意外,最终还是要靠法律分清对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