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清德改口了,深圳这趟要去,一中不敢提。11月12日上午,赖清德在台北开记者会,把前一天还挂在嘴边的「无关一中」4个字,整段省掉了。
这4个字省得很有意思。不是漏说,不是口误,是整段话重写之后,故意把这4个字拿掉了。前一天他还在跟媒体强调两岸交流跟一个中国原则没关系,第二天站到话筒前,同一个话题,措辞整个换了一副腔调。
背后的账其实很好算。11月18日到19日,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就在深圳开。
把目光从话筒前移到代表团名单上,事情就具体了。这次受委派赴深圳的,是宏碁集团创办人施振荣。11月11日公布人选,12日上午举行行前记者会,距离开会只剩不到一周。
为什么选一个做电脑起家的企业家?从他的经历和这次交付的任务看,产业合作显然是重要考虑。施振荣2007年就曾代表台湾方面参加悉尼APEC会议,对这样的场合并不陌生。当年他推动的数字机会中心倡议,谈的是怎样帮助更多人接触和使用信息技术。
十九年过去,电脑产业的老面孔,又要面对人工智能的新题目。这条线索,比一句话里少了哪几个字,更能说明台湾产业界需要什么。
赖清德给施振荣交付的任务,包括参与区域经贸合作、推动科技交流、打造可靠的人工智能供应链,以及深化与重要伙伴的合作。换成大白话,就是台湾的企业还要接订单,还要找客户,还要跟各地的技术和市场接得上。
所谓供应链,也没有那么玄乎。一台电脑、一套服务器,从芯片、零件到组装、运输、销售,往往牵涉不同地方的企业。一个环节受阻,后面的交货和收款都可能受影响。政治人物可以在台上讲几分钟,企业却得为几个月、几年的生意作安排。
所以,我认为,理解这趟深圳之行,得先看见这层现实需求。台方既然把科技和经贸列为任务,就说明它也需要这个交流平台。对企业来说,多一个直接沟通的机会,总比隔着媒体猜对方下一步要做什么更有用。
但有交流需求,也必须面对参会规则。
11月11日,国台办发言人张晗回答有关参会人选和资格的问题时,把大陆的立场讲得很明确: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和APEC有关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及惯例,处理台湾地区参会事宜,按照这些做法,台湾地区可以参会。
这里有两个意思连在一起。一是台湾地区有参与经济合作的空间,二是这个空间有既定的安排。把交流的门打开,与坚持原则,是同时存在的。
再看APEC本身,就更容易明白。这个机制有21个成员,统一称为“成员经济体”,合作重点是贸易和经济事务。台湾地区以“中华台北”名义参与,1991年加入。这些名称和身份,是理解会议安排的基本常识。
大家坐下来谈经济问题,按共识推动合作,并不意味着参会一方可以自行改写成员身份。平等参与经贸讨论,也不能直接推导成主权地位的变化。这两件事,不能混在一起算账。
赖清德12日讲话强调平等基础上的交流,并把后面的篇幅放到产业和合作上。这种表达,把听众的注意力引向了参会任务。至于最终能谈出多少合作,还得看代表团到现场怎样行动。
深圳这座城市,又让这趟行程多了一层现实意味。今年会议的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工商领导人峰会安排在11月17日至18日。政治层面的议程之外,工商界也有自己的关切:创新怎样变成产品,技术怎样找到应用,跨境生意怎样做得更顺。
对于一家科技企业,市场在哪里,配套在哪里,客户在哪里,都得认真研究。把经贸交流说得再抽象,落到企业账本上,最后还是成本、交货、利润和岗位。台湾产业界参与区域合作,关系到的也正是这些日常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观察施振荣此行,不能只数握了几次手、拍了几张照片。更值得追问的是,他带去什么合作想法,跟哪些产业需求对接,回来以后又能推动什么具体工作。
一次会面可以带来沟通机会,真正的成果却要靠后续落实。一家企业是否愿意投资,一项技术是否能够合作,靠的是稳定预期和实际条件。若只把会议变成宣传素材,工商界最在意的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
从这个角度看,台方这次面临的考题很实在:既然选择派代表来深圳,就应把精力放到参会和合作本身。大陆对参会的原则已有明确表述,会议的经济合作定位也摆在那里,靠修饰讲话绕不开这些条件。
对普通人而言,更没有必要被几个词牵着走。台湾的科技从业者、中小企业主、靠订单吃饭的家庭,最终关心的是工作稳不稳、生意好不好做、两岸关系能不能少些紧张。
我认为,深圳这趟行程的分量,应当落在这里。代表团能够把交流机会变成多少实际收获,比行前讲话制造多少声量更值得关注。台上说得再漂亮,终究要由会后的行动交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