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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26岁李敖穷困潦倒,面临吃不起饭的风险时,给胡适写信道:“胡先生,我

1961年,26岁李敖穷困潦倒,面临吃不起饭的风险时,给胡适写信道:“胡先生,我穷得实在没有办法,两条裤子都进了当铺。”


1961年的台北,李敖站在台北街头一家当铺的柜台前,从布包里取出两条长裤,柜员接过裤子,上下翻了翻,递出两张当票和几百元旧台币。


李敖数了数,钱不够付下个月的房租,也不够买回一张去南港的公车票,他揣着当票走出来,身上只剩一条单裤,风一吹,膝盖以下透心凉。


他没敢直接回台大宿舍,怕同学问起为何只穿单裤,便在街头晃到黄昏,随便找了家面摊坐下,要了一碗阳春面。


热汤喝进肚里,额头微微冒汗,他才觉得膝盖恢复了知觉。


那会儿李敖二十六岁,正在台大历史研究所念书,靠给杂志写稿和零星翻译混口饭吃,稿费的到账时间总比房东催租的日子晚几天。


话说回头,去年他刚写了一篇《播种者胡适》,把胡适从新文化运动到台湾这些年梳理了一遍,发表在《文星》杂志上。


文章出来,胡适本人看到了,还托人带话,说写得不错。大概正因为这层渊源,李敖这次实在走投无路,才决定提笔给胡适写信。


他回到住处,桌上只剩半瓶墨汁,几张粗糙的横格纸,他蘸了蘸笔,开头写“胡先生”。


信里的句子不长,也没怎么铺垫,写到后来干脆摊开讲:“我穷得实在没有办法,两条裤子都进了当铺。”这句话半是诉苦,半是年轻人特有的自嘲。


写完他从头看了一遍,折好,塞进信封,贴上邮票,走到巷口扔进邮筒,信纸轻飘飘落进去,他站在邮筒旁抽了半支烟,才慢慢走回住处。


信到了南港中研院。胡适那会儿年近七十,腿脚不好,办公室里常年放着一根手杖。


他拆开信,摘下老花镜,凑在台灯下看了两遍,信纸上有些字迹晕开,不知是墨水太差还是写信人手心出汗。


胡适读完,没说什么,只是从抽屉里取出支票簿,旋开钢笔,填下一千元台币的数目,一千元在当时不算小数,差不多抵得上普通公务员两三个月的薪水。


有意思的是,胡适提笔时大概想起四十年前的上海,那会儿他还在沪上的阁楼里,靠给《竞业旬报》写稿和教英文课换几个铜板。


房租催得紧的时候,他也曾把外套送进当铺,在寒风中缩着脖子走回住处。那种滋味,他尝过,所以李敖信上的每一个字,他都读得懂,不需要解释。


支票填好,胡适另取一张信纸,只写了几行,大意是让李敖安心念书,不必着急还钱。


他把支票和信叠在一起,装进信封,按铃叫来工友,嘱咐今日便寄,工友接过信封,见收信人写的是台大某个学生宿舍,也没多问,转身就往邮局去了。


几天后,李敖在宿舍楼下收到这封挂号信,据他后来多次回忆,那天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拿着当票和支票去赎回两条裤子。


当铺柜员认出他,接过当票,把裤子叠好递出来,李敖把裤子夹在臂弯里,拐进隔壁的干货铺,买了半斤肉。


晚上他在租来的小屋里煮了一锅红烧排骨,热气漫上来,窗玻璃上全是白雾。


这笔钱撑着他走过了最难的那段日子,他感谢胡适的及时雨,却又把这份感激包裹在几分玩世不恭的措辞里。


旁人看他不肯好好说谢谢,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那点自尊心太薄,薄得像那两条刚赎回来的裤子,经不起太用力的揉搓。


胡适在1962年二月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两人这段往来不过年把时间。


很多年后,李敖在台北的书房里始终挂着一幅胡适的照片,框子还是早年的木头框,漆有点剥落。


有客人问起,他不讲大道理,也不谈文化贡献,只摆摆手说:“老头子人还不错。”墙上那照片挂了数十年,日晒风吹,位置都没挪动过。


窗外又是台北的雨季,偶尔有年轻人走进旧书店,翻到泛黄的书页里夹着这段往事。


信早已不知所踪,支票也早就兑了现,可当年那个从抽屉里取出支票簿的动作,和臂弯里夹着两条长裤的脚步声,似乎还在走廊尽头回响。