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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抱恩师,已是标本!在大学解剖陈列厅,北京儿童医院肿瘤外科主任韩炜,紧紧拥抱了一

再抱恩师,已是标本!在大学解剖陈列厅,北京儿童医院肿瘤外科主任韩炜,紧紧拥抱了一副人体骨骼标本。原来这副骨架标本就是他的恩师张金哲院士。很多人可能不认识张金哲这个名字,但在中国儿科界,这三个字的分量重到什么程度?他被国内外同行尊称为“中国小儿外科之父”,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儿童医院原副院长。

一名医生抱住陈列柜里的骨骼,肩膀不停发抖。2025年9月25日,首都医科大学西区解剖标本陈列厅里,北京儿童医院肿瘤外科主任韩炜抱着的,不是陌生人的遗骨,而是他跟随多年的恩师张金哲。

他在柜前放下百合,又摘下戴了二十多年的上海牌机械表,轻轻搁在柜沿。那一刻,师徒之间没说出口的话,都落在了这副骨架和那块表上。

张金哲是中国小儿外科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被同行称为“中国小儿外科之父”。他生于1920年,1945年开始在北京从事外科工作。那时国内还没有真正独立的小儿外科,孩子生病往往被送进成人医院,诊断、用药和手术都缺少经验。孩子不会说清哪里疼,医生只能从哭声、体征和有限的检查里一点点判断。

最难的一关,出现在1948年。新生儿皮下坏疽一度流行,感染发展很快,孩子背部可能大片溃烂,病情严重时两三天就会夭折,死亡率接近百分之百。张金哲认为,不能等脓液“熟透”才处理,应该尽早切开引流。但当时的惯例恰恰是不化脓不许动刀,没人愿意第一个冒险。

偏偏他的二女儿出生才三天,也染上了这种病。张金哲没有等来更好的办法,拿起手术刀,在女儿身上实施了这次处理。孩子活了下来,这种做法随后被更多医生采用,相关死亡率降到百分之五以下。那一刀,不只是一个父亲在危急关头的选择,也让许多新生儿多了一条活路。

1950年,张金哲在北大医院建立中国第一个小儿外科。当时所谓一个科室,只有从小儿内科划出的五张病床。1955年,他调入刚建成的北京儿童医院,外科最初只有他一名医生。

病床不够,他想办法争取;器械买不到,就回家自己做。白天在医院看病,晚上在客厅对着图纸磨铁、锉金属。几十年里,他做出五十多项医疗器械和技术改进,包括用于治疗先天性巨结肠的张氏钳、帮助无肛门患儿治疗的张氏膜,以及用于防止胆道反流的张氏瓣。外国公司曾想买下专利,他没有出售,图纸上只留下“版权无有,欢迎翻印”。

在他看来,医疗技术不是拿来守着的东西,能让更多医生用起来,才真正有价值。

张金哲对孩子和家长的体贴,也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患儿进门,他会起身迎接;检查前先洗手、搓暖双手,听诊器也要在掌心捂一会儿再贴到孩子胸口。孩子哭了,他就从口袋里摸出小玩意儿哄一哄。白大褂左胸前,他用笔写上“外科张金哲”,字不算工整,却是怕家长着急时找不到他。看完病,他还会写一张不到五十字的说明,让家长带回去慢慢看。

这些看似琐碎的动作,他做了几十年,最后成了带学生时一并传下去的规矩。小儿阑尾炎手术,他累计做了一万五千台,没有发生一例意外;九十多岁仍坚持出诊,挂号费两元。疫情期间,医院不让他坐门诊,他还主动商量去病房查房。年轻人想搀他,他常摆摆手:“不用搀,我能走。”

韩炜九十年代跟随张金哲进修,后来专攻儿童肿瘤外科。一次手术中,孩子腹腔粘连严重,韩炜一时不知从哪里下手。七十多岁的张金哲没有长篇讲解,只在他手腕上轻轻敲了三下。韩炜换了角度,手术得以继续。

手术台上站在哪里、手该怎么落、遇到棘手情况怎样稳住,这些内容很难完整写进教材。张金哲带出的近千名进修医生,把本领带到各地;韩炜也把老师的做法带给自己的学生,白大褂上同样缝着名字。

2016年,张金哲96岁,老伴去世。第二天早上,他仍按时走进教室,把课讲完。学生劝他调课,他回答:“不能因为我自己的事情影响教学。”到了百岁,他仍在出诊。

2022年12月24日,张金哲去世,享年102岁。他按遗愿捐出遗体,不办告别仪式,不留墓地,骨骼标本进入医学院陈列厅,编号为2022-001。对他来说,离开医院不等于停止工作:往后的学生仍能围着这副骨架辨认骨骼,触摸真实的人体结构。

韩炜去看老师,不只是为了悼念。碰到难处理的病例,他会开车到陈列厅站一会儿,再回医院继续工作。2025年9月25日,张金哲诞辰105周年,韩炜带着花和那块戴了二十多年的表前来。拥抱之后,他把表留在柜边。此后,标本旁多了一块需要每天上弦的老上海。

2026年3月,韩炜再次来到陈列厅。这次他没有哭,只在柜前鞠躬,离开时又回头看了一眼。

张金哲曾用“儿无痛,母不悲”概括自己一生的心愿。灯光照着那副骨架,也照着柜边的旧表:一个人离开了,但他教会学生的手艺、规矩和善意,还在一双双手里接着往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