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军统少将赵理君杀了中统的人,仗着有戴笠撑腰,竟公然叫嚣:“抓我进来的蒋鼎文,真是不识相!”但没过多久他就后悔了!
1942年的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蒋鼎文盯着案头一份密报,眉头锁得很紧。
密报上说,军统豫东负责人赵理君,前几夜派人把中统豫东调查室主任韦孝儒及随从共六人,活活埋在了邙山脚下的荒滩里。
活埋。蒋鼎文把这两个字反复看了两遍,随后抓起电话,只说了一句:“拿人。”
赵理君这一年三十多岁,四川人,早年在地方上就有“追命太岁”的诨号。
他投靠戴笠后,颇受赏识,一路做到军统局本部行动处少将专员,外派河南兼管豫东察事。
这个人办案的手段确实狠辣,沦陷区锄奸也立过功劳,可毛病同样突出,骄横跋扈,把河南当成自家后院。
当时河南战火、饥荒、盗匪交织在一起,第一战区辖地广阔,蒋鼎文需要依靠各种地下力量维持局面。
军统和中统在这种混乱中都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彼此的边界愈发模糊,赵理君正是看准了这种混乱,才愈发肆无忌惮。
中统在那边的眼线早就盯上他了,说他纵容手下贩运烟土,甚至私通敌伪换情报。
韦孝儒比赵理君年长,行事刻板,认中统的规矩,也认战时法律,双方摩擦了几次,赵理君觉得韦孝儒故意跟他过不去,挡了他的财路。
三月里的一个傍晚,韦孝儒收到一张请柬,署名是战区某参谋,约他到洛阳老城一处宅子议事。
韦孝儒带了秘书和两名卫士赴约,进门后发觉不对,院子里站着的人全是生面孔,腰间鼓鼓的。
想退已经来不及了,赵理君的人没打算留活口,当晚就用绳子将几人捆结实,嘴塞上破布,马车拉到邙山脚下。
春寒料峭,黄河滩上风很大,韦孝儒被推进事先挖好的土坑时,嘴里还呜呜地喊着什么,土埋到胸口,呼吸变得困难,再往上,黑暗彻底吞没了一切。
中统那边丢了人,起初还以为是日伪下的手。
韦孝儒的副手带着几个人在洛阳暗访了七八天,从一家车马店的老板嘴里套出话:案发当晚,有几辆马车连夜出城,赶车的人说话带着军统办事处那边的口音。
中统的人顺藤摸瓜,又从一个参与埋人的小特务嘴里撬出了实情,那小特务吓得浑身筛糠,说:“是赵站长下的令,我们只管挖坑。”
拿到口供,中统河南方面直接告到了战区司令长官部,绕过了军统的所有层级。
蒋鼎文拿着口供,把军法处长和参谋长叫到办公室,他把口供往桌上一推,说:
“赵理君活埋韦孝儒,一共六条人命,他军统要搞派系倾轧,我管不着,但搞到我第一战区的地面上,还拿我当瞎子,那就得管。”
参谋长提醒他,赵理君背后有戴笠,动他恐怕会惊动委员长,蒋鼎文哼了一声:“我这是军法处,不是人情场,去抓人。”
军统驻洛办事处那天夜里被围得水泄不通,赵理君被从被窝里揪出来时,居然没反抗,大概他真不信蒋鼎文敢把他怎么样。
南京方面的戴笠接到洛阳急电,气得摔了茶杯,但气归气,人还是要救。
他先给蒋鼎文发去私人电报,措辞客气,说赵理君年轻气盛,若有冒犯,愿亲自来洛谢罪,只求把人先放了。
蒋鼎文没回。戴笠又直接致电蒋介石,强调赵理君掌握豫东大量潜伏网络,此时杀他,等于自断臂膀。
他甚至暗示,这是中统借刀杀人,排挤军统势力。
可蒋鼎文那边也没闲着,这位战区司令长官亲自拟就报告,详述赵理君滥杀同僚、走私贩毒、目无法纪的种种行径,末尾撂下一句重话:若赵理君不死,河南军法荡然,前线将士寒心。
两份电文同时摆在蒋介石的案头,蒋鼎文握有地方实权,又占着法理的制高点;戴笠虽得宠,却也不能明目张胆地包庇一个活埋同僚的凶手。
据说戴笠在呈文中也不得不承认赵理君“手段过激”,只是恳求留其性命戴罪立功。
这种措辞本身就说明,即便是军统局座,也知道活埋同僚这件事太过出格,无法完全颠倒黑白。
蒋介石的批复在十天后到达,手令简短,批准枪决,立即执行。戴笠还想再争,被蒋介石一句“成何体统”挡了回去。
1942年秋天的一个清晨,宪兵推开牢门,赵理君那天穿了一件灰色长衫,头发梳得整齐,看见宪兵手里的提票,脸刷地白了。
他声音发颤地问:“戴老板呢?委员长没看戴老板的呈文吗?”没人回答他。
据当时在场的人后来回忆,他临刑前似乎想写点什么,最终只落下几个歪歪扭扭的字,旁人辨认不清,大约是认罪的意思。
枪声在城外响起时,围观的百姓并不知道死者是谁,只知道是个“少将”。
这起案子当年在国民党高层掀起过波澜,却很快随着1942年河南大饥荒和前线战事的吃紧而被淡忘。
蒋鼎文后来在回忆录里隐约提及此事,只说“整肃军纪,不得不然”。戴笠则失去了一员干将,却也不得不接受这个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