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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粉说:“英伟达的CUDA是在中国开发落地的,现在美国人绝口不提中国的贡献,所以不能跟美资公司合作,一合作就成了美国“国家安全”禁售。上海的工程师们对老黄这种美国人有先天的亲近感,他也很会说好话,很会做人,结果我们却用不了CUDA,等于给美国人制造了卡我们脖子的生态链,教训啊!” 我 ​

我的老粉说:“英伟达的CUDA是在中国开发落地的,现在美国人绝口不提中国的贡献,所以不能跟美资公司合作,一合作就成了美国“国家安全”禁售。上海的工程师们对老黄这种美国人有先天的亲近感,他也很会说好话,很会做人,结果我们却用不了CUDA,等于给美国人制造了卡我们脖子的生态链,教训啊!”

我们该如何客观看待这个观点?======================这条观点把几件不同的事揉成了一团,听起来“解气”,“长我威风”。但逻辑上处处漏洞,我们一层一层拆开说。

第一,“CUDA是在中国开发落地的”——这是把“推广贡献”偷换成了“开发贡献”。

CUDA 的核心架构是 2006 年英伟达在美国发布的,主导开发的是 Ian Buck 和 John Nickolls 这些人,跟中国工程师没有关系。中国团队确实对 CUDA 生态的推广和普及做了重要工作——2009 年清华和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被授予“CUDA卓越中心”,表彰的就是“在中国推广 CUDA 和 GPU 计算”的贡献。

打个比方:安卓系统是谷歌开发的,中国手机厂商把它做进了几亿台手机、做了大量本地化适配,这当然是巨大贡献,但你不能因此说“安卓是在中国开发的”。推广生态和从零发明一个生态,是两码事。把前者说成后者,不是事实,是情绪。

第二,“不能跟美资公司合作,一合作就成了美国‘国家安全’禁售”——这是因果倒置。

禁售不是“合作”导致的,是美国政府单方面动用出口管制权力导致的。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的逻辑是:先进 AI 芯片被视为军事、情报和网络能力的基础,所以要阻止中国获得美国先进算力。这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决策,不是“你合不合作”的交换条件。

反过来想:如果不合作,就能不被禁售吗?华为被制裁的时候,跟英伟达的合作关系早就不是重点了,美国照样禁。真正卡脖子的手在美国政府那里,不在“合作”这个动作上。把美国政府的选择,说成是中国“不该合作”的后果,等于替真正挥刀的人开脱。

第三,“上海工程师对老黄有先天亲近感,他很会做人”——把商业策略读成了感情关系。

黄仁勋夸中国开源“非常厉害”、在上海逛菜市场、说“中国市场很重要”,这些事的本质是一个 CEO 在最大海外市场之一做商业维护。2024 年英伟达中国市场销售额 171 亿美元,占总营收 13%。他对中国员工和客户说好话,跟他对任何重要市场的客户说好话,动机是一样的:生意。

上海工程师对 CUDA 熟悉、对英伟达有技术上的路径依赖,这跟“亲近感”无关,是生态惯性——英伟达花了近 20 年建 CUDA 生态,全球几百万开发者习惯了这套体系,换平台的迁移成本极高。把技术依赖说成“情感亲近”,既低估了工程师的专业判断,也高估了 CEO 的个人魅力在商业决策中的权重。

第四,“等于给美国人制造了卡我们脖子的生态链,教训啊”——教训是真的,但归因错了。

真正的教训不是“当初不该用 CUDA”,而是一个生态的护城河远比一款芯片更深,而我们在生态建设上起步太晚。CUDA 的壁垒不在硬件,在于近二十年的开发者习惯、框架适配、算子库积累。这才是需要正视的差距。

但这个局面正在改变。2025 年国内 AI 加速卡出货约 400 万张,国产芯片合计份额突破 41%。摩尔线程的 MUSA 架构提供了代码迁移工具,大部分 CUDA 代码可以转换;沐曦的软件栈也在做兼容适配。国产替代不是喊口号“不用 CUDA”就能完成的,恰恰需要在兼容中迁移、在迁移中追赶。

所以那条观点的真正问题在于:它把“美国政府的管制”偷换成了“中国合作的错”,把“推广贡献”偷换成了“开发贡献”,把“生态惯性”偷换成了“情感亲近”,最后得出一个“关门最安全”的结论。底层逻辑错了,推演出的结论就不可能是对的。这就是我多次呼吁大家看看逻辑学方面的书的原因所在。

真正的教训不是“别合作”,而是:别人挥刀的时候,别替挥刀的人找理由;别人筑墙的时候,自己得把路修起来。我们应自强自信,而不是自大自负。英伟达停止向中国供应H200 其实没那么重要,因为我们真正缺的是B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