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赵培宪被俘,日军绑住他的双手,把他押到太原小东门外的赛马场,给新兵练刺刀。轮到他时,他猛地挣开绳子,撞倒身边日军,转身跳下深沟。
1942年夏天,太原小东门外的赛马场,赵培宪被推到这里时,手腕上的麻绳已经勒进了肉里。
他二十出头,是八路军某部的战士,几天前在反扫荡中被俘,日军没打算让他活太久,至少不是以战俘的身份活着。
从战俘营到赛马场,走路大约要一顿饭的工夫,押他的日军新兵年纪不大,枪托时不时顶在他后腰的骨头上,生疼。
赵培宪低着头,余光却扫着四周,赛马场四周围了半人高的木栅栏,远处有几棵半死不活的槐树,叶子打着卷。
场地中央已经歪歪斜斜站了七八个被俘的八路军战士和民兵,都反绑着手,脸色灰白。
地上有几滩颜色发深的痕迹,说不清是土还是别的什么,被太阳一晒,泛着暗红,空气里一股铁锈味,混着马粪的臭气。
日军教官在喊口令,声音劈了叉,像是被砂纸磨过,新兵们排成几列,端着三八式步枪,枪头的刺刀在阳光下晃得人睁不开眼。
训练开始了,轮到前面的俘虏时,有人腿一软跪倒在地,被旁边的日军一脚踹在肋条上;有人闷哼一声,直接扑在地上,刺刀拔出来时带出一声响。
赵培宪数着,前面还有三个人。
他被推到场地中央一个画着白圈的泥地上。
他的绑法有点特别,手腕在背后交叉,麻绳绕了三四圈,但捆他的新兵明显手忙脚乱,绳结打在了手腕外侧,而且两根手腕之间留了半指宽的缝隙。
赵培宪暗中活动手指,血回流时麻麻的,他注意到右后方三四步外就是一条深沟,沟沿长满荆条和臭椿,往下看,黑黢黢的,不知道多深。
那大概是赛马场排水的旧壕沟,少有人走,底下积了雨季的烂泥和碎石。
一个新兵走过来,看样子刚离开学堂不久,军服肩膀空荡荡的。
赵培宪没看他眼睛,在看他的脚,那双脚的军靴不太合脚,鞋跟在地上蹭了蹭,没站稳,左脚踝还微微向内撇着。
就在刺刀要往前送的那半秒钟,赵培宪猛地向后一挫。
麻绳本就留了缝隙,他事先借着站立的工夫把腕骨错开了半寸,肌肉绷了又松,这一下绳子松脱到掌根。
他没有犹豫,右肩沉下去,像块石头一样撞向新兵胸口。
那孩子重心本来就歪,像门板一样仰面倒下,刺刀脱了手,斜斜扎进土里,刀柄还在颤。
旁边的日军嚎了一嗓子,伸手去抓枪栓,赵培宪已经转了身,他没有往空旷处跑,那是找死,而是朝着深沟扑过去。
身后啪的一声枪响,子弹擦着头皮飞过,热辣辣的,他膝盖先着地,顺着沟沿的陡坡滚下去,荆条划破了脸和手臂,血立刻糊住了左眼。
他不敢停,甚至不敢用手护头,就着滚动的势头往沟底一蹿,砸在一堆乱石和烂草上,右肩疼得像是卸掉了。
沟上面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和叫喊,有几束阳光被探下来的头挡住了,投下晃动的影子。
赵培宪蜷在沟底一个凹坑里,浑身是泥和血,气都不敢喘匀,一块石头硌在腰眼上,他硬是忍着没动。
上面又喊了几句,接着一颗手榴弹扔了进来,在不远处炸了,泥土和碎石下雨似的落下来,埋住了他半条腿,气浪掀起的碎石砸在背上,生疼。
日军大概觉得没人能活,又或者是怕耽误训练进度,骂了一阵,脚步声渐渐散了。
赵培宪等了很久,等到蝉鸣重新响起来,野虫子的叫声在耳边起伏,才开始往上爬。
指甲劈了,他就用肘顶,用膝盖蹭,像只受伤的狼,花了大概一个时辰,从沟另一头的灌木丛里钻了出来,又往野地里摸了十几里路。
他昼伏夜行,靠老乡接济几口糠菜,几天后回到了根据地,手腕上的勒痕过了大半年才褪干净,留下一圈浅白色的疤,一到阴雨天就发痒。
战友们说他命大,他蹲在灶台前烤火,伸出两只手比划,只说,那沟够深,新兵够慌。
往后十几年,日本投降,新中国成立,日子像流水一样过去。
1956年6月,太原,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开庭审判日本战犯,赵培宪作为受害者出庭作证,他坐在证人席上,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两只手平放在膝盖上。
他对面坐着几名日本战犯,其中有人当年就在赛马场,赵培宪陈述那天的人数、地点、日军的服装,说到跳沟时,他顿了顿,左手无意识地搓着右手腕那圈白痕。
他抬手指向被告席,手指很稳,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那个被指认的战犯穿着囚服,低着头,后脑勺的白头发在灯光下很明显,自始至终没敢抬眼,法庭记录员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在安静的审判厅里格外清楚。
赵培宪后来活了很多年,据说他晚年散步时,遇到下坡路从不敢跑,走路总是先看脚下。有人问他为什么,他抬起手腕,露出那圈淡淡的痕迹,笑一笑,不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