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个名字,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康熙王朝》里的孝庄太后,或者《骆驼祥子》里的虎妞。但今天要说的这位,是另一个斯琴高娃。她是一位蒙古族女作家,在科尔沁草原上出生,14岁参军,骑过马,唱过歌,写了一辈子。
2026年11月,内蒙古作家协会发布了一则讣告,说斯琴高娃同志逝世了,享年93岁。消息一出,评论区里全是悼念那位荧幕老戏骨的声音,好多人还在感慨她是不是身体又不好了。结果点进去一看,才发现闹了个大乌龙——走的这位,是拿笔杆子的,不是拿剧本的。
那位演员斯琴高娃1950年生在赤峰,一辈子深耕影视。而这位作家斯琴高娃,1933年9月生在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中旗,也就是今天的通辽一带。
在蒙古语里,“斯琴高娃”是“聪明美丽”的意思,这个名字,她背了整整九十三年。科尔沁是蒙古族文化的根脉所在,草原辽阔,也贫瘠。你能想象吗,1947年,一个十四五岁的蒙古族姑娘,做出了一个在那个年代并不常见的选择——她参了军,成了一名骑兵文艺战士。
她先后在乌兰浩特的内蒙古军政大学、晋察热辽鲁艺学院学习,之后在校文工团、骑兵三师宣传队、内蒙古军区文工团都当过演员。
你可以试着在脑子里还原那个画面: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跟着部队在草原上转,马鞍后面挂着演出的行头,走到哪儿演到哪儿,用蒙古族特有的歌舞给战士们鼓劲。
鞍马劳顿是常事,口粮紧张也是常事,据一些资料回忆,那时候学员们凑不够饭,还得去野地里挖点东西填肚子。就这么一路咬着牙,她把文艺这行当的底子,实打实打了下来。
很多人会好奇,一个骑马唱歌的文艺兵,怎么后来就成了作家?秘密其实就藏在她接下来的一步一步里。
1953年,她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监察厅、党委宣传部这些单位工作;1956年入党,也是这一年,她开始发表作品;1959年,她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相当有勇气的决定——二十多岁了,专门考进内蒙古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深造。
搁在那个年代,一位蒙古族女性肯花好几年时间系统去学另一种语言,是需要眼光和胆量的。她心里大概早就盘算好了:要做蒙古语文学和汉语读者之间的那个“摆渡人”。
后来的人生轨迹,就顺着这条线一路走下来了。1966年她调到内蒙古电影制片厂,1978年进了内蒙古文联,离休前当到内蒙古作家协会秘书长,1985年正式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从1956年发表第一篇作品,到1985年入会,中间将近三十年,都是在并不宽裕的条件下、在一堆行政工作的缝隙里,一笔一划攒出来的。短篇小说有《小路》《乌兰托娅的开始》,长篇有跟丈夫敖德斯尔合作的《骑兵之歌》《血和泪的爱》,中篇有《遗嘱》《云青马》《狗坟》。
其中《骑兵之歌》是197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写的是草原骑兵的峥嵘岁月,1981年拿到了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的优秀长篇小说奖。
这里头还有一段绕不开的缘分。她的丈夫敖德斯尔,是蒙古族文学里响当当的人物,两人正是在骑兵宣传队里结下的情分——当时敖德斯尔是队长,后来还是他找领导把她调进了军区文工团,接触多了,生出了好感,顺理成章成了家,这段姻缘在内蒙古文坛传了很多年。
夫妻俩在创作上更是少见的一对搭档:敖德斯尔主要用蒙古文写原创,她就负责把丈夫的作品译成流畅的汉文,两人也常常凑在一起合作。她独立翻译的儿童文学《小钢苏和》还拿过全国儿童文学奖,好多汉族小朋友,就是从这本书里第一次认识鲜活的蒙古族小牧民的。
翻译这活儿的含金量,其实比外人想的高得多。早年蒙古族的好作品基本只用蒙古文写,再好也很难走出草原。
她干的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把草原人的生活习惯、藏在字里行间的情感,连同蒙古族特有的叙事节奏,一起揉进汉语里,让一个从没见过草原的读者也能看懂、能共情。这是一座桥,桥不显眼,可没它,两岸就通不了。她一辈子,就在默默地搬石头、修这条河道。
2019年中国作协成立七十周年的时候,她拿到了“从事文学创作七十年”的荣誉证书。从十四岁参军那年算起,七十年,一天没掺水。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她走前两个多月,2026年9月,写出《敖包相会》的蒙古族文学大家玛拉沁夫也刚刚离世。
那一批从马背上闯出来的新中国蒙古族文学开拓者,正在一个个谢幕。他们的文学底子,从来不是在窗明几净的书斋里啃出来的,是在行军路上颠出来的,是蹲在蒙古包篝火边听来的。
有人会觉得,她名气太小,连走的消息都没几个人关注。可这本来就是件正常的事——她干的活,从一开始就不是那种适合炒作出圈的类型。默默搭桥铺路的人,本来也不会站在聚光灯正中间。
只是想想看,如果没有这些几乎被大众遗忘的名字,我们今天又哪能读到那么多鲜活动人的草原故事?科尔沁草原上的风如今依旧在吹,就像她翻译过的那篇小说名字一样——《风,在草原上吹过》。
风吹过的时候,愿我们还记得,曾经有个十四岁的姑娘,骑着马,唱着歌,然后握住笔,写了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