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号,根据路透社报道,菲律宾外交部长周日表示,尽管东盟和中国就草案约80%的内容达成了初步协议,但在菲律宾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双方仍未能就长期拖延的南海行为准则完成谈判。
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在马尼拉东盟峰会期间承认,谈判还有关键问题没有解决,尤其是文件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
这场谈判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已经完成了多少内容,而是剩余部分为什么迟迟无法敲定。
乍一听,八成都谈妥了,再加把劲,剩下两成不就解决了?可国际谈判不能按修公路的办法算进度。有些段落讲合作方向,有些条款却要回答:谁的行动受限制,出了争执怎么办。字数可能不多,分量却很重。
这就像邻居之间约定共用一条通道。大家都赞成保持畅通,但通道从哪里算起,什么算占道,谁来处理纠纷,一谈到这些,原先笼统的共识就要接受考验。
南海这份文件,难处也在这里。
把时间拨回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当时已经约定,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和平解决有关争议,保持克制,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扩大化的行动,还列出了海洋环保、航行安全、搜寻救助等合作方向。
也就是说,大家早就知道海上不能乱,更不是今天才想起要立规矩。
但从原则走到具体办法,中间隔着各方真实的利益。口头上都赞成避免冲突,到了某一次船只相遇,各方对谁在正常活动、谁在制造风险,判断却可能完全不同。准则要解决的,正是怎样让规则在这些时候发挥作用。
此后,谈判一步步往前走。2017年形成准则框架,2018年形成单一磋商文本草案,2019年提前完成第一轮审读。到2025年3月,中方宣布已经完成案文三读。这条时间线说明,文本一直在推进,但审读走完几轮,与所有关键问题最终谈妥,是两回事。
眼下最扎手的一道题,就是法律约束力。
大白话讲,大家是在表达共同意愿,还是要承担明确的法律义务?如果属于后者,义务写到多细,履行情况怎么判断,对解释有分歧时怎么处理,都必须继续商量。
不能以为加上“具有法律约束力”几个字,海上的争执就会自动消失。条款含糊,各方仍可能各说各话;执行办法缺乏共识,文件再严肃,也难以充分发挥作用。法律地位、具体义务和实施办法,必须能够相互衔接。
另一道题,是适用海域。
一份管理海上行为的文件,总得说明在哪些地方适用。范围怎么写,又容易牵动各方对岛礁、海域及相关权利的不同主张。因此,看似在讨论文件覆盖多大地方,实际上谁都担心某种写法影响自身立场。
这也决定了,不能指望准则签字那天,所有岛礁归属和海洋划界争议就一起解决。先约定有争议时怎样相处,本身就需要耐心,更需要把管控分歧与解决争议之间的关系摆清楚。
还有关键用语的定义。日常聊天里,一个词大概听懂就行;放进国际文件,一个词可能影响一整条规则的解释。同样是要求保持克制,落到什么行动、什么情形,各方必须有足够接近的理解,否则文件到了海上就容易变样。
所以,最后这些问题很难靠赶工解决。它们相互牵连,改动一处,可能就影响另一处已经谈好的安排。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谈判桌并不是中国坐一边,东盟所有国家带着完全相同的意见坐另一边。
东盟内部对准则适用范围等问题也存在分歧。有的国家直接涉及海上争议,有的更关心地区稳定和贸易往来。共同希望南海和平,并不意味着对每项具体安排都已有同样答案。
这也是菲律宾担任轮值主席国,却不能单凭自己的时间表把文件敲定的原因。主席国可以协调、推动、安排议程,最终结果仍需要各方共同接受。
菲律宾原本希望今年完成谈判,如今未能如愿。2027年新加坡接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后,将继续接手推进。换了主持人,有助于继续协调,但原有的利益差异还得一项项处理。
与此同时,海上的风险不会因为谈判尚未结束就暂停。越是没有最终准则,越需要落实已经作出的克制承诺,保持沟通,推进搜救、环保等合作。一次具体合作积累的信任,也会影响下一轮谈判能走多远。
11月16日,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中方再次表达早日达成准则的期待,东盟国家领导人也表示愿尽早达成准则。双方继续谈下去的共同方向仍然存在。
现在再看“80%”,它意味着多年磋商已经积累了成果,也意味着最需要作出取舍的部分还没有全部解决。判断进展,既要看文本往前走了多少,也要看剩下的难题有没有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
南海真正需要的,是船只相遇时少一点误判,出现摩擦时多一条沟通渠道,让渔民出海、商船通行有更稳定的预期。把这些落到实处,才是这场漫长谈判最终要交出的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