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感叹,越来越多的中国精英已经不再选择留在美国了!11月16日,华尔街日报刊文表示,多年来,中国的精英才俊们纷纷涌向美国。但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提供了美好、甚至更好的未来。一年前,刘军是哈佛大学的终身教授,也是美国最杰出的学术团体——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新当选院士。但如今,他居住在北京,担任清华大学新成立的统计学系主任。
一个人从哈佛讲台走到清华校园,背后不只是一次工作变动,也照见了中美人才流动方向的变化。过去,许多中国学者把美国视作事业高峰;如今,越来越多人开始重新衡量:哪里更适合做研究,哪里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刘军就是一个醒目的例子。1965年,他出生在清华园,1985年从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后赴美深造,之后在哈佛任教25年,成为终身教授,并于2025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功成名就之后,他回到北京,出任清华大学新成立的统计学系主任。
这趟回国,并不是一场被人催促的“人才争夺战”。刘军提到的理由很具体:回家陪伴母亲,也希望从头为清华建起一个新系。他能自己搭建团队、招募人才,把统计学研究放到人工智能、癌症研究等前沿领域中去。
刘军的选择之所以引人关注,还因为它并非孤例。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研究人员的统计显示,2022年至2026年间,668名拥有终身教职或正处于终身教职轨道上的华裔科学家,主动结束了与美国机构的隶属关系。离开的人,很多已经在学界站稳脚跟,不是刚毕业、还在寻找第一份工作的年轻研究者。
斯坦福大学的相关统计也呈现出明显变化:回到中国工作的科学家,2004年有31人,到2022年增至1409人。数字背后,是一条持续多年的上升曲线;近几年,回流趋势尤其受到关注。
人才为何改变方向?美国的政策环境,是绕不开的一股推力。
2018年启动的“中国行动计划”原本以防范间谍活动为名,但执行过程中,不少华裔科学家感到自己被置于更严密的审查之下。正常的学术交流、跨机构合作,也可能被怀疑另有目的。陶丰曾被控十项重罪,理论刑期最高可达150年,经过五年诉讼后案件撤销;但他的工作已经丢了,还曾多年佩戴脚镣。
这样的经历会留下阴影。刘军谈到,美国的反华情绪让中美学者之间正常合作变得“十分艰难”。迁至清华后,他主动取消了与哈佛同事的联合项目。他还坦言,继续和美国同行合作、共同署名,甚至会让自己觉得“有点蠢”。
当一位刚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学者,连跨国合作都开始感到顾虑,问题就不只是某个人换了工作,而是学术信任正在被政治气氛侵蚀。对科学家来说,研究需要时间、团队和稳定预期;如果每一次合作都要先担心会不会惹上麻烦,人才自然会重新盘算自己的去留。
中国这边的吸引力,也不只是“欢迎回国”的口号。产业链不断升级,人工智能等领域快速发展,科研经费、实验条件和产业配套也在改善。刘军说,中国对人工智能的投入,让他看到了统计学家能发挥作用的位置。
更现实的一点是,回国不一定意味着拿到更高薪水。刘军在清华的薪酬并没有比哈佛更有吸引力,但他能从零建设一个系,组建想要的团队,还能靠近正在扩展的产业前沿。对已经有资历、有成果的学者来说,能决定做什么、怎样做,未必比薪水次要。
2025年,中国留学回国人数达到53.56万人,比上一年增加4.06万人,比2023年多出12万人。法新社统计,过去一年至少有20位STEM领域有影响力的专家选择到中国工作,放弃的职位包括芝加哥大学讲席教授、伯克利教职和科罗拉多大学系主任等。
把这些选择一概解释成爱国情怀,反而低估了当事人的判断。他们不是在海外混不下去才回国,而是在职业已经走到高处之后,重新比较两边的研究环境和未来空间。刘军说,中国正在迎头赶上;他拿教育水平作例子称,美国曾领先中国大约一百年,如今差距缩小到将近二十年。
美媒把回流描述为中国人才帮助竞争对手发展,话里带着浓重的地缘政治滤镜。但对许多学者而言,赴美求学和工作只是人生经历的一站,并不意味着从此必须留在那里。人才来自哪里、愿意在哪里做研究,最终要看哪里能给他们信任、空间和机会。
人才流动不会由一句口号决定,也很难靠一道门槛留住。实验室能不能运转、合作能不能安心、事业有没有上升空间,才是让人留下或回来的真正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