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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陈玉仁叛变,供出了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王世英,王世英察觉到异常后

1932年,陈玉仁叛变,供出了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王世英,王世英察觉到异常后,就要转移时,特务头子史济美却突然登门拜访!


那会儿,王世英三十岁出头,戴着圆框眼镜,一身灰布长衫,看起来像个寻常的账房先生或是小本经纪人。


实际上,他受中央委派,在上海主持情报工作,手下有一张绵密的关系网,可再绵密的网,也怕从内部撕开缺口。


出事的是新生印刷厂,这个厂子明面上承接商业印刷,暗地里给党内印些文件和传单,负责人陈玉仁三天前在闸北被捕,关进了中统的审讯室。


没人知道他具体挨了多少顿打,只知道他出来的时候,已经换了副嘴脸,把知道的人和盘托出。


王世英的住址、接头暗号、甚至他平时爱去哪家茶馆,都记在了特务的笔录上。


消息传到王世英耳朵里,已经是事发当天的下午,给他送信的是个拉黄包车的交通员,只在巷口喊了声“王先生,你家漏水了”,这是事先约定的警报。


王世英正在屋里整理几份内线送来的情报,听懂了话音。


他没有慌,先把桌上的纸片归类,要紧的几页凑到煤气灯上点燃,塞进火盆,火苗窜起来,舔着纸角,屋里顿时弥漫着焦糊味。


就在他蹲下身,用铁筷子拨弄火盆,确保没有留下整片纸屑的时候,木楼梯突然传来脚步声。


那声音很重,是硬底皮鞋故意踩出来的动静,一步一顿,带着某种示威的意味,紧接着,敲门声响了,三短一长。


王世英把最后一点纸灰碾碎,拍了拍手上的黑灰,他走到门边,没有立即开门,而是透过门缝往外看了一眼。


门外站着三个人,打头的是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方脸,浓眉,嘴角挂着似笑非笑的表情。


王世英认出来了,这是中统上海区的负责人史济美,化名马绍武,手里攥着不少同志的性命。


门开了,史济美没等让,抬脚就跨了进来,眼睛像鹰隼似的扫过屋内。两个便衣守在门口,手插在怀里。


“您是王先生吧?打扰了。”史济美的上海话带着北方口音,硬邦邦的。


王世英侧身让开,顺手把桌上的半杯凉茶倒掉,茶壶拎起来晃了晃:“贵客临门,可惜没热水了,史先生是谈生意,还是抓人?”


这话说得直接,史济美反而愣了一下,随即笑出声:“王先生快人快语。既然你知道我姓史,那省事了,有个朋友想见你,姓陈,开印刷厂的。”


王世英把茶壶搁回桌上,瓷底碰木桌,发出“咔”的一声,他拉过一把竹椅坐下,从兜里摸出烟盒,抖出一根哈德门,没急着点,只在手指间转着。


“陈玉仁啊。”王世英吐出这三个字,语气像是在说一个欠了赌债不还的熟人。


“认得,前两个月印过一批货,包装纸,他多收了两成钱,还没给收据。史先生替他来结账?”


史济美没接话,在屋里踱了两步,他又看向书架,上面摆着几本《申报》合订本和一套《三国演义》,书页泛黄,落着灰尘,像是常年不翻的。


“王先生不是做百货生意的吗?怎么跟印刷厂打交道?”


“糊口嘛,什么赚钱倒腾什么。”王世英终于划着火柴,点上烟,深深吸了一口,烟雾从鼻子里缓缓出来。


“这年头,洋火肥皂不好卖,我给人家牵线印点广告传单,赚个差价,陈玉仁就是其中一个下家,手面不大,还总爱赊账,怎么,他犯事了?”


史济美盯着王世英的眼睛,想从那里面找出点慌乱,可对面这个人只是抽烟,手指夹着烟卷,烟灰长了,还顺手在桌角磕了磕,动作熟练得像个老烟枪。


“他犯了大事。”史济美一字一顿地说,“通共。”


“哟,那可不得了。”王世英把烟从嘴上拿开,眉头皱起来,像是听到了什么倒霉的新闻。


“我说呢,他那批货要得急,颜色又偏红,我还当是哪家胭脂铺的广告。史先生,我可是本分生意人,租界的税照章缴纳,您可别误会。”


史济美挥了挥手,一个便衣走进来,粗暴地掀开床单,又敲了敲墙板,甚至趴下去看床底,除了一个旧皮箱和两双换洗的布鞋,什么也没找到。


史济美又环顾了一圈屋子,窗户开着,风卷着梧桐叶飘进来,火盆里的纸灰被吹得四处散落,更看不出什么了。


“王先生,打扰了,往后咱们说不定常打交道。”


“好说,慢走。”王世英送到楼梯口,还拱了拱手,像个送客的掌柜。


脚步声彻底消失后,王世英没有动,他倚着门框,又点了根烟,确认楼下没有埋伏,才回屋。


他从灶膛里摸出一张用油纸包着的纸片,那是刚才趁史济美转身时塞进去的,最重要的一份名单。火盆里烧的只是些无关紧要的旧报和草稿。


天擦黑时,王世英拎着皮箱出了门,长衫换成了短打,圆框眼镜摘了,戴上一顶破毡帽。


史济美后来才回过味来,派人再去抓,已经扑了个空,这个中统特务头子大概始终想不通,那十五分钟里,到底哪里出了岔子。


一年多以后,史济美在上海法租界被中央特科红队击毙,这是后话。


而王世英继续在上海的暗流里周旋,把那张情报网一点点修补起来,直到完成组织交付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