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专家翟振武曾预测,放开二孩、三孩政策后,中国将新增9700万个新生儿,导致人口激增。而如今,现实与预测大相径庭,当初被捧上天的预判慢慢露了馅,逼得大家重新琢磨人口这盘棋。
(信源:北京大学期刊——实施“普遍二孩”政策后生育水平会达到多高?——兼与翟振武教授商榷)
2014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翟振武在《人口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
这篇名为《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的文章,在当时引起了好一阵波澜。
翟振武和合作者在文中做了一套详尽的测算。
他们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推算出当时符合全面二孩政策的目标妇女规模大约在1.52亿人左右。
在此基础上,研究团队参考了相关的生育意愿调查,设定了一个关键前提:假设这些符合条件的女性中,有70%的人愿意生第二个孩子。
顺着这个比例往下算,得出的数字相当惊人。
论文测算,一旦立即全面放开二孩,累计多出生的孩子将达到9700万人。
更让人屏息的是年度峰值,测算显示在政策放开后的几年里,年度出生人口峰值将冲上4995万,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峰值也会达到4.5左右。
4995万是什么概念,那几乎相当于当时每年常规出生人口的三倍还多。
在当时,“单独二孩”刚刚落地不久,社会上关于何时全面放开的讨论正热闹。
这份带着精确小数点和严谨公式的测算一出,立刻成了各方引用的重磅依据,很多人顺着这组数字,开始担心起产科床位不够用、幼儿园挤破头、公共资源承受不住的场面。
然而,学界内部很快出现了不同的声音,现实的走向也开始往另一个方向偏移。
论文发表后不久,北大等高校的人口学者便撰文与翟振武商榷,指出了测算中对生育意愿估计过高的可能。
更直接的反馈来自产房和登记处。
2014年实施的“单独二孩”政策,并没有迎来预想中的生育高峰,符合条件的家庭里,真正去申请生育的只占了一小部分。
面对现实数据的反馈,翟振武的测算口径也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发生了明显变化。
2014年11月,他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发文,将全面二孩后的年度出生人口峰值下调到了3100万至3850万之间。
仅仅过了一个月,在2014年12月的《北京日报》上,他再次调整了预期,认为全面放开二孩后的新生儿峰值不会超过2100万。
短短九个月时间,从近五千万降到两千一百万,纸面上的数字经历了大幅度的回调。
2016年1月,全面二孩政策正式落地。
那一年,全国出生人口确实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升,达到了1786万人,这也是2000年以来的最高点。
当时翟振武在公开场合表示,政策效应正在显现,并预测2018年可能会迎来出生人口的最高峰。
但后来的统计公报记录下了另一条轨迹。
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回落到1723万人。
到了原本被寄予厚望的2018年,这个数字进一步降到了1523万人,比前一年少了整整200万。
2021年,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紧接着出台,生育限制进一步放宽。
可即便政策大门越开越大,当年测算里那种排山倒海般的生育释放再也没有出现过。
回头再看2014年那篇论文,其实能清晰地找到偏差的源头。
当时的测算模型,把重点放在了“有多少人符合条件”以及“口头上说想生的人有多少”这两个静态指标上。
在问卷调查里,许多人面对“想不想生二孩”的问题时,往往会给出一个符合传统期待的肯定回答,但“想生”和“真的去生”之间,隔着一笔实实在在的账。
当80后、90后成为生育主力,他们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生活图景。
城市的居住成本、日常的托育照料、漫长的教育投入,以及职场女性在生育后面临的职业中断风险,每一项都是摆在眼前的硬约束。
政策松绑只是拿掉了制度上的门槛,却没能自动抹平这些现实里的顾虑。
与此同时,育龄妇女的总量也在随着时间推移自然减少,即便单个家庭有生育的想法,庞大的基数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充沛。
如今,这组曾经被反复引用的9700万和4995万,依然安静地留在当年的学术期刊里。
它们像是一把刻度夸张的标尺,记录下了一个特定阶段人们对人口变动的惯性想象,也照见了宏大推演与普通人真实生活选择之间的那道缝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